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殖民权力模式：西方文明的历史基础

我希图更明确地阐述什么是“殖民性”。殖民性是“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的简称，两者又都是“权力殖民模式”（colonial matrix of power，缩写为CMP）的替代称谓。根据讨论希望牵涉的细节，我交替使用这几种术语。

“权力殖民模式”（CMP）是一套由不同的领域、层次及分支共同构成的负责经营和规管的复杂结构。正如“无意识”之于弗洛伊德或“剩余价值”之于马克思，权力殖民模式是一个让不可见之物呈现于肉眼（或非理论视野）之下的理论概念。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权力殖民模式是第三世界创造的一个概念，诞生于南美安第斯地区。或者说，它并不是一个创造于欧美学术界的概念。它诞生自南美洲的理论-政治斗争，产生于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交汇处。受到那些发展观念的本土批判者的催动，权力殖民模式理论还携带着解放神学的动力，并超出了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的界限。当然，在亚洲和非洲，也同样发生了历时多年的脱殖斗争。

为了把握权力殖民模式，我们首先应了解殖民性有建构功能^[3]，而不是现代性的派生物。为此，我们把这一概念写作“现代性/殖民性”。斜线切割又联接了现代性与殖民性，这意味着殖民性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不存在没有殖民性的现代性。强调“全球殖民性”意味着全球现代性只讲出了整个故事的一半，还是可见的那一半。而隐藏的另一半就是全球殖民性。^[4]

从1500年到2000年，围绕着现代性概念出现了一套话语，它承诺只要接受皈依、进步、文明开化、现代化、发展和市场民主，都能获得幸福和救赎。这套话语又捆绑了殖民性逻辑，而殖民性逻辑则划定了在所有对现代世界分门别类的领域内，都要推进现代性，这些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宗教、认知、美学、族裔/种族、性/性别、主体等等。

作为理论建构的权力殖民模式的部分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现代性话语框定的种种领域，都是为了推进其整体计划。譬如现代性修辞把政治理论的历史基础安置在古希腊，虽然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这一基础早已被翻新。同时，在古希腊也找不到关于现代性想象的经济话语。相反，这套话语在欧洲本土历史与美洲殖民地遭遇时，方才显现。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当中，长篇大论地讨论殖民主义时，这一话语才面目清晰。于是，去殖民任务之一就是揭穿政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光明面，展示其光明面，实则建筑在它们实施之余的负面结果上。

现代性理念的前提预设之一是，它是普遍历史铺陈出来的“现代性”，“现代性”扮演了顺应不可逆转的世界运势，从事文明开化的角色。通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基督教的神学构想，通过欧洲启蒙时期的世俗构想，这套前提预设被呈现出来。

所有那些划分现代世界的领域，都是内在相互关联的：不可能只理解其中某个领域（譬如政治或经济范畴），却不理解它和其他领域的关系或相互间的影响（譬如宗教、认知、种族、性、美学、主体）。与此类似，理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也需要理解这些问题与宗教、认识论和经济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处于隐匿状态，正如弗洛伊斯揭示的无意识或马克思揭示的剩余价值。权力的殖民性出于两种缘由，是不可见的：要么是主体讲述其行动与思考如何获胜的历史，深信自己的方式是唯一道路，深信人们应参照他们或顺从他们的命令，要么是一个倒错的问题，也就是说，明知推行现代性将使很多人忍受后果、付出代价，却因为主体的利益而掩盖后果。从笛卡尔“自我”出现之前的“美洲征服”，到冷战期间“自我”在西方的变形和调整（顺便提及，这一变形也激发了对抗力量的类似反应），关于“征服者自我”（ego conquiro）的历史尚有待叙述。^[5]换言之，西方化意味着全世界的游戏规则，必须在权力殖民模式下所有领域内确立下来，其中当然包括统治精英的主体构成。

但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让权力殖民模式的各个领域构成一个整体？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引入权力殖民模式的层次。在每一领域当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经营和操控。现代性修辞在每一层次都会被深入挪用，以说服人们某一项决策或公共政策，都是为了每个人的福祉（例如幸福或拯救）。正如神学原则和哲学-科学真理，曾在历史上支撑权力殖民模式的方方面面，今天在面临不断变化的敌人时，主流媒体扮演着传播现代性逻辑的同等重要的角色。

创造、宣扬和改造那些驱动现代性之理念的角色和机构，也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将所有领域联系在一起，并让联系隐匿不见的那些角色和机构。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必须理解晚近以来对“专家”角色的塑造。各类专家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去解释新闻故事的方方面面，他们对某一领域所知不少，却对其他领域茫然不知，也不了解各种领域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在领域及其经营和操控的层次之外，是一个更广阔的层次，在这里，各种领域获得定义，它们的相互关联被合法化，被认可。我们或许可以将领域本身称为对话的“内容”或“被述之物”（enunciated）。相应地，界定领域及其关系的更广阔的层次，联系着对话的“条件”（terms）或“陈述”本身。

这个更广阔的层次也就是“知识”的层次，这里取深层含义。知识由角色、语言和机构组成。牵涉其中的机构主要包括学校、大学、博物馆、研究中心（智库）、学院、基金会和宗教机构。与此同时，慷慨捐赠具有巨大的可见性，但其背后掩盖了一个现实，即慷慨大度是亿万民众的生活现实，远远超出了精英机构及维护机构的角色的狭小范畴。

牵涉到知识当中的角色，包括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政客、银行和企业CEO、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等。维护这些机构的角色，他们看待世界与社会并不一定出自同质性的眼光，正如我们在今日美国所见，民主党和共和党坚持各自立场，在欧洲，波兰和匈牙利从他们不同的右翼立场观察欧洲。摒除这些差异，我们发现所谓（不同程度的）“右翼”和（不同色调的）“左翼”都持有相同的对话内容。

确立和维持对话内容的语言，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旧是六种帝国语言：文艺复兴时期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启蒙时代是德语、英语和法语。假如俄罗斯和中国想加入对话，那么对话也不得不用英语、法语或德语进行。反之不成立：欧盟核心国家的领袖（波兰、匈牙利不在核心欧洲之列）可以继续操练法语、英语和德语，而不必学习俄语或汉语。

在权力殖民模式的各个领域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知识领域。知识具有优势地位：它占据着“被述之物”的层面，此处，对话内容已经确立，同时知识也占据着陈述动作层面，这一层面规管着对话条件。一个用于教学的隐喻可以帮忙澄清我要说的意思。不妨想象一个吊线木偶。你看不到木偶戏艺人，只能看到人偶。人偶的动作和对话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你所看到的、听到的，都属于对话内容。为了“看穿”对话条件，你不得不脱离幻象，关注幕布后面的木偶戏艺人，他才是操控对话条件的人。

所谓“知识”在权力殖民模式中占据着两个位置：知识既是木偶（对话内容），它还设计出艺人用来迷惑观众的种种手法。知识的去殖民性，联系着如何改变对话条件：去殖民性致力于改变那些创制、转化和播散知识的原则和前提。^[6]与之相反，去西方化所争夺的是对话内容。表面上的悖论是，权力殖民关系的各个领域似乎是孤立而彼此隔绝的。于是，权力殖民模式需要各个既定领域的“专家”。这些专家不仅不需要熟识其他领域，也无需了解将所有领域勾连起来的逻辑（即对话条件）。

其结果是，从陈述行为（即从对话条件和现代性逻辑当中）播散出来的分支（flow），将权力殖民模式整合起来。通过那些传达欧洲现代性理念的主要语言，分支将所有领域勾连在一起，也将领域和角色及其机构勾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主体性和主体构成的问题就出现了：权力殖民模式介入特定个人/主体和机构的塑造之中，但权力殖民模式通过塑形、扭转个人的主体性（包括理性与情感），模式本身也具有自己的生命。基于殖民性，要掌握陈述条件（即掌握知识），就需要控制各个领域，控制各个领域则意味着规管那些生命被领域形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