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初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
近年来发表的左云鹏同志的《明代徭役制度散论》（以下简称“左文”）和唐文基同志的《明中叶东南地区徭役制度的变革》（以下简称“唐文”）
都探讨了明初徭役制度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有启发的见解。但拜读之后，感到二文在某些问题上对史料的理解和运用稍欠严谨，有些论点值得商榷。其中如左文关于明初杂役在洪武二十七年才出现，并一开始就实行“十年一轮”的论点，与史实相违甚远；唐文将“出办上供物料及支应官府一岁经常泛杂支费”归作明初里甲正役勾摄公事的任务，亦与明初制度不合。由于这两个问题同后来赋役制度变革的内容有密切关系，本文试图作一些探讨，希望得到左云鹏、唐文基以及其他同志们的指正。
一、明初的杂役及其佥派办法
左云鹏同志的文章认为：“明代的‘役法’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编制黄册时所确定的，以‘丁粮多寡’为准则，以‘十年一轮’为方式的征役制度。”到洪武二十七年，由于“驿站的差役过重，见年里甲无法承当”，于是，“在‘十年一轮’的‘见年里甲’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十年一轮’的‘杂役’”。此后，“原来‘由见年里甲’点充的项目，大部转到‘杂役’项下”。左文在这里将明代的杂役说成在洪武二十七年才出现，并且一开始就实行“十年一轮”的征役方式，是不符合明初徭役制度的。事实上，明初的徭役一开始就分为里甲正役与杂役两大类，里甲正役按洪武十四年制定的十年一轮的方式轮役，而杂役则一直是按丁粮多寡佥点，直到正统以后陆续推行均徭法时，才将一些经常性差役项目按与里甲正役相同的方式，即十年一轮的方式编派。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讨论。
明代的杂役，是相对正役而言的，大凡祗候、禁子、弓兵、马夫、水夫、铺兵等为官府服务和维持治安秩序的差役，以及修城、营建、浚河等劳役都统称为杂役。在洪武元年，明王朝一建立，就对这些徭役的佥派分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如兴建京城而征发的均工夫役，其办法是“田一顷出丁夫一人”。除了均工夫役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洪武元年发布的《大明令》中规定了祗候、禁子、弓兵的佥派方法：
凡府州县额设祗候、禁子、弓兵，于该纳税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人户内差点，除纳税粮外，与免杂泛差役，毋得将粮多人户差占。
左文认为在洪武二十七年首先从正役中分出的驿传各役，也在洪武元年就制定了具体的佥派办法。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载，洪武元年正月，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并对各役规定如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每舡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余如马站之例”。递运所水夫，“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铺兵，“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上述规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按田粮数额作为佥派的标准。但实际上，承担徭役的客体是户，田粮数额只不过是用以作为佥役轻重的标准而已。再者，明初也并非完全不考虑丁额，如上引铺兵一条就以“有丁力”作为一个条件，洪武五年，朱元璋亦曾明确指出：“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可见，只要有可能，人丁多寡的因素还是要考虑的。
既然洪武元年已对一些主要的杂役明确规定了征派的办法，那就是说，在里甲正役十年一轮的征役制度建立前，就先有了佥点杂役的制度。因此，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洪武十四年建立里甲制后，有没有将原来佥点杂役的办法取消，十年一轮的方式，是不是所有徭役的征役方式？为讨论方便，我们知道《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所载洪武十四年建立的黄册里甲制的基本内容是：
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多粮者十人为之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
这里确实是规定了“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凡十年一周”的办法。但是，由这“里长一人，甲首十人”（明代称为“见年里甲”）应当的役，是“管摄一里之事”。由其他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其任务是“催办钱粮，勾摄公事”。至于是不是凡是政府征发的各种徭役都由这“见年里甲”承当，这里并没讲清楚，我查找了其他文献，也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不过，在洪武年间编制赋役册的过程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洪武十四年所编黄册，既是户籍册，又是赋役册。十年一轮的徭役就是按黄册所排定的次序来轮流应役的。如果说，明初徭役全都是按十年一轮的方式轮役，那么初时编定的黄册就足以作为佥派徭役的依据了。但是，到洪武十八年，明朝政府又着手编造另一种赋役册。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八年正月己卯，命天下府州县官，第其民户上中下三等为赋役册，贮于厅事，凡遇徭役，则发册验其轻重而役之，以革吏弊。”这种册籍与十四年所造的黄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册籍。黄册以其排定的里甲次序作为轮流应役的依据，而十八年编制的赋役册却是以所排定的户等来作为征派徭役的依据。这就透露出一个事实：明初的徭役中，确实有一些不是按十年一轮的方式来征发的，这些徭役统称为杂役。
我们从洪武二十六年编纂的《诸司职掌》中也确实可以看到有一些徭役不是按十年一轮的方式征发。如每年用于修缮在京城垣河道的夫役，是按“每四丁共凑一夫”的办法征发；巡检司弓兵，则是“照例于丁粮相应人户内佥点”；至于左文多次提到驿传各役，直到洪武二十六年仍完全沿袭着洪武元年所定的旧制，显然也不是在里甲轮役的系统内编派。
有一点需作说明，虽然初时为了适应两类徭役征派的不同要求，先后编造了两种赋役册，但它们实际上是可以合并的。于是到洪武二十四年重造黄册时就将户等的内容造入黄册中，不复另造三等赋役册了。在先一年户部奏重造黄册时，就明确指出：“其排年里甲，仍依原定次第应役，……其上中下三第人户，亦依原定编类。”此后，征派里甲正役和杂役都以同一黄册为依据了。但是，正役所依据的是里甲排年的次序，杂役所依据的是户等。正如《诸司职掌》所明确规定的：“凡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开军民灶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当外，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可见左文以为杂役在洪武二十七年才出现，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那么，杂役在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有没有如左文所说那样实行十年一轮呢？左文提出这点的主要依据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所载的江西乐平县（左文误为“栾平县”）民方处渐在洪武二十七年提出的一条建议。从这条建议的字面上看，他提出的办法确与后来均徭法的办法相似。但实际上，明朝政府并没有按该办法实行。据是书所载，朱元璋看到这个建议后，便“命户部集百官议之”，户部尚书郁新等提出：“天下水马驿递运所夫，其役至重，虽蠲其税粮而久不得代，困乏之故，皆由于此。（引者按：可见不像左文所说那样由于见年里甲难以承当）今后不须免粮，但于各布政使司所属境内，计水马驿递运所船马车牛之数，以所隶民户田粮，照依旧佥粮额，加倍均派，不分民匠，依次轮充，周而复始，……”朱元璋则认为：“若依旧例粮数止加一倍，恐不足以苏民力，命增至五倍，余如所议。”可见，明朝政府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扩大应役面，而不是按方氏提出的办法来实行。因此，《明太祖实录》的这段记载，并不能证明杂役在洪武二十七年已开始按里甲次序实行十年一轮了。
至于左文所引的何乔远、海瑞、邵廷采等人的言论，更不能作为明初杂役十年一轮的论据，因为这三个人是明后期和清初的人，左文所引的话，讲的都是均徭的轮役办法，怎么能用来说明均徭法出现之前的制度呢？
关于明初杂役的佥派办法，明代人倒有一些记述讲得很清楚。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之等，不拘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成化二年，任礼科给事中的丘弘亦说：“向者，均徭未行，但随时量以户立差（应作“量户以立差”），一年之中，或止用三、四户而足。”浙江《永康县志》则云：“今制，（引者按，从上中文看，这里所谓今制，是指明初实行均徭法以前的制度）凡杂役皆点差，而以上中下三等定其轻重，盖有司得随事专制，非若里甲有一定之役次。”根据这些记述，我们认为明初杂役佥派办法大体上是：第一，官府临时根据需要来征派，没有一定的定额；第二，根据役的轻重按户等点差；第三，每年应役的人数是不相等的，不一定由某一甲应役；第四，不像里甲正役那样有一定的轮役次序。简言之，明初杂役的佥派是“临期量力差遣”，而不是实行十年一轮。
表面看来，这种根据实际需要来征役、按户等高低来点差的办法，似乎很合理公正，但实际上是越来越弊端百出。因为既然没有一定的定额，官府就往往为满足各种私欲而随意增派徭役，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更严重的是，点差徭役的权力掌于里长之手，而明初里长大多由地主充任，他们“往往优形势户而摊之单小”，结果造成“豪民巨室，终身不一劳，下户单丁，三年而两役”的徭役负担不均的局面。为了革除这些弊病，使徭役负担均平，正统以后，各地陆续推行了均徭法改革，将一些经常性差役的定额固定下来，编制均徭册，每年由一甲应役，实行十年一轮，在应役年份上与正役错开。均徭法改革虽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或有不同的内容，但其共同点都是以实行十年一轮为编派徭役的办法。如夏时说：“奏行均徭法，五年而正役之，又五年而杂役之。”朱英说：“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为限，一役九休，民甚称便。”韩雍说：“首行均徭之法，编册轮役，一劳九逸。”崔恭说：“立均徭法，酌轻重，十年一役，遂为定例。”既然均徭法都是以实行十年一轮为改革的主要内容，那么，改革前的杂役不是实行十年一轮就是无可置疑的了。
值得指出的是，左云鹏同志在文章中认为，夏时等人创行的均徭法“并无新的内容”。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之所以会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观点，显然是对明初杂役佥派办法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
二、关于里甲正役的任务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里甲正役的任务是“催办钱粮，勾摄公事”。所谓“催办钱粮”，就是由值年的里长甲首催征收缴本里钱粮，这比较容易理解，这里不准备讨论。至于“勾摄公事”，梁方仲先生认为就是拘传罪犯，此外，“词讼买办等项公事，亦在勾摄范围之中”。明代初年的里甲正役的任务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唐文基同志的文章在谈到明初里甲正役的任务时，将勾摄公事的任务归纳为四项：“第一，管理本里人丁事产”；“第二，清勾军匠，根究逃亡，拘捕罪犯”；“第三，到各级政府衙门‘承符呼唤’”；“第四，每岁里长以其甲之十家，出办上供物料及支应官府一岁经常泛杂支费”。我认为，这第四项是很值得讨论的。事实上，在明代初年，里甲正役并无“出办上供物料和支应官府一岁经常泛杂支费”的任务。为什么要将这一点提出来讨论呢？我们知道，出办上供物料和供应官府的各种费用，是明代里甲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明中叶以后关于里甲正役的种种调整和改革，都是随着这项负担的加重而展开的。只有明确了这项征派本来不是里甲的基本任务，才可能对后来里甲役制改革的原因和意义有更清楚的认识。
我们首先讨论所谓见年里甲“出办上供物料”的问题。所谓“上供物料”，本是“上供”和“物料”的合称。“上供”又作“上贡”，也称“岁贡”或“岁供”，一般指各地向皇室进贡的土特产。物料主要指官手工业的原材料、政府的办公用品以及军需装备等物品，由地方办纳的一般叫“岁办”或“岁派”。上供和物料本来是有区别的，如浙江太平县，在洪武初分为岁贡鱼、蛤、米、茶芽、蜂蜜、药、猪、黄蜡、鹅等；岁办则有缎尺、皮张、历日纸、颜料、弓矢弦翎等。但由于明代规定物料也由各出产地办纳，必须是各地的土产，所以上供和物料往往被混为一谈。《明史·食货志》云：“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就是将二者视为一事了。又《福州府志》载：“国朝上供之数，洪武间有杂色翎毛、皮、角、弓弦及荒丝之贡。”我们和前引《太平县志》对照一下，不难看出，这里的所谓“上供之数”，即是在浙江岁办中的项目，可见两者确实没有很明确的区别。因此，在明代史籍中，也就往往统称为“上供物料”，不复区别了。
在明代初年，上供物料的征派，并无统一的办法。弘治年间，吏部尚书马文升说，洪武时，“凡一应供用果品、牲口、颜料等项，俱于粮石内免粮买办”。大约同时期的何瑭亦说：“国初于公用物料，犹令税粮内折纳，或官钱收买，故民财未甚费。”这里所提到两种办纳方式，我们可以从《诸司职掌》中看到具体的例证。如关于税粮折纳的，规定“每岁公用段尺，……并行外局织造，所用物料，除苏木、明矾，官库足用，蚕丝、红花、蓝靛，于所产去处税粮内折纳”。至于由官钱收买的，《诸司职掌》中明文规定的就有颜料、翎毛、军需品、造船材料等，为节省篇幅，就不一一摘引了。除上述两种办法外，有些物料是由官府“借倩人夫采取”，也有一些是由某些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户负责供办。总之，我们从明初的文献中，并没有看到由见年里甲出办上供物料的材料。
诚然，上述材料只是反映了制度上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并不能排除往往会出现“吏卒夤缘肆贫，（民）所得之值，不偿所费”、“名为和买，其实强取于民”的情况。但是，这些行为在明初几朝都屡有明令严禁，如仁宗初即位，就谕令：“凡合用之物，必于出产地计值市之，若仍蹈故习，一概科派，以毒民者，必诛不宥。”明初统治者的态度，充分说明了，由见年里甲出办上供物料，绝不是明初的制度。
但是，也必须指出，上供物料的办纳，并不是与里甲组织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里甲这个组织，是田赋和一切徭役的主要负担者”。既然见年里甲的任务是“催办钱粮，勾摄公事”，那么，由税粮折纳的物料，当然是由见年里甲催征；官钱收买的，也自然要委派值年的里甲人户去买办（明代一般由城镇的坊里铺户负责）。但无论催征还是买办，都和后来的“出办”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催征和买办，只是出力奔走，纯属徭役负担，而“出办”则是缴纳实物或货币，主要属于贡赋。那么，本来只是催征、买办的任务又是怎样变成“出办”的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我们仅述其大略：首先是由于政府支出收买物料的款项，每每被大小官吏逐级侵吞，实际落到里甲人户手上已为数不多，甚至落不到里甲就被完全吞没了。开始时，朝廷还企图用严刑峻法来严禁，但显然没什么效果，这种情况越往后越严重。加上政府财政开支越来越庞大，经费越来越困难。于是，就干脆“官给价钞多为吏胥所侵，惠不及民，由是不复支给”了。官府不再支钱，人民为官府办纳的物料的种类和数量却有增无减，“买办”就自然变成“出办”了。至于由见年里甲催征的，即如《（康熙）宁化县志》所说的那样：“若三办之料，初皆敷之轮甲该年催之而已，以其名色繁多，科派杂扰，于是该年米石丁人，各为银七钱以供之，而赋始及于丁矣。”所谓“该年”是指值年的里甲，即“见年里甲”。开始时见年里甲的任务只是催征而已，后来征派的数量越来越多，名目越来越繁，催征越来越困难，往往是由见年里甲赔纳，于是干脆改按见年里甲的丁粮数来征派。在这之前，应该实际上也是由里甲出办的了，但还没有一定的制度，所以按见年里甲丁粮每石每人各征粮七钱的办法的制定，就使见年里甲出办上供物料制度化了。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
在“出办上供物料”成了见年里甲的一项正常负担后，人们就将它也视为里甲正役的一部分了。章潢《图书编·论差役》说：“今上供公费出于田赋之外者，皆目之曰里甲，盖言阖县里甲所当任也。”习惯上将“出办上供物料”视为里甲正役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它是由见年里甲来负担，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里甲正役本来的任务。它作为一种贡赋和作为徭役的里甲正役是不同的，更不能如唐文那样将其归入“勾摄公事”的项目内。即使根据何乔远在《闽书·版籍志》所说的：“岁轮一甲见役，专掌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及出办上供物料”，也只反映了“出办上供物料”是“催办钱粮，勾摄公事”两大基本任务之外的负担。正是由于上供物料与里甲正役是不同的赋役项目，明代不少方志都是将两者作为不同的项目分别记载的，大多数地区的里甲正役折银也不包括物料。因此，将两者混为一谈，无助于我们正确了解明代赋役制度演变的情况。
出办上供物料之外，还有“支应官府一岁经常泛杂支费”，这项负担与出办上供物料有些不同，它在明中叶时是直接作为里甲正役的主要负担的，所谓里甲均平银，主要出自于此项负担。但是，在明代初年它亦非里甲正役的基本任务。关于这一点，明代人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海瑞《兴革条例》曰：“里长十年一役，事在催征钱粮，勾摄人犯，他非所与，流弊至今，官府中百凡用度，一一责之。”刘光济《差役疏》曰：“惟州县设有坊里，轮年当差，乃庶民往役之义，自勾摄公事，催办粮差之外，无他事也。奈何有司不加体恤，凡祭祀、宴飨、造作、供帐、馈送、夫马、百尔费用，皆令坊里直日管办。”何乔远《闽书·版籍志》云：“里甲之役，其始催征钱粮、勾摄公事而已，后乃以支应官府诸费。若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浸淫至于杂供私馈，无名百出。”
在朝廷方面，甚至到嘉靖时还将向里甲科派泛杂支费视为非法。万历《明会典》卷二十载：“嘉靖六年令：抚巡等官查考各州县，有令见年里甲本等差役之外，轮流直日分投供给米面、柴薪、油烛、菜蔬等项，及遇亲识往来，使客经过，任意摊派下程，陈设酒席，馈送土宜，添拨脚力者，拿问罢黜。”这当然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但毕竟能说明，支应官府的泛杂支费确实不是里甲的“本等差役”。
总之，里甲正役的任务在明代初年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催征钱粮、勾摄人犯以及承办一些词讼买办之类的公务而已。后来，朝廷所需的物料以及地方官府的开支逐渐向里甲征派，各级衙门都向里甲伸手，征发的款目和数量不断增加，正役的任务才越来越重。但在这同时，大户逃避差役的办法也越来越多，小户的赋役负担则日益加重，造成里甲供税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证税源，维持政府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明中叶以后，一些地方官相继对里甲役制进行了种种调整和改革。由于这是一个需专文讨论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原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