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规定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古典学派的概念，并对古典学派做了严格规定。马克思的规定是我们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指南，同时也是我们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学派的种种荒谬规定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的古典学派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古典派”这一概念，第一次对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做了深刻的阐述，指出：“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第一次确定了英国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限和下限。马克思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正好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正像它在十七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

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他说，古典经济学家“敢于无情地从纯粹形式上描述生产关系”, “能够在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上即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上掌握生产关系本身”。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第一次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做了对比，指出庸俗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社会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揭露庸俗经济学家妄图“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

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杰出著作，公布了自己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部分成果，其中包括自己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规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做了系统的深入研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做了深刻的阐述，对李嘉图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李嘉图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做了经典的、历史的评论。马克思说：“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做了大量论述，指出：古典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 “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 “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 “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

1867年，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古典学派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以往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的大量论述，在《资本论》中被凝缩为一个精炼的定义：“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还是只对这种关系的外部联系做出辩护性的描述和说明，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反，“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又对古典学派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古典学派能够存在的特殊历史条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斗争不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他说：“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又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必然为庸俗经济学所取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同意一位评论者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公开宣布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自己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他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

1877年，马克思在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写的《<批判史>论述》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关于古典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古典学派的产生时期的论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不只包括配第发表著作的整个时期，还包括从洛克、诺思发表经济理论著作的1691年到休谟发表经济理论著作的1752年这段时期。杜林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中抹杀了从洛克、诺思到休谟之前这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还抹杀了休谟和斯密之间的斯图亚特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因而受到马克思的严肃批判。

从上述马克思关于古典学派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主要认识。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并要求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的使命是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比封建社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竞争的表面现象，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寻求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研究并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只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尚未发展的历史时期，只有在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或只在个别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是科学。当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并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之后，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采取了鲜明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以后，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必然为伪科学的庸俗经济学所取代。

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自己的历史的上限和下限，这种上限和下限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成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产生时期、发展时期和完成时期，都有一批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从不同方面对古典经济学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贡献。

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科学因素和庸俗成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时期，它的庸俗因素就已经被庸俗经济学家分离了出来，发展成与古典理论相对立的庸俗理论。不论庸俗经济学家以何种方式把自己装扮成古典经济理论的继承者，他们始终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理论的鼓吹者。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