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剧”是个宽泛而笼统的概念。

在字面上，“国剧”有“中国戏剧”的意思。在国际视野下，“戏剧”属于艺术领域的舞台表演范畴，有话剧、歌剧、舞剧、哑剧等形态。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戏剧则称之为“戏曲”，近现代以来有“声腔剧种”之分。国际视野下的戏剧形态与中国戏曲的剧种形态属于两个概念范畴。当代除了全国流行的“话剧”和“戏曲”之外，又有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戏剧”。因此，面对国际性戏剧范畴，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下，在“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下，中国的“国剧”势必发展为东西方戏剧形态交汇，笼统而宽泛。

历史上按“文体”观念，在封建一统的元、明、清时代，元杂剧与明清传奇可以说是汉文化圈内中华戏剧形态的主流，相当于“国剧”。然而，作为“文体”的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并没有强调表演艺术层面。就唱腔来说，中华大地上南腔北调，元代戏剧就有“南曲”和“北曲”的不同音韵；明代后期乃至整个清代，“昆、高、梆、黄”几大声腔在民间崛起，形成了不同的“声腔体系”（简称“腔系”）。戏曲腔调的差异，表现为数以百计的“地方戏曲剧种”形态。

腔调与语音紧密相连，戏曲的场上表演不同于书面文字。尽管不同地区的“地方戏曲”往往用统一规范的官方语言（“官韵”、“官白”），与方言交汇，有的甚至采取“加滚”的方法，以通俗的“滚白”、“滚唱”阐释文言唱词，但即便如此，也没有统一到规范使用“国语”、“国音”的地步。迄今为止，“地方戏”依然使用以方言语音为主的、差别较大的“腔调”，不能贸然改变。

语言语音问题相当复杂。清末曾有人主张以“官话”为“国语”，但不能一蹴而就。民国初，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韵学的专家们（包括民国初期的钱玄同，以及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等），都曾经努力制定和推行统一的“中华新韵”，以之为“国语”。“中华新韵”的“国语”曾经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直至20世纪50年代前后，我在江苏无锡和苏州读小学和中学时，语文教科书仍叫“国语”，后来改为“文学”、“汉语”两门课程，进而改为“语文”。1955年，《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普通话”的标准提法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规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50年代以来，“普通话”取代了“国语”，而且“推广普通话”被列入了国家宪法。

就戏剧范畴而言，“国剧”需要使用国家语言，场上表演尤其体现为统一的国语国音。在书面的文字符号之外，声音符号的方言更为复杂。与新文化运动语言学界推行“国语”相适应，戏剧界的“国剧运动”自然也会遇到“国语”、“国音”的问题。在戏剧实践中，百年前的“新剧”，以及话剧、电影，都曾经统一使用民国时期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与时俱进地使用“普通话”，至今犹然。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为了看懂话剧和电影，我认真学习“国语”，适应了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听懂。至于戏曲，则以京剧最为接近国语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因此相应地通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而且被喻为“国剧”。按不同的视角，民国时期“话剧”与“京剧”一度都被视为“国剧”的代表。

清末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后，国家走向“民主共和国”的体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新旧文化的转折点。当时，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汇，文艺界百废待兴，学习西方一度成为激进的思潮。关于“新剧”与“旧剧”，“五四”前后曾经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的论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洋知识分子回归本土，开始冷静地着眼于扬长避短、建设中西结合的新戏剧。因此，关于“国剧”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于二三十年代，尤其表现在“国剧运动”及同时期“戏曲改良”思潮中以京剧为主体的“国剧”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