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货币政策对价格链条传导机制的影响
在上文中，我们将RMPI、PPI、CGPI和CPI纳入一个动态向量模型系统内，分析了上中下游价格彼此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前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价格之间的互动分析，尚未考虑货币因素对价格传递机制的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紧密联系的观点（如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的观点）对价格传递机制的研究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为此，我们这里将中国M2增长率（同比）加入到已有的VAR模型中，进而通过与前面类似的经验分析过程来判断货币供给增长率对我国上中下游价格的动态驱动效果，检验货币供给因素直接驱动了哪些价格指数。同时，对加入货币供给因素的增广模型进行分析还可以考察前文分析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说明M2增长率（M2 GR）的数据来源以及平稳性特征。M2 GR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样本区间与价格指数的区间一致，为1998年1月到2009年6月（见图4—3）。在这一样本区间内对M2 GR及其一阶差分形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分别是0.13和0.000。这说明在传统显著性水平下，我们可以判定M2增长率为一阶非平稳序列，即I（1）序列。这为下面的协整分析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基础。另外，我们在本章开始已经说明，所有价格指数实质上是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形式的，因此使用M2增长率与四类价格序列构建VAR模型符合变量指标数据处理的一致性原则。
图4—3 M2增长率与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1998年1月—2009年6月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基于以上对M2GR数据的分析，我们首先按照第三节介绍的Johansen协整检验过程，对四类价格指数与M2 GR所组成的VAR模型进行协整个数检验，结果报告在表4—6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和极大特征根统计量对应的p值分别为0.061和0.069。这表明虽然四类价格指数以及M2 GR所组成的向量系统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被拒绝，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可以被拒绝。而对于协整关系个数的第二轮检验，即存在至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在传统显著性水平下不能被拒绝。
表4-6 增广模型的Johansen协整关系个数检验结果
注：协整模型的设立与表4—3中的过程相一致，*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统计量具有统计显著性。
综合起来看，表4—6的检验结果显示，在1998—2009年的样本区间内，我国货币供给增长率与价格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有了这样一个长期均衡关系作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模型系统内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而考察货币供给因素与不同阶段的价格之间的驱动特征，并判断加入货币供给增长率后上中下游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否发生了改变。
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依据协整检验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对四类价格指数与M2 GR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4—7归纳了加入M2 GR的增广模型对应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检验过程与表4—5对应的过程完全一致）。基于我们本节的研究目的，表4—7中以下三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M2GR对中下游的CPI和CGP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M2GR对上游RMPI和PP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有显著性（观察表4—7的第2行）；第二，与表4—5相比较，这里对加入M2GR的增广模型进行检验，除了RMPI对CP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由原来的显著变为不显著之外（表4—7的第3列），上中下游价格之间的动态传导效应均没有显著改变；第三，所有价格对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都不具有显著性（表4—7的第2列）。
表4-7 加入M2GR的增广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注：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由VAR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检验与系数排除性检验共同确定为4 （最大设定为6）。
以上结果有三点重要启示。首先，货币供给增长率对我国下游价格具有直接的动态驱动作用，而对中下游价格没有显著的直接动态传递性。这一发现与第四章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变化没有直接反映在下游CPI价格上。但这里的研究结果更进了一步，我们看到货币供给增长率对上游价格的动态传导是显著的，而上游价格又对CPI有显著的传递性。从这个角度看，货币供给增长率对上游价格的作用是直接驱动的，而对中下游价格的作用则可以看成是间接驱动的。
其次，从不同价格的动态传导机制来看，加入货币供给增长率变量只对RMPI与CP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带来了细微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向量模型系统自变量增加而影响了回归估计中的自由度和共线性程度。但从总体上看，增广模型对应的结果基本上没有改变前文的研究结论。因此，本章所发现的上中下游价格传导具有稳健性，特别是价格传导方向与第三节的结果完全一致。
最后，价格变化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动态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点暗示出中国人民银行在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M2）的过程中，在由价格和经济增长等因素组成的信息集中更多地关注的可能仍然是经济增长。当然，这与我国每年新增相当规模的待就业人口的基本国情是一致的。因为只有确保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吸纳就业人口，合理调控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