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数据来源及研究假设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与2015年进行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a Social Survey Data）。调查涉及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10000余户，调查误差低于2%，符合统计推断的科学要求。调查问卷包括被访者家庭基本信息，工作、收支等基本信息，还有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社会团结与社会态度等。

2015年数据中，农村户籍样本量为6941个，将学生样本去除之后，得到有效样本6763个。同时，由于本文仅关注有工作的农村青年，即年龄在18～35周岁（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村户籍青年，需将35岁以上的样本剔除，最后得到样本987个。2013年数据中，农村户籍样本量为6968个，将学生样本去除之后，得到6797个样本；同样的，年龄在18～35周岁的新生代农村青年样本量为1100个。其基本的结构信息见表1。

表1 农村青年不同群体的样本情况

表1显示了2013年和2015年的调查数据中农村青年各群体之间的变化状况。农村流动青年即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比例由34.9%增加至38.7%；农村未流动青年中，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的比例由19.5%增加至25.8%，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部分务农）的比例保持在11.3%左右。总体来看，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占比增加的速度要快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占比增加的速度。农村青年群体中，新生代农民的比例由34.2%下降至24.2%。

（二）研究假设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青年，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要求也越高，倾向于在更加广泛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求职。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青年，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李强，2003）。早年的英国研究者雷文斯坦曾提出，女性的流动率要高于男性。但根据托达罗模型，对于已婚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年纪越轻的家庭成员，外出后的终身预期收入就越高，承受的心理成本就越低，因此，具有这样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倾向于外出，而另一部分成员则倾向于留在土地上，这样的分工可以使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有关中国的研究表明，在外出流动的农民工中，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年龄是影响劳动者流动的重要因素，年龄相对较小的劳动者长距离的流动未来的收益可能越大，因此年龄与流动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年龄越小则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因此，形成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受教育程度高、未婚、年龄相对较小的男性青年倾向于向外流动成为新生代外出农民工。

首先，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外出就业是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即其外出与否取决于其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分析。外出就业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比例越大，农民选择外出就业的动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小。正如舒尔茨所说：“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至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亦然。

假设2：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与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之所以选择本地就业，首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即其选择外出就业，经济收入并不能增加。

其次，农民的就业选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来解释农村青年的就业选择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学家曾指出，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Wright ＆ Martin，1987）。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寻求工作的成本及风险承担等比外出就业者要小得多；同时，相对于外出务工者，本地农民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他们在子女教育与照料、老人照料等方面的收益是外出务工人员无法比拟的，这种基于家庭的考虑，已超出了经济理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性。

假设3：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与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选择在本地就业也是一种社会理性的选择，即相对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其还更多地要承担起家庭内部的照料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