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本章回顾了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联合国推动这项原则的意图。卢旺达、斯雷布列尼察、科索沃等地区爆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引发了以联合国为核心力量的国际社会的反思：在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出现之前，国际社会是否只能袖手旁观，或者听任个别大国肆意的单边行动？在安南秘书长直接授意下，ICISS创设出一种应对大规模暴行的“新方法”——保护的责任。从内容上看，这个新理念并没有施加更多新的国际义务或者责任，而是把人权保护的新近发展、国际法研究的新近成果整合在一起，希望形成一个能够动员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大规模人道危难之“政治意愿”的引擎。
通过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的认可，保护的责任已经正式成为塑造国际社会应对大规模人道主义暴行的行动的政治和法律概念。虽然在其概念的演化过程中充满了争议和指责，但是经过联合国两任秘书长的不懈努力，保护的责任已经具备清晰的规范内容、适用范围和行动准则。尤其是潘基文秘书长多年来的推动，使得与保护的责任有关的议论，从最初侧重于理念方面的探索转向有关预警、反应机制建设等操作性问题的研究。国际社会的成员，无论是否完全赞同保护的责任，都不可否认已经相当熟悉其基本内容。诸如三大支柱性原则、四个适用对象等内容，已成为国际重大讨论中经常出现的话语。这些基本共识，可以为进一步在理论上讨论、在实践中观察这个新理念提供基础。
[1]Rebecca M.M.Wallace， International Law， Four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2， pp.4-6.
[2]Julia Hoffmannn and Andre Nollkaemper， “Introduction”， i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eds.by Julia Hoffmann and Andre Nollkaemper， Amsterdam： Pallas Publications， 2012， p.15.但是，这样的判断并不影响本书认为保护的责任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
[3]马尔顿斯条款是指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前言部分的第9段，是1899年俄国代表冯·马尔顿斯（Fyodor Fyodorovich Martens）在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的一部分。具体内容是：“在更完备的战争法规颁布之前，缔约各国认为必须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含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与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法规以及公众良知的要求。”此条款内容获得国际人权领域的高度认可，之后反复出现在有关国际人权、战争、武力使用的国际条约之中。例如，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的第63条，第二公约的第62条，第三公约的第142条，第四公约的第158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二附加议定书的前言，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能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前言。
[4]Alex J.Bellamy，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Chapter 2.
[5]Kofi Annan， “We， the People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UN Millennium Report，United Nations， 2000， p.48， www.un.org/millennium/sg/report/full.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7日。这段话也被引用在ICISS 2001年的报告中。
[6]〔英〕尼古拉斯·惠勒：《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张德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224页。译文根据英文原著（Nicholas J.Wheeler， Sav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调整，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7]参见〔英〕尼古拉斯·惠勒《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第226～227页。
[8]哈比雅瑞马那总统之死如今已成为一桩悬案，此举既可能是敌对的图西人军队所为，也可能是胡图人中的极端势力所为。哈比雅瑞马那总统为获取联合国的经济援助，接受了后者的民主化改革要求，逐步与图西人、卢旺达爱国阵线等达成共享政治权力的协议（即阿鲁沙和平协定），这种妥协姿态引起了胡图人中的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
[9]1992年12月，安理会通过第794号决议，断定索马里内战“这种灾难由于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受阻而进一步加剧，从而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决定组织一项名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特遣队”与后来接替它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虽然采取了武力维和行动，但行动加剧了维和部队与当地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造成较大伤亡。其间发生所谓的“黑鹰事件”，即美国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牺牲了19名美军士兵，使当时的美国政府被推上国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
[10]参见〔英〕尼古拉斯·惠勒《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第232～250页；Melissa Labont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Norms， Strategic Framing， and Intervention： Lessons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95ff。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半月后，联合国才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部队人数增至5500人，扩大其行动授权，并说服其他国家参与救援。
[11]斯雷布列尼察位于波黑东部，其居民均为波黑穆斯林族人。1992年4月波黑战争爆发，1993年4月16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19号决议案（以及相继的第824号决议案），宣布斯雷布列尼察等地为“安全区”（safe haven/safe area），并规定这些地区为“非军事区”。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1995年春末，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调停下达成的4个月停战协议期限刚过，塞族武装便发动全面攻击，7月相继攻陷斯雷布列尼察和杰巴，俘获了驻守在那里的联合国士兵。一年以前，北约已经开始对塞族占领区实行规模不等的空袭，多国部队也对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武装提供军事援助。1995年稍早时期，波斯尼亚人的武装团体攻击塞族居住区的布拉图纳兹，造成塞尔维亚男女老幼多人死亡，塞族武装拒绝执行联合国要求其从斯雷布列尼察撤军的指示，报复性屠杀当地穆族居民，男子全部遭受杀害，大批妇女被强奸和驱逐，史称“斯雷布列尼察屠杀”。2001年8月2日，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判处波斯尼亚塞族将领克尔斯蒂奇犯有灭绝种族罪，2007年4月10日，联合国塞尔维亚战争罪行法庭宣判斯雷布列尼察大屠杀事件4个参与者犯有战争罪。有关斯雷布列尼察悲剧的全过程，参见 Isabelle Delpla， Xavier Bougarel， and Jean-Louis Fournel eds.，Investigating Srebrenica： Institutions， Facts， Responsibilities，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2。这本书汇集了人权非政府组织、荷兰和法国政府及其学术机构等针对大屠杀事件的多份调查报告，并做出综合性比较分析。另外惠勒在《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一书的第264～279页描述了波黑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各方的行动。
[12]Stanley Meisler， Kofi Annan：A Man of Peace in a World of War， New Jersey： John Wiley＆Sons， Inc.， 2006， pp.83ff.
[13]〔英〕尼古拉斯·惠勒：《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第288页。
[14]Andreas Krieg， Motivations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siderations，Netherlands： Springer， 2013， p.90.
[15]有关各方争议见〔英〕尼古拉斯·惠勒《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第298～305页。
[16]Kofi Annan， “We， the People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www.un.org/millennium/sg/report/full.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7日。
[17]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中文版见ICISS网站），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2001， p.vii。这段话出现在委员会的两位联席主席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和穆罕默德·萨努恩（Mohamed Sahnoun）为报告撰写的“前言”中。该委员会的支持资金主要来自加拿大政府，其他资金来源还有瑞士和英国政府，以及一系列国际著名基金会，如卡内基公司（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休利特基金会（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John D.and Catherine T.MacArthu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及西门子基金会（the Simons Foundation）。
[18]该委员会成员构成基本维持了形式上的“南北均衡”。首先，国际危机小组主席、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思·埃文斯和联合国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前索马里和非洲大湖地区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穆罕默德·萨努恩共同出任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萨努恩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阿尔及利亚外交官，在索马里、东非大湖地区、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其次，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委员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委员人数大致相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委员包括：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V.Ramos）、前南非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领袖西里尔·拉马佛萨（Cyril Ramaphosa）、危地马拉前外长爱德华多·巴里拉斯（Eduardo Stein Barillas）、印度学者拉买什·塔库尔（Ramesh Thakur）；来自发达国家的委员包括：美国前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北约前德国将军克劳斯·纳乌曼（Klaus Naumann）、加拿大人权与冲突专家米歇尔·伊格那铁夫（Michael Ignatieff）与吉塞勒·科特-哈佩尔（Gisèle Côté-Harper）、俄罗斯前外交官兼议员弗拉迪米尔·路金（Vladimir Lukin）、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主席科内利奥·索玛卢家（Cornelio Sommaruga）——他被称为“带有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发达国家人”（a Northerner with Southern characteristics）。
[19]Thomas G.Weiss et al.， “How the Commission Worked”， appendix B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p.81-85 and “Part III： Background”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search， Bibliography， and Background， Supplementary Volume.后者是前者的配套说明资料。
[20]辛克莱尔（Jill Sinclair）系加拿大外交事务与国际贸易部官员，专门负责为ICISS服务的秘书处。
[21]〔加〕保罗·埃文斯：《诠释与落实保护的责任：通往共同点的途径》，《 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3期，第28页。
[22]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2001， paragraph 1.1-1.4.
[23]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2.16-2.18.
[24]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2.18.
[25]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1.31.
[26]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VIII.
[27]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2.3.
[28]表1-1是对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viii-xi所列图表内容的简述。
[29]这里的描述主要建立在对于《保护的责任》报告及其配套说明资料的解读之上，由于两份材料体例结构是完全对应的，易于对照参详，因此下文不再一一标明观点的出处。
[30]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2.4.
[31]公约中文版见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3-03/05/content_148098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7日。
[32]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1.39-1.40.
[33]Thomas G.Weiss et al.，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search， Bibliography， and Background， Supplementary Volume， pp.16-17.
[34]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1.40.
[35]转引自Thomas G.Weiss et al.，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search， Bibliography， and Background， Supplementary Volume， p.5。
[36]转引自Thomas G.Weiss et al.，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search， Bibliography， and Background， Supplementary Volume， p.11。
[37]Thomas G.Weiss et al.，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search， Bibliography， and Background， Supplementary Volume， pp.11-12.
[38]Thomas G.Weiss and Ramesh Thaku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 An Unfinished Journe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322-326.
[39]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1.37.
[40]参见《复苏？稳定？耐心？——伊拉克战后重建面临挑战》，网易网，http：//biz.163.com/31214/3/0A5BC2QF00020RH8.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7日。
[41]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4.11.
[42]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hapter 6.
[43]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4.19.
[44]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4.20.
[45]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ragraph 4.32-4.43.
[46]关于“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发展阶段，本书接受了北京大学罗艳华教授的分析。罗艳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 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3期。
[47]Ben Kioko， “The Right of Interference under the African Union's Constitutive Act： From Non-interference to Non-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85 （December 2003）， pp.807-825.关于非盟“新干涉主义”的一个简要介绍，可参见 Michael Byers and Simon Chesterman， “Changing the Rules about Rules？ Unilater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al， Legal and Political Dilemmas， eds.by J.L.Holzgrefe and Robert O.Keoha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p.190-191。
[48]李杰豪：《析“先发制人”战略对国际法治的冲击与影响——兼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改革》，《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8～112页。
[49]《安南任命研究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新华网，2003年1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1/05/content_1162286.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7日。
[50]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联合国文件：A/59/565，第2段，http：//documents. un.org/default.asp，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7日。
[51]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联合国文件：A/59/565，第4段。
[52]李杰豪、龚新连：《保护的责任法理基础析论》，《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57页。
[53]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联合国文件：A/59/565，第1、55、106段。
[54]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联合国文件：A/59/565，第207段。
[55]Kofi Annan， In Larger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A/59/2005， United Nations， 2005， www.un.org/largerfreedom，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7日。
[56]Gareth Evans， The Respo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44.
[57]See 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Chapter 2.
[58]转引自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p.47。
[59]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p.48.
[60]《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联合国文件：A/RES/60/1。
[61]《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联合国文件：A/RES/60/1。
[62]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pp.47-48.有关美国政府对于保护的责任的立场，本书第五章还将有所分析。
[63]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pp.48-50.
[64]Julia Hoffmann and Andre Nollkaemper， “Introduction”， i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eds.by Julia Hoffmann and Andre Nollkaemper， Amsterdam： Pallas Publications， 2012， p.17.
[65]Edward C.Luck，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Journey ”， i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eds.by Julia Hoffmann and Andre Nollkaemper， Amsterdam： Pallas Publications， 2012， p.41.
[66]Edward C.Luck，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Journey”， i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p.41.
[67]Edward C.Luck，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Journey”， i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p.42.
[68]Edward C.Luck，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Journey”i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pp.42-43.这里提到的主人翁感觉，源自2008年7月15日潘基文在柏林“负责任的主权：变动世界的合作”会议上所做的报告。
[69]《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联合国文件：A/RES/60/1，第138、139段。
[70]Julia Hoffmann and Andre Nollkaemper， “Introduction”， i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p.17.
[71]《履行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文件：A/RES/63/677，第3段。
[72]《履行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文件：A/RES/63/677，第11段。
[73]罗艳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第15页。
[74]2009年9月14日第63届联大决议《保护责任》，联合国文件：A/RES/63/308。
[75]袁娟娟：《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对国家主权的重新诠释和定位》，《 河北法学》2012年第8期，第49页。加雷思·埃文斯更早时候就提出过类似的乐观展望，见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an Idea to an International Norm”， 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Global Moral Comp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eds.by Richard H.Cooper and Juliette Voinov Kohl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76]《预警、评估及保护责任》，联合国文件：A/64/864。
[77]《预警、评估及保护责任》，联合国文件：A/64/864，第10段。
[78]《预警、评估及保护责任》，联合国文件：A/64/864，第14～16段。
[79]《区域和次区域安排对履行保护责任的作用》，联合国文件：A/65/877–S/2011/393。
[80]《区域和次区域安排对履行保护责任的作用》，联合国文件：A/65/877–S/2011/393，第4段。
[81]《区域和次区域安排对履行保护责任的作用》，联合国文件：A/65/877–S/2011/393，第38段。
[82]《区域和次区域安排对履行保护责任的作用》，联合国文件：A/65/877–S/2011/393，第39段。
[83]《保护责任：及时果断的反应》，联合国文件：A/66/874–S/2012/578。
[84]《保护责任：及时果断的反应》，联合国文件：A/66/874–S/2012/578，第7段。
[85]《保护责任：及时果断的反应》，联合国文件：A/66/874–S/2012/578，第14段。
[86]《保护责任：及时果断的反应》，联合国文件：A/66/874–S/2012/578，第59～61段。
[87]《保护责任问题：国家责任与预防》，联合国文件：A/67/929–S/2013/399。
[88]《保护责任问题：国家责任与预防》，联合国文件：A/67/929–S/2013/399，第4段。
[89]《保护责任问题：国家责任与预防》，联合国文件：A/67/929–S/2013/399，第14段。
[90]《保护责任问题：国家责任与预防》，联合国文件：A/67/929–S/2013/399，第73段。
[91]《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联合国文件：A/RES/60/1，第138～140段。
[92]将联合国作为有权决定实施保护的责任的唯一主体，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争议。详见本书第三章的分析。
[93]《履行保护责任》，联合国文件：A/63/677，第11段。
[94]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联合国文件：A/59/565，第29段。
[95]Alicia L.Bann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U.N.World Summit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Unilateralism”， The Yale Law Journal， 2006（115：1157）， p.1165.
[96]《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联合国文件：A/RES/60/1，第138段。
[97]李怀义：《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4期，第74页。
[98]参见〔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第15～27页。
[99]参见陈东晓主编《全球安全治理与联合国安全机制改革》，时事出版社，2012，特别是第四章第二节。
[100]伊拉克战争之所以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全面接受保护的责任的障碍，不仅在于这场战争存在合法性问题，而且还在于战争导致的后果，“两百余万人失去家园，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之后的暴力冲突中丧生，该地区局势的恶化程度，很可能产生比在巴尔干半岛规模更大的大屠杀和族裔清洗”。这样的人道损失的后果是否反过来又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启动保护的责任的“正当理由”？如果是，那么保护的责任的矛头是否应该指向非法发动战争的大国？正是由于存在大量这种解释不清的问题，保护的责任经常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从战争终结萨达姆专制统治这样一种实际效果出发，提出战争具有人道主义立场的可辩护性，参见Fernando R.Teson， “Ending Tyranny in Iraq”，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9（2：1）， 2005； and hi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 Inquiry into Law and Moralit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5， p.397。从战争的初衷不具有人道主义目的（美英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萨达姆对“基地”组织的资助）、战争导致国家安全状况更加恶化等角度做出的驳斥，参见James Pattiso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ho Should Interv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7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