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走向成熟的西方国家劳资关系
1.劳资关系的本质与发展模式
从理论角度来看,劳资关系的本质是在管理方与劳动者个人及团体之间产生的,由双方利益博弈引起的,表现为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力的关系的总和。它会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劳资双方一般以集体协议或劳动合同的形式,甚至心理契约的形式,规定彼此的权利义务、是非曲直。
劳动关系双方选择合作还是冲突,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力量是影响劳动关系结果的能力,可以分为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和双方对比关系的力量。前者反映了工作的相对稀缺程度,由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供求中的稀缺性决定;后者是指劳动者进入就业组织后所具有的能够影响资方的程度,其中以退出、罢工、岗位三种力量最为重要。退出是指离职或跳槽,虽然离职会给劳动者本人带来一定的损失,但也会给用人单位带来损失,如劳动者辞职后,用人方寻找和培训代替者也会产生成本。罢工就是劳动者停止工作,造成用人单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这种行为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岗位的力量就是指在岗员工不服从、不配合用人方的工作安排而带来的生产与管理成本的增加,如干活不出力、“磨洋工”等。在劳动关系中,管理方享有决策权力,因此,它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劳方通常处于支配地位。
回顾西方劳资关系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种模式:一是“斗争模式”,该模式以激进派理论为基础;二是“多元放任模式”,该模式以新古典学派劳动关系理论为基础;三是“协约自治模式”,该模式以正统多元论学派理论为基础;四是“统合模式”,该模式以管理主义学派和自由改革主义学派理论为基础。前两种模式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劳资关系多是后两种模式。[24]
“斗争模式”源于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劳资关系的本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劳资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工人阶级组建政党,通过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实践证明,这种以阶级斗争模式解决劳资问题的主张已成为历史。
“多元放任模式”就是强调工会与市场对劳资关系的调节作用,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较少。工会倾向于以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利益,斗争性不强,市场是决定就业状况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自由放任模式存在于20世纪初期的英美等国家。
“协约自治模式”是指劳资关系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干预较少,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契约。“协约自治模式”具体分为两种形式:劳资抗衡模式和劳资制衡模式。劳资抗衡以劳资对立抗衡为主轴,完全排除国家干预,双方签订集体协议,以协约自治原则处理劳资事务。这种模式以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劳资制衡模式是对劳资抗衡模式的修正与超越,劳动者以工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经营,其形式从“参与决定”到“共同经营”,即所谓的“产业民主化”。这种工会与企业内利益代表并存的二元架构为德国、奥地利所特有。
“统合模式”是指政府、工会与资方三方之中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可分为国家统合模式、社会统合模式与经营者统合模式三类。国家统合模式是指企业与工人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国家决定;社会统合模式是指工会在工人跨企业团结方面具有很强大的力量;经营者统合模式主要是指在劳资谈判中,资方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基本占据主导地位。
2.走向成熟的西方国家劳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应用,自动化控制技术突飞猛进。企业资本密集度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二战后也进入了成熟阶段。英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宣布已成为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对改善劳资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不再是苦难职业的代名词。由工会演变而来的工党成为英国的执政党,这都表明英国工人阶层地位的提升。在这些产业民主化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主要体现在三方原则的推广上,即国家(政府)、企业和员工三方合作,共同制定产业政策和劳动政策。集体谈判制度也在进一步完善,并且被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各国公共部门的工会发展壮大起来。
西方国家成熟的劳资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整手段已经相当完备,工人立法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且保障水平随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为劳资双方有效沟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也比较完备。二是在政府工人立法、服务体系干预下,资方与劳方都更愿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较温和的方式解决劳资冲突问题,劳资合作成为主流。三是政府、资方与劳方所形成的“三方格局”体制发展完善,员工参与管理的产业民主制度和集体谈判制度相当完善,解决劳资矛盾、争端的途径趋于制度化、法律化。
高新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工作组织和设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①“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②工作组织变为网络化供应、团队工作、多种技术支持,以及像组织扁平化和弹性工作制这类形式多样、富于变化和适应环境的制度。③世界经济进入高度分工时代,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资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获得高额利润。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国际竞争加剧和雇主策略的变化,各国纷纷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以及雇佣关系的新模式。跨国公司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打破了资方、政府和工会的权力平衡。市场的范围已经从单一国家的国界扩展到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国政府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能力是有限的。各国工会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但跨国工会和工会联盟的发展相对滞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是降低劳动条件和福利水平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还是积极遵守各国统一的劳动标准,以实现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水平的保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工会的范围和力量有不断缩小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