第二章 首都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预期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经济和社会持续高速发展需求，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其中，作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高校扩招政策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政策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推进了高等教育由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的历史进程。据统计，在1999—2008年的十年时间里，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159.68万人增加到607.6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5%增加到23.3%，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跃居世界首位。高校扩招政策对于教育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但这一政策有无负面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相关争论则由来已久，难有定论。正方认为扩招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提高了国民素质，适应了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产业更新换代的需求；反方则强调由于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扩招造成了规模与质量、规模与投入、规模与就业、规模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其中以规模与就业的矛盾尤其突出。很明显的一点是，自扩招以来，由大学毕业生求业数量远远超出招聘岗位数量而导致的“知识失业”问题日益凸显（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

聚焦到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高校扩招政策直接冲击的是学生个体的教育投资决策行为。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付出的成本快速上升，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生均学杂费从3341元/年迅速增加到2005年的5365元/年，学费水平持续高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低于城镇生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并在2000年之后高于全国人均GDP的50%（张炜，2009）；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可能获得的回报，即收入预期，则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进入大学的门槛降低，但由于“就业难，收入低”，获得较高收益的风险水平也同时上升，譬如近年来高考弃考人数明显增加即反映了考生收入预期水平的调整（蒋平和王正惠，2009）。

本章利用2003年和2009年两次微观调查数据，对高校扩招政策背景下我国高校毕业生收入预期水平的准确度、差异性、影响因素和动态变迁进行了实证研究。这项研究既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收入预期，也即收入期望（wage expectation），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决定教育投资决策行为的关键性因素（Dominitz and Manski et al.,1996）；学生个体通过将接受高等教育的收入预期与其他投资形式的潜在收益进行对比，从而就入学和专业选择等行为做出合理决策，进而影响到其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倾向和就业意愿等。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依据教育的市场回报情况选择最优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类型，在均衡情况下，教育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教育收入预期的边际收益，二者都等同于市场利息率。但就收入预期如何形成的问题，学者们一直所知甚少：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模型下，通常假设个人拥有关于不同情境中市场工资水平的完美信息，并通过处理这些信息形成对未来工资水平的无偏预期（Manski,1993）；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模型则假设，个人仅掌握有限信息，其通过对市场工资水平及变动情况的了解和积累，形成关于自身未来工资水平的预期，预期可能是有偏的，预期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一段时间里劳动力市场供求波动状况的灵敏反应（Freeman,1976）。一般认为，通过判断收入预期水平符合实际情况的准确程度，可以间接检验理性预期模型的可信度（Betts,1996）。

但是，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对于收入预期的研究都较为缺乏。一方面，预期数据本身往往难以搜集和整理；另一方面，这可能与预期数据所具有的主观色彩有关，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搜集和分析确凿的数据（Manski,1993）。目前来看，曼斯基（Manski）及其合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的一系列研究（Manski,1993,2004; Dominitz and Manski,1996）奠定了本领域的研究基础，尤其在研究设计和测量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史密斯和鲍威尔（Smith and Powell,1990）利用1986年的数据对338名美国中西部大学生收入预期的研究、贝茨（Betts,1996）对1992年和199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1269名在校生收入预期的研究，和尼科尔森（Nicholson,2005）对1970年到1994年间3807名医科大学生在校四年间收入预期变动情况的研究，基本描述出了美国高校本科生收入预期水平和人际差异的大体轮廓；布鲁奈罗和卢奇佛拉等人（Brunello and Lucifora et al.,2004），尼德和德客（Need and Jong,2008）对欧盟十国高校学生收入预期的人际差异和国别差异开展了初步的对比研究。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预期水平的影响因素问题是研究重点。在收入预期遵循同质形成机制的假设下，不同研究设定的具体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一些变量始终是研究人员的关注焦点。以性别为例，男性和女性的市场工资水平存在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客观差异对主观收入预期的影响还相对模糊。多数研究认为基于性别工资差异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女性毕业生会主动降低预期；也有研究依据社会学分层理论和自我强化（self-enhance）理论，认为毕业生个体会在主观上模糊这种差异（Smith and Power,1990）。除性别外，关于个人背景特征对收入预期影响关系的讨论也相对较多，早期研究认为家庭收入会影响子女对金钱的态度，进而直接影响其收入预期水平（Smith and Power,1990）；贝茨（Betts,1996）指出较好的家庭背景会产生学习效应和群组效应（learning and cohort effect），确保毕业生对未来市场收入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期；布鲁奈罗和卢奇佛拉等人（Brunello and Lucifora et al.,2004）将家庭背景对预期的主要影响归因于人际网络资源的多寡；劳斯（Rouse, 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家庭收入对于预期水平基本没有影响。此外，同类研究中涉及较多的影响因素通常还包括学校、专业、年龄、劳动力市场经历等。通过研究不同变量对收入预期影响方向和影响幅度的差异，将有助于对收入预期的人际差异生成模式和具体差异情况有更清晰的认识。

在国内，陆续开始有研究对高校学生收入预期的准确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例如丁大建等（2003）和毛丽阳（2009），但多数还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说明阶段，缺乏分析框架的构建和对数据背后关联性及影响因素的深入探讨。从时间维度探讨预期变化的研究更处于缺失状态。鉴于此，在现阶段对高校学生的收入预期情况开展研究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里可以做出的一个判断是，伴随十年来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进和深化，高校毕业生群体的收入预期水平也必将经历动态变迁过程。这种动态变迁呈现出怎样的趋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具体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这些正是本章想要回答的问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在微观层面上了解个体的教育投资决策行为和测算高等教育的实际回报率，在更广泛层面上把握高等教育投资现状、预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变动趋势，以及更为全面地分析高校扩招政策的实质性影响。

其中，对收入预期的变迁趋势进行研究将是本章的一个重点，其目的不仅在于从时间维度勾勒出收入预期水平的波动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这种波动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不同变量对收入预期影响方向和影响幅度的动态差异。如前所述，源于收入预期本身的主观性和特殊性，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对于预期变迁的研究基本没有成熟范式可以借鉴。

本章将分四个步骤探究高校毕业生收入预期的情况和动态变迁趋势：首先研究收入预期的准确度和差异性；其次估计分年度情境下相关要素对收入预期水平的影响情况；然后利用跨年度数据估计从2003年到2009年外部市场环境变动对收入预期水平的具体影响；最后对收入预期水平的年份差异进行分解，并具体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