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家族小说研究的比较视野与格局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和经济条件的重要转型，社会剧变中的中国人寻找精神依赖和文化根基的迫切心理，以及家族这一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得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呈现一种异常迅猛的发展态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中国当代家族文学历经政治、经济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绵延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应该看到，国内学界对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一是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著作，如曹书文的《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等，这些著作分别从家族文化与文学及其母题形态的关系着手，考察了家族文化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性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是出现了一批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对中国家族文学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如华东师范大学叶永胜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包学菊的博士学位论文《何以为家——东北沦陷区文学中的家族家庭视界与叙事》、曲阜师范大学楚爱华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明清到现代家族文学流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俞春玲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家族文学中的性别叙事》等；三是涌现了众多关于家族文学的论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卫东的《家族叙事与现代启蒙神话——论现代家族文学主题的衍变》、查鸣的《论封闭空间的中国家族文学的叙事因素》、吴晖湘的《20世纪家族文学叙述方式的转换——以〈狂人日记〉〈激流〉〈财主底儿女们〉〈白鹿原〉为个案》、余嘉的《前后喻文化视域中马哈福兹与巴金的家族文学之比较》、高红霞的《福克纳家族文学叙事及其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重塑》、许祖华的《〈红楼梦〉的艺术资源与史传传统——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传统溯源》、曹书文的《论先锋家族文学的创作母题》、赵德利的《论20世纪家族小说母题模式的流变》等。上述研究成果，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尤其是家族小说的研究多从家族文化、家族叙事、小说流变、性别叙事、主题演变、小说母题等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平心而论，这些研究固然角度较多、论述也较为到位，但在现当代家族文学研究领域内却始终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既有的成果对古今中外的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关系虽有所谈及，但要么是短文宏论的泛泛而谈，缺乏对具体文本的明晰阐述，或者是未能深入、系统地阐释经典作品的丰富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更为令人忧虑的，或许还在于一些研究的重复进行，以及对文本分析的热衷，而缺乏一种宏盖古今、勾连中外的大文学视野，因而一些研究成果并未提供多少真正的创见。
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家族意识极其强烈的国家，家族文化渗透至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故此虽有外界因素的诸多限制乃至打压，而终不致断绝。在五四时期，控诉家族的专制、愚昧和黑暗成为许多作家的追求。而当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作家们又往往表现出对家族文化的认同，并希望借助家族的凝聚力来振奋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当代家族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使得家族文化在中国迎来了一个复苏和发展的契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二十七年，政治对文学的改造和对非正统意识形态的清理，将传统的家族文化扫入历史的边角。极左政治结束之后，中国的家族文化及其文学表现复苏了，并由此形成连绵不绝的文学现象。但是随之必将产生一个问题，即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间歇性繁荣，除去政治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因素，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传统文化之于家族文学的影响，又如何作用于那些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作家，使他们表现出某种创作思想的一致性？一代又一代之家族文学，这些不同时代的家族文学，它们在表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之外，自然也表现出时代的、文化的相异性，何以理解此类文化相异性的产生与接受同一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在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剥去政治、社会、文化的外在影响，究竟存在哪些文学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是如何影响、渗透至作家的思想深处，又在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中呈现怎样的面貌？更为关键之处或许还在于中国作家对经典文本的接受与认同，又怎样内化为创作的资源之一，既体现对经典的接受，又呈现作家的创造性？而对诞生于不同文化环境的家族作品而言，这种文学的影响、整合、超越、创造的过程必然更为繁复和隐晦，经典文本进入作家的思想视域之后，怎样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如何与作家既有的思想资源融会贯通，熔铸成新的文化特质；进而言之，这种文化特质，又如何与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文化传统形成难舍难分而又质地鲜明的成分？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对于这样一个跨越百年的家族文学问题，研究者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眼中，一些经典家族文学（如《金瓶梅》《红楼梦》）被视为古代家族文学的杰出代表，研究者对它们的艺术成就也有精深研究，然而囿于学科的限制，这些经典作品对现当代家族文学的重要影响却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在外国文学研究者那里，世界经典名著的光环使那些家族文学具有了典型的“晕轮效应”，国外经典家族文学的光芒遮蔽了中国家族文学的本土语境和文化渊源，强行的比较和照搬也成为一大通病。正是在这样一种双向眼光的审视下，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中外家族文学的文化共性与各自的文化特性、古今家族文学的原型性与时代性尚未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而这也正是目前国内家族文学亟待研究的领域。
在现有的不少家族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认知范式，即外在文化、政治对家族文学的阐释框架。这个阐释框架更多的是注意现当代家族文学之间的内在一贯性，即强调的是不同国别、地域、时间的作品之间的共通性，而不太注意不同地域、时代、国家的家族文学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整合。但事实上，地域问题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同样值得重视。在杨义看来，“‘重绘文学地图’，自然要重视文学地理学，其中地域文化的形成、作家的出生地、大家族迁移与文化中心的转移等，都与家族息息相关。在‘文化生命还原’中，人的精神还原非常重要。精神还原包括民族记忆、家族记忆、童年记忆等，这些都深刻地内在为人的文化基因。其中，家族文化居于中心位置，尤其在传统中国”[2]。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也使得很多的研究较多关注学科内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而缺乏一种贯通古今的大文学观意识。即便是一些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涉猎了中外家族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由于研究者本身的中外文学素养和文化积累所限，难以真正深入其中一端的民族心理、家族文化深处，遑论兼顾中外家族作品两端。
在这种思维范式制约下，关于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呈现明显的学科、专业的断裂性，在文学思想和艺术手法上也存在着较强的局限性。过于强烈的学科特征尚且不论，研究视野的狭小和时间跨度上的短小，也成为不少研究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的一些家族文学的研究，往往较多选择一个较大的题材和一个较小的时间段进行研究，这样既能保证撰述的丰富性，又较为容易处理不同专业可能产生的问题的复杂性。如此，必定会极大地简化人们对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理解深度——以文学史的断代眼光、学科界限，赋予了不同时期的家族文学以不同的社会功能、文化趣味，这无疑将指向人心世界的文学作品进行某种提纯，使之镶嵌进某个范式。例如，有的学者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特定时间内的家族文学聚焦，这样的论述易于进行文本挖掘和理论阐释。也有的研究者从家族文学的某一个类型进行着手，如从当代女性家族文学、先锋家族文学、历史家族文学的角度，进行较为细致的文本解读。然而，割裂了文学的连续性，一个孤立时段的家族文学研究又能贯穿多少文学史价值呢？
在一些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中，从研究者们的思维范式看，不难发现一种“中/西”思维范式的立场。在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看来，现代作家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格局，因此古代经典文化对其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眼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不断冲击，使得中国文学中诞生了某些与古代文学相异的质地，形成了某种类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范式，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研究、评价中国文学。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值得商榷。将古代文学视为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化根基的思路固然存在偏颇之处，一味凸显西方文学的输入也不免陷入民族文化虚无论的老调子。而较为理想的研究应是以规避这两种常见的陷阱为前提，以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家族文学，或者说对中国家族文学进行古今中外的文学接受与影响的比较。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宏观的角度，也可以是微观的维度，从一部部具体作品的传播、接受、影响、整合、创造等角度展开研究，以期厘定古今中外经典家族文学对中国家族文学发展走向的潜在线索或显在影响。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不是尊于中西家族文学的一端，也不是毫无立场的杂糅，而是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细致的观察，来呈现古今中外经典文本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内在影响，力图驱除笼罩在某些作品之上的思维定式，还原文学史上的真实的一面。目前国内家族文学研究中较为缺乏的是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进行古今中外比较的成果，这种比较研究选择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经典家族文学，以此与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它不是将文学的传播、接受、影响作为一个孤立的文学研究方式，而是将之视为中国家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视为中国家族文学时代特色与思想新质的产生根源之一。
就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而言，其价值和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此类研究以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具体的经典作品与中国家族文学的发展关系，进而深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对中国家族文学所体现的艺术手法、思想观念等重要问题，关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来影响，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其次，此类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长期纠缠于中国学者思想深处的“本”“体”观念，不从孰为“体”孰为“用”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以现当代家族文学作品为基点，淡化比较文学中常见的过于突出继承既有资源的做法，强调作家的主体地位，凸显家族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存在和内心体验的共通性，即不是从文学的外部而是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精神世界着手，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既考察作品的接受与影响，又考察不同时代、国别、地域的作品之间的独立性，同时，在凸显经典文本的精神内涵时，也不忘从体裁、叙事、文化等外部因素分析文本交流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再次，此类研究可以注意到现当代家族文学背后隐藏着的作家知识结构和人生态度因素，并对这一问题所体现出的时代文化氛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性采取比较对照的态度。作为一种比较研究，传播与接受是文本比较的关键。然而，由于时代语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等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时期的作家面对同一文本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如果说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家族文学唤醒了作家切实的家族生活记忆，尤其是他们对于传统家族作品的熟稔与品位，那么新时期之后的作家们则显然缺乏了这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背景，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传统经典和国外作品时表现出了某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同时，不同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也使不同的作家选择了自己更为认可的家族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其说是指向作家的个体，指向个体的审美、风格等问题，还不如说是指向当时社会文化转型临界状态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局，指向文化动荡与语体选择”[3]。而进入中国新时期，“如果说学界所认定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家族复兴趋向的话，那么，或许这正是因为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个人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家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某种心灵上的归宿和寄托”[4]。也由此，新时期之后的中国作家更多的是从情感、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表现自己对经典家族文本的认可，这与现代作家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正是这种背景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家在选择和接受古今中外的经典家族作品时往往会有所侧重。
以往的家族文学研究较多侧重从同一国别、同一类型，或从较为宏大的中西母题等角度进行分析，而缺乏对中国家族文学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关系的分析。因此，选择中外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家族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可以打开家族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展现不同国家、时代的文学经典在不同时期的作家创作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家族文学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之间的沟通、继承与创新，当是一项极有价值的课题。
不言而喻，研究者所持有的文学观、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是作为“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而存在，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学科意义。由传统的杂文学观到纯文学观，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走向现代性道路的。居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学人难以绕开的道路，研究者也多依据西方文化、文学理论来观照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学，通过寻找符合西方视野的材料、方法来印证某种观念、方法。很显然，家族文化包含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很难从单纯的文学立场进行解读，而必须借助于大文学观的视野和方法来还原文化现场。杨义如此界定大文学观：“大文学观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我们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深知和融会贯通，把文学生命和文化情态沟通起来，分合相参，内外互证”，“大文学观的提出，主要是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时又把它做活”[5]。这种大文学观的提出和方法论的运用，为我们重绘中国家族文学地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大文学观来体认和阐释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消除了中西理论对照时的错位与文化变形，在还原文学丰富内蕴和民族全貌的同时，也得以让某些唯西方文化是从的研究者得以跳出一维的思考范式，从更宏伟的视野上审视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和资源，为中国文学敞开久已模糊的面貌。唯其如此，家族文学研究“从简单的现世文学的模式中超越出来，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6]。
在当下的学院派研究中，义理、考据、辞章逐渐地占据了学术研究的重头，而作品中最为根本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向度却被简单化，研究者可以从作品中看出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民族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却唯独忽视了作品之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具体家族文学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仍应努力捕捉作品中所包含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中人情物理古今实有相同之处，而这种通过阅读所获得的心灵共鸣往往对于后来作家的家族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通过关注人的生存体验、精神状态，来寻找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契合点。在日益玩弄学术术语、制造概念而缺乏生命体验的文学研究现状中，这种研究或许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在分析古今中外的家族文学中存在着的古今贯通的文学现象时，研究者应注重从一个同样或者相似的文学要素中，寻找到与其处于类似文化结构中、具有相近价值的精神要素，并分析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文学研究，不仅要关注相关的材料，而且要能深入作品的精神内核，进行意义的透视，从而把握古今中外家族文学的特质。例如，在对《金瓶梅》与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关系探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经典个案的精神内涵与时代意义的分析，进行探源学或是谱系学贯通的研究，从精神史角度追寻后世家族文学从《金瓶梅》中可能获取的精神资源，从而勾勒出从这部作品一直绵延至今的家族文学意义谱系。这种古今贯通的方法论，注重对文学作品与现象进行细致分析和精神研究，努力突破中国文学研究僵硬的学术范式，而代之以对生命意识和精神价值的关注。
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古今中外比较研究，在现今缺乏更多的具体作品研究的情势下，似乎更适宜从细小之处即具体的经典家族文学作品着手，通过对具体作品与中国家族文学关系的梳理，找出中国家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中外文学因素，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古代传统等对家族文学创作的影响情况。考虑到中国近百年来家族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时代性与独立性，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模型加以阐释，而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探讨其多方位的影响，尤其是微观研究的积累更为迫切。应该看到，由于中外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关系尚较少为人所研究，因而存在着一些学术难度。横亘在学者面前的当务之急是作品选择的艰难。当研究者挑选的是古今中外普遍认同却较少有人阐释的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家族文学的对照研究时，比较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者必须综合考虑：哪些经典家族文本是尚乏比较视野的深入研究，其比较对象如何确定，理论应从何种角度展开；怎样规避文学史的常见，在材料和阐释方面进行新的发掘，并确保对作品精神内涵的分析与文本操作层面的统一。例如，很多研究者意识到《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与中国寻根文学潮流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联，但是却很少有人将这种联系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分析中，而多是泛泛而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何找寻经典家族作品与中国作家的潜在精神线索，并使之与具体的中国家族文学产生情感、逻辑和分析上的关联？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阶段，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追求的不是宏观论述上的面面俱到，而是着眼于经典作品与中国家族文学之间在深层逻辑、精神价值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勾勒中国家族文学发展中受文学影响的诸种类型及其吸收、转换过程。
在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典著作的隔代却长期的影响，一边是西方文化和世界经典作品的时代性辐射，身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家族文学在文化的矛盾、冲突、整合中悄然地发展。文学经典与中国家族文学之间的这种内部影响，较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影响更为深刻、内在。经典的力量是巨大而潜移默化的，历代作家们接受了经典作品的熏陶，最终以其创作实践构筑了中国家族文学长河中的一段段历史。对古今中外经典家族文学的接受和内化，不仅是中国家族文学书写的诉求和发展，更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精神自我更新的契机和新阶段。在当今思想观念不断多元、既有秩序不断被突破的转型时期，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演变与中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之间的碰撞、融合的复杂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