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保存至今的1949年前的方志有8264种，其数量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近代方志既传承古代方志，又促成现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实现了方志的重大转型。当前，近代方志转型及相关问题日益引发学界关注，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方志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现有成果大多注重于宏大叙述，缺少实证性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关于近代方志编修历史的研究，涉及修志人物、机构、经费与修志业务等，堪称影响近代方志转型的重要因素，却少有专题研究成果。因此，循着方志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近代方志转型的渊源流变，通过一系列专题研究和理论构建，取得足以支撑这一论说的研究成果，成为当务之急。
近代以来，地方志编修工作连绵不绝，尤其是民国成立后，因应于方志编纂的需要，从1914年浙江通志局率先成立起，至1927年，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黑龙江、贵州、四川等省都设立了通志局。各省修志机构的成立，有力推动了各地志书的编纂。1929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市设立通志馆，由此构建了一套国民政府内政部统一管理、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通志馆运行体制，促成了全国大规模创建修志机构的局面，形成了各地编修地方志的热潮。
民国通志馆的大规模创办，固然有着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的时代背景，而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出台，则成为各地设馆修志的直接动因。在近代中国变乱频仍的社会背景下，政治局势的变动、抗日战争的走向、国共力量的消长与社会文化的变迁等，不仅影响着修志人才、修志机构与修志经费等，还直接决定民国通志馆的历史命运与修志事业的兴衰成败。而梳理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条件与学术渊源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学术传承与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也有近代方志编纂持续开展与方志理论不断深化的历史动因，由此逐渐形成体例创变、学术转型、理念转化的三足鼎立之势，并在近代方志编修的历史演进中，成为决定近代方志转型的关键所在。
首先，方志学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以地方志编纂为契机，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修志人士经常鸿雁传书、函电往来，并且通过主持报刊专栏与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就方志学理论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形成了方志界交流互动的良好风尚，大量有关方志学研究的论著应运而生。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开了方志学研究的先河。继而河北省通志馆馆长瞿宣颖撰写《志例丛话》。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泰棻的《方志学》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李、傅二人分别在绥远和河北省通志馆任职。此外，湖北通志馆总纂王葆心发表《方志学发微》、江西通志馆总纂吴宗慈出版《方志丛论》、河北省通志馆纂修甘鹏云出版《方志商》等。毋庸置疑，近代方志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其次，在方志学理论创新发展的推动下，通志馆内形成学术传承的良好风尚，这使以方志学理论创新发展带动近代方志转型成为可能。受19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的影响，修志者对老辈的学问相当敬重，他们在参与编纂工作的同时，还拜在老辈的门下。如奉天通志馆的金毓黻为吴廷燮弟子，在写给总纂吴廷燮的书信中，金氏以弟子身份虚心请教。广东通志馆的温丹铭与饶宗颐是拜门墙之师生关系，该馆陈梅湖与饶宗颐还是以伯侄相称的关系，虽没拜门墙实也有师生关系。通志馆内人士围绕志书编修工作，多方教授、互相砥砺，形成了敬重学界老辈的良好风气，这不仅有利于志书的编纂，而且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得以传承。
再次，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科学”概念的引入，推动了中国传统修志理念的变革，从而为近代方志转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西方“科学”思想输入中国，影响到当时的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他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傅斯年、顾颉刚等人都以分科治学为科学，主张以学为单位开展学术研究。而基于对科学的崇拜，他们相信分科治学是以学为本，此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下公理，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概念的同时，他们对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下，西方科学技术输入中国，并且促进了传统方志的近代转型，具体表现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分科治学理念对传统修志的指导，以及近代科技手段、科学方法在修志中的广泛应用。志书的编纂宗旨、体例、篇目、内容、技术手段等的革新，即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现，由此推动了中国传统修志理念的变革，促进了近代方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为近代方志转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创建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民国通志馆，经历了抗战前的兴盛、日军侵华后的中辍、抗战中后期及战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形成了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修志格局，不仅编纂了一批高水平的通志，还推动了全国市、县志书的纂修。而以民国通志馆为切入点，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下知识制度的鼎革、学术文化的传承及各种利益的纠葛，有助于窥探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的国家意志与地方意识、民族主义与乡土观念、旧的价值系统与新的知识形态、传统修志观念与近代科学方法等，各种复杂关系交相互动的历史场景。与此同时，对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的考察，既是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也对当前中国地方志系统的体制、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由此确定了本研究选题。
二、前人相关研究
学界关于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近代方志史、文化史及地方史方面。由于关注的视角不同，相关研究论及通志馆时，内容较为简略，但提供了民国修志机构设置的概况，是专题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现以相关研究的历时性进展与研究视角的变化为主线，综述前人相关研究情况。
1.关于通志馆的专题研究
既往关于民国通志馆的专题研究，应以1933年发表的《河北省通志馆近况纪》为最早。[1]该文与其后刊出的《河北省通志馆近况续纪》，概述河北省通志馆组织成立、人事变动、经费使用及志书编修的历史，着重阐述馆长瞿宣颖主张“通志以实用为归，次于近代史料尤切”的修志思想。[2]这两篇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文中所附修志人物之间的来往信函、电文等，为研究河北通志稿体例、篇目、语言等的革新提供了重要线索。1935—1937年，于鹤年在《禹贡》发表题为《纂修河北通志闻见录》的系列文章，详细考察河北省通志馆筹备、成立与调整的历史过程，梳理通志馆编纂陈铁卿、瞿宣颖、傅振伦、王重民等人，围绕民国《河北通志稿》“条例目录”等问题，言论交锋、各抒己见的历史状况。[3]值得注意的是，于氏上述文章史料的征引较为丰富，尤其是综合利用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电文和公函、河北省政府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报告以及参与讨论者的意见全文等，为厘清通志馆的历史沿革与修志理论革新等情况提供了翔实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河北省通志馆的专题论文，仅见一篇回忆文章——《河北通志馆杂忆》，该文概述民国《河北通志稿》三度编修的历史，简要梳理了河北省通志馆编修概况，着重介绍了通志馆同人的学识与经历，并指出是志未能完稿，虽有“客观上时局激荡”的影响，“然主观上消极无所作为，为最大原因”。[4]
学界关于上海市通志馆的成果较为丰富，堪称研究热点之一。较早探讨上海市通志馆的论文，为1946年刊发的《市通志馆之过去与现在》。[5]该文讨论了通志馆的创建原委、修志概况及特色。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发表在《上海市政府公报》上的文章，其实是一篇类似于工作报告性质的材料，作者胡朴安于抗战胜利后继任通志馆馆长，发表此文的目的是向上海市政府汇报“过去成绩”和“今后计划”，因此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朴安之侄、任职于通志馆的胡道静陆续写就数篇回忆通志馆的文章，包括《淡南回忆录——上海市通志馆旧志》《上海通志馆及上海通志稿》《上海通志馆、〈上海通志稿〉及上海史料之搜集保存者》《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上海通社纪事本末》等，这些文章讲述了筹建通志馆、创办期刊、聘请修志人员、征集志料以及建立上海通社等史实。[6]其中关于通志馆与上海市政府之间的矛盾纠葛等的叙述，为厘清通志馆上下及内外的复杂人事关系提供了线索；惜其论述仅点到为止，未做深入探讨，且一些内容交叉重复，甚至出现舛误与错漏，须与档案文献参照对比，做进一步研究。关于上海市通志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从筹备问题的探讨开始的，袁燮铭《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7]和陈鸿等人的《上海市通志馆的筹备与成立》均就筹备缘起、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与改组以及通志馆最终成立的历史过程做了较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乱世修志”背景下通志馆创办的曲折过程与时代意义。惜后文虽从上海史研究的角度立意，但无论是文章框架内容，还是主题大意，均与前文有较多雷同。不过，该文作者之一陈鸿的硕士学位论文《乱世修志——上海通志馆研究》综合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通志馆档案，分析通志馆的筹备经过、发展变迁、主要活动及成果，对其运作特色以及与上海史研究的关系，做了客观评价。[8]惜因该文沿袭机构、人员、经费、成绩等传统条块化的研究模式，难以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通志馆的整体演进与发展的历史样态。
关于浙江省通志馆的研究，最早见于《图书季刊》的一篇介绍文章。[9]文章简要陈述浙江省通志馆筹备、创办与运作的历史过程，阐述其“改订义例，重新编纂，以其适应时代之需要”的方志革新理念。《浙江省通志馆近况》[10]一文则在粗略叙述志馆创办历史的同时，重点论述了通志馆同人创编期刊，借此推动与社会人士交流意见，达到宣扬修志精神、革新修志理念的目的。可是该文多偏向史实的叙述，未能结合通志馆发行的期刊文章，做全面深入的分析，而关于馆内外人士就志书革新问题的言论交锋及背后学理渊源的考察，显然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的关键所在。
关于河南省通志馆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邢汉三《民国年间的河南通志馆与编志工作》[11]、王守中《民国年间河南通志馆始末》[12]和刘松福《河南通志馆沿革》[13]三篇文章。上述文章依据时间顺序，概述机构演变的历史过程；由于均属文史资料性质，对研究河南省通志馆机构、人员与修志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他论及民国通志馆的文章，则多从各省市通志馆沿革及志书编修史着墨，其背景为1980年前后全国首轮修志开展以来，梳理本地修志历史的现实需要，主要包括：董惠云《奉天通志馆与〈奉天通志〉的编纂》[14]、秦邕江《广西通志馆沿革述略》[15]、林子雄《广东通志馆与民国〈广东通志〉之编纂》[16]、周安庆《鲜为人知的南京通志馆》[17]、江贻隆《漫谈民国时期的安徽通志馆》[18]等。这些论文大都是通志馆历史沿革的粗略梳理、志书编纂过程的简单介绍以及修志成果的简要总结。
2.方志史论著中有关通志馆的研究
一些以方志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对民国修志历史做了系统梳理，其中吕志毅《方志学史》[19]概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奉天、河南、甘肃、云南、绥远、广东、广西、湖北、上海等省市通志馆的组织机构、人员变动、经费支出及志书编修情况，为开展民国通志馆研究提供了初步线索。刘纬毅《中国方志史》[20]视民国为修志理念的“嬗变时期”，认为民国所修志书在数量上超过清代，实现了修志理念的创新与转型，并强调“说民国方志处于‘衰落’时期、‘沉沦’时期，或谓‘清代的余绪’，是不符合历史的”。沈松平《方志发展史》[21]注意到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以行政方式推动各省市设立通志馆，开展通志编修工作，由此形成民国方志大规模编修的热潮。
1985年前后，由金恩辉主持，联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百名专家编写的《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先后推出《安徽方志考略》《上海地方志概述》《陕西方志考》《河南地方志论丛》《四川方志考》《内蒙古方志概考》《辽宁地方志论略》《甘肃方志述略》《云南地方志考》《广东方志考略》《广西方志述评》等，分别对安徽通志馆、上海市通志馆、陕西省通志馆、河南省通志馆、四川省通志馆、绥远通志馆、奉天通志馆、甘肃省通志馆、云南省通志馆、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广西通志馆等的组织机构、人员结构、志稿内容等情况做了简要梳理。[22]
陈汉光《台湾地方志纂修略史》[23]系统回顾台湾地区编修地方志的历史，简要叙述台湾省通志馆成立后，因政局变化、时势更替所产生的机构发展演变。李硕《民国时期云南编修方志考略》[24]从颁布的章程条文分析入手，探讨志书资料征集、体例调适与篇目内容创新等史实，揭示制度变革与方志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牟实库、赵世英《甘肃省通志考略》[25]重点考察甘肃省通志馆人事调整与变动对修志业务造成的严重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民国“乱世修志”的历史面相。王晟《河南通志编纂述评》[26]、李默《广东方志发展史略》[27]、吉正芬《四川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28]分别叙述河南省通志馆、广东省修志馆、四川省通志馆创办机构、聘请人才与编修通志的历史。
上述论著概述各省市通志馆的一些基本史实，但由于缺乏对民国通志馆历史的系统考察，以及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对比、校刊与参证，关于通志馆基本史实的记载，在机构的成立与停办时间、修志人员与成书情况等方面，存在诸多舛误与分歧。相比较而言，王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地方志编修概况》[29]以抗战时期方志编修为研究视角，注意到民族存亡关头修志者有较强的国家责任感，视修志为“抗战救国”的要务，不仅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标志着学术思想向总结历史经验、为抗战服务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完成的数篇民国方志编修史研究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分别对民国通志编修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借以诠释方志编修与思想文化建构之间的重要联系。如杜娟《伪满时期方志的编纂》[30]通过对伪满时期所编志书的研究，探索伪满时期修志兴盛的原因，揭示作为文化建设工程重要内容的志书编修事业，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地域认同构建中的特殊作用。高健《新疆方志文献研究》[31]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考察民国新疆方志文献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中的纽带作用。汪璞《民国省志纂修研究》[32]通过对抗战爆发前后各地省志编修情况的考察，揭示省志体例、门类、内容等的变革与创新。
3.关于通志稿的研究
陈涴《〈奉天通志〉述略》[33]认为《奉天通志》的编修，继承传统集体纂修多卷本志书的编纂方法，采取先分撰后统稿的编纂步骤，以“创修新志”为原则、“一方之全史”为编修体例，内容翔实实用，类目简明全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价值。
史海、戈文《历尽沧桑的〈绥远通志稿〉》[34]回顾《绥远通志稿》曲折复杂的编修历史，考察通志三个稿本产生的原因、经过与异同，对探究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方志编修的历史样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鲁阳《〈绥远通志稿〉的修纂经过及其内容》[35]在叙述通志编修过程的同时，分析志稿在篇目、体例、内容上的革新，指出志稿“垦务”“水利”“商业”卷对研究绥远经济社会转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上研究为考察《绥远通志稿》的编修历史及志稿内容提供了基本线索，但由于志稿编修经历坎坷复杂，加之相关档案文献并未得到系统发掘，包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内蒙古方志概考》以及上述研究在内的论著对《绥远通志稿》的版本记述错误。对此，忒莫勒《〈绥远通志〉版本考述》[36]对志稿所有版本加以比较分析，考证其版本源流、内容异同与具体史实，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曾参与《河北通志稿·艺文志》点校、整理工作的秦进才通过翻阅、校勘大量文献资料，撰写《〈河北通志稿·艺文志〉校读举要》[37]，指出志稿在数字、书名、人名、地名、官名、爵号、谥号、年代等方面的错漏，旨在纠正志稿的谬误，为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准确的资料。在《〈河北通志稿〉编撰始末》[38]中，秦氏叙述通志馆频繁的人事变动情况，考察馆内人士所提出的体例革新设想，揭示了通志艰难的修撰过程。而其与王宪政合撰的《略论民国〈河北通志稿〉》[39]，从文本分析角度将其与明清时期编修的河北省志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志书在继承中的删削增益与革新创造。
牟实库《一部研究西北问题的重要参考书——〈甘肃通志稿〉》[40]概述《甘肃通志稿》的编修过程，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分析志稿《舆地志》《民族志》等内容，认为其中关于甘肃历史、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的记载，是研究中国西北问题的重要参考。沈松平《略论〈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41]从志书的篇目设计、章节结构、图表应用等方面，考察其对旧志的删削增补，指出其反映时代气息的革新创造，认为其编纂方法的承前启后，具有传统方志向现代发展的过渡色彩。刘平平《馆藏浙江通志述略》[42]介绍浙江图书馆所藏《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主体内容，列举志书纪、考、略、传、谱五纲的基本内容，认为其编纂原则和编纂方法体现了馆长余绍宋的修志理念。林超民《〈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弁言》[43]简述《新纂云南通志》在体例上的创新之处，如以近代科学方法记录天气状况，删汰旧志“星野”“祥异”等不合时代要求的门类，改“食货”为工业、农业、矿业、商业等新门类等，无不体现近代方志体例与内容革故鼎新的重要特征。
与上述论文仅就志稿内容做主题分析和文本解读不同，岳庆艳《〈甘肃通志稿〉的历史地位及史料价值》[44]从志书编纂者的学识、师承及学术背景入手，详细考察人员包括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杨思，在方志学、史学与金石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张维，历史考古学家冯国瑞，西夏文研究的开拓者邓隆等人，为探索通志馆上下的学术传统与知识脉络，厘清志书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开拓了新的视域。
1990年代以来，随着旧志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修志为用”理念逐渐为广大修志工作者所接受。在此背景下，考察旧志各门类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资料，挖掘旧志的历史价值与应用价值等，成为研究的新趋向。王星光《〈河南通志稿·农具〉卷浅析》[45]指出《河南通志稿》中关于民国农业用具与农学知识的记载，反映了河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北方农业生产力的实况，为研究近代农业工具及农业发展史提供重要参考。李弘毅《论〈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在教育史研究中的价值》[46]分析《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的大量科举碑刻和教育碑志，认为这些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文献，不仅是考察安徽人文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安徽教育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吴祥瑞《江西通志稿和江西通志稿中的水利章篇简介》[47]则以民国江西通志馆编修的《江西通志稿》为例，考察志稿中有关水利的章节内容，认为对研究江西水利发展与变迁的历史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分析和挖掘旧志历史、文化与应用价值的研究，为实现“修志为用”的思想理念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大多为介绍性文章，缺乏修志思想、志书文本与文化关怀的综合考察，特别是尚未结合近代历史文化变迁与方志转型的内在理路，深入探讨文化张力与现实关照视域下，修志思想创新与发展的历史面相。
4.关于修志人物研究
自1980年代以来，有关任职于通志馆的修志人物的探讨日益增多，标示着学界关于近代修志人物及其思想研究的逐步深化，使得关于修志人物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脉络日益明晰。关于修志人物思想研究，以余绍宋、王树楠、吴宗慈、傅振伦、柳亚子、李泰棻、甘鹏云、王葆心等主持或参与通志馆编修事务者最为典型。
魏桥《方志学家余绍宋》[48]介绍余绍宋的生平状况，叙述其主持编修《龙游县志》以及担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的历史情形，认为余氏从修志实践出发，详细搜集与整理文献资料，力求在前人修志基础上加以变革，同时注重平衡史志之间的关系，能以平恕之心秉笔直书，从而在继承传统方志优点的基础上，实现修志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余子安《余绍宋与方志学》[49]着眼于余绍宋的方志学思想，追溯余绍宋的求学经历、师承渊源与治学之道，寻绎其先后编修《龙游县志》和《重修浙江通志稿》的历史脉络，探索余氏在浙江省通志馆主持史料征集、体例修订、人才延揽与志书编纂的历史状况，认为余氏基于方志科学性与时代性的追求，实现了修志方法与理念的变革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余子安为余绍宋之孙，是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曾编纂《余绍宋年表》《余绍宋书画集》等，对余绍宋的生平及学术渊源了解甚详。雷坚《余绍宋方志思想浅识》[50]梳理余绍宋与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异同，认为余氏在主持《龙游县志》和《重修浙江通志稿》等修志实践中，注意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并根据时代需要提出体例创新的主张，实现了传统修志理念的革故鼎新。
关于余绍宋方志思想及其与近代方志转型关系问题的探讨，较为典型的有沈松平《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51]，该文提出民国时期方志的义旨、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较传统方志大有改观，是方志史上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还将《重修浙江通志稿》与章学诚所修志书进行对比，借以阐述余绍宋的方志理念，虽然承自章学诚却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对前人修志思想的超越。相对而言，徐伯凤《方志学家余绍宋》[52]虽然是一篇介绍性的短文，但通过发掘浙江省档案馆所藏有关余绍宋向蒋介石幕僚陈布雷写信求援的信件，揭示通志馆在人才、资料与经费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修志的历史状况，折射出抗战时期“乱世修志”的艰辛与不易。
关于王树楠修志思想与实践探讨的论著，最早见于王会安《王树枏传略》[53]，王会安为王树楠之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在该文中他叙述了王树楠的生平与修志经历，尤其是关于其创办新疆通志馆，主持《新疆图志》编纂的情况，做了较全面的考察。戴良佐《近代方志名家王树楠》[54]在纠正上文关于王树楠年龄表述错误的同时，还指出其参与修纂《奉天通志》《河北通志稿》等修志实践的若干史实，惜未就王树楠的修志活动及方志思想做深入探讨。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55]从《新疆图志》编纂的资料来源、人员分工与志书内容角度，考察与评价该志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刘芹《王树楠史学研究》[56]是近年来关于王树楠修志活动及其思想研究较为系统深入的著作。该书指出，王树楠一生多次参与修志，不仅把修志看作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它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和地方文化工程，这些方志著述后来成为人们研究与了解地方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关于王树楠在奉天通志馆、河北省通志馆等史事的研究尚不多见，有关王氏所修志书及其方志思想的整体考察，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陈圣《论吴宗慈的方志理论》[57]简述吴氏主持《重修江西通志》编修的史事，考察吴氏所著《方志丛论》关于方志性质、功能、体例、内容、章法、志材征集和人员培训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修志理念，认为吴氏将新理论应用于修志实践，革除旧志非科学与不合时宜的偏弊，并注重社会经济门类，强调方志的应用价值，对后人修志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陈柏泉《吴宗慈与〈江西通志稿〉》[58]梳理吴宗慈主持江西通志馆的历史过程，着重考察抗战时期社会局势动荡背景下志料采访困难、修志经费支绌、修志人才缺乏的历史状况，认为吴氏虽然受传统修志思想的影响，在修志立场、观点、方法上有所局限，但通过访求新史料、采集新志材、开创新体例等举措，推动省志编修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守忠《蒋藩修志思想浅析》[59]考察蒋氏撰修志书及发表的有关修志理论的文章，认为蒋氏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大胆删除“星野”等非科学的内容，采用新的测量方法精确绘制舆图，并在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创新，提出“国体既更，史例宜变”的建议，要求体例宜谨严、考证宜精确、引文宜详注、采访要正确等见解，这对当前新方志编纂仍有借鉴意义。申畅《民国中州方志学浅识》[60]在梳理民国时期河南修志机构演变的基础上，对参与《河南通志稿》编修的蒋藩、李敏修、魏青铓、张凤台、王幼侨、张嘉谋等人的修志思想与实践做了考察，认为他们为河南省方志事业及方志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惜所述内容为简单介绍，尤其是蒋藩、张嘉谋等人，在方志理论与实践上均有一定建树，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补充的是，申畅将上述内容扩充修改后，吸纳到其编著的《河南方志研究》[61]，进而揭示民国时期旧学和新学杂糅这一近代方志转型的重大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附有蒋藩所撰关于方志理论的若干文章，为考察蒋氏方志思想提供了基本文献，而文后所加按语指出，蒋藩修志理论虽源于章学诚，但又能顺应时代变化，有所创新，颇具启发价值。
民国时期参与通志编修工作的人物不胜枚举，相关介绍修志人物及其修志实践的文章也颇为丰富。其中《傅振伦先生的方志研究与成就》[62]、《傅振伦方志思想研究》[63]、《傅振伦方志理论研究》[64]分别从旧志整理、新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等方面，概述傅振伦的修志思想与实践，并对其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及学术影响做了简要评价。
张明观等人合著的《柳亚子传》概述柳亚子筹建上海通志馆，创办馆刊与上海通社，主编《上海市通志》《上海市年鉴》《上海掌故丛书》《上海研究资料》等史事，揭示其探索建立通志馆长效运作机制的努力与实践。[65]曾任职于上海市通志馆的胡道静在《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一文中，概述柳亚子主持通志馆工作的史实，认为通过修志这一文化工程，既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修志人才，又对新时期编写新式地方志进行了探索。[66]
李培适《李泰棻及其〈方志学〉》[67]、白燎原《李泰棻与绥远通志馆》[68]概述李泰棻任职绥远通志馆和主持《绥远通志稿》编纂的历史，指出当时虽因通志馆人事纠葛，志书最终未能完稿，但其《方志学》一书顺应时代及史学潮流，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与上述两文仅做简略介绍不同，汪凤娟的硕士学位论文《李泰棻学术思想研究》[69]从历史大背景的视角入手，系统考察处于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李泰棻的学术思想与活动，认为李氏主张志属史体，提倡方志体例的时代性与科学性，尤其是关于方志内容应增加“记录以前之史实”、社会经济资料及贪官劣绅事实的建议，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富有创见。
刘艳华《甘鹏云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考述》[70]从文献学角度考察甘氏所著《方志商》一书，认为其以发展灵活的眼光看待修志实际中出现的问题，进而探讨近代传统文化转型和嬗递时期甘鹏云的方志理念与学术思想。陈昊《王葆心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研究》[71]叙述王葆心担任湖北通志馆编纂的史事，指出王氏《重修湖北通志条议》和《方志学发微》等论著集中体现了创新体例与取材纂校的修志思想。
5.近代方志转型问题
随着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问题研究的深化，近代方志转型及其相关问题日益引发学界的关注。一些论著认为，绵延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一项优秀文化传统。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持续不断的修志实践，使传统方志向近代转变，实现了中国方志的重大转型。邱新立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方志研究》[72]以近代方志转型为背景，对民国方志的编纂实践与理念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认为民国时期既是旧方志发展的顶峰和终结时期，又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73]一书认为，伴随中国社会转型，方志在编纂宗旨、体例、内容、技术、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体现不同于传统方志编纂的新特征。巴兆祥《方志学新论》[74]揭示民国社会制度变化、近代科学文化推广等因素所造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变化，考察志书体例既沿革传统又反映时代变化、编纂方法新旧并存以及记载内容偏重经济社会等情况，认为上述因素共同推动民国方志出现顺应时代发展的变革与创新，实现了古代方志到近代方志的过渡与发展。与上述三部从宏观角度考察近代方志转型有所不同，宫为之《皖志史稿》[75]通过对民国安徽方志界人士就省志编纂问题来往信函的分析与考察，展现了学术思想交锋与探讨的动态过程。由于作者观点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故该文对方志思想发展变动的考察颇为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近代方志转型的研究往往出现在方志学问题的探讨之中，如沈松平《试论民国方志诸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76]从宏观视角介绍民国方志学家吸取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方志思想做了扬弃，从而在修志观念和志书内容、门类、编纂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创新，实现了传统方志向近代过渡的承上启下作用。需要强调的是，从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考察方志学的渊源流变，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深化了研究层次，并且有助于从方志学渊源流变中考察民国修志，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此外，廖晓晴《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77]、张鹏《民国时期方志类目变革研究》[78]分别从修志宗旨，方志性质、体例、编纂方法，志书类目等方面，考察民国修志方法革故鼎新的历史面相。然而这种将近代方志转型分门别类进行肢解的做法，究竟是当时人为之，还是后来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显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探讨近代方志转型内在原因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前人从不同研究角度，对民国通志馆、参与通志编修的人物及其思想、所编方志以及近代方志转型等做了探讨，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应当指出的是，上述研究虽注意到近代方志的转型，认为这是方志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综观已有成果，它们大多注重于宏大叙述，缺少实证性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循着方志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近代方志转型的渊源流变，通过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构建，取得足以支撑这一论说的研究成果，成为当务之急。
三、资料与方法
本书以民国通志馆为切入点，探索近代方志发展、转型的历史过程，重点调查和收集所需档案文献，尤其是关于民国通志馆的档案，做到系统收集。这些文献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类。
其一，档案资料。包括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通志馆全宗档”、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通志馆全宗档”、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通志馆全宗档”、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通志馆全宗档”、江西省档案馆藏“江西通志馆全宗档”、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通志馆全宗档”、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通志馆全宗档”、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广西通志馆全宗档”、安徽省档案馆藏“安徽省通志馆全宗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等。
其二，报刊资料。包括国民政府《内政公报》（1928—1949年）、《河南通志馆月刊》（1932年）、《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3—1935年）、《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945、1946年）、《广西通志馆馆刊》（1948年）、《台湾省通志馆馆刊》（1948年）、《东方杂志》、《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禹贡》、《学风》、《江苏文献》、《浙江图书馆馆刊》、《江西文物》、《安徽文献》、《读书通讯》、《图书季刊》、《出版周刊》等。
其三，民国年间所修志书（含稿本）。包括王树楠、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260卷，1935年铅印本；邹鲁修、温廷敬等纂《广东通志未成稿》120册，1935年，未刊；徐乃昌纂《安徽通志稿》157卷，1934年铅印本；河南通志馆编《河南通志稿》，1943年铅印本；李泰棻等纂《绥远通志稿》120卷，1936年，未刊；王树楠、张国淦等纂《河北通志稿》47卷，1935年铅印本；宋伯鲁纂《续修陕西通志稿》224卷，1934年铅印本；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226卷，1949年铅印本；柳亚子等纂《上海市通志稿》25编，1937年，未刊；杨思等纂《甘肃通志稿》130卷，1937年，未刊；梁建章等纂《察哈尔省通志》28卷，1935年铅印本；蒙起鹏等纂《广西通志稿》，1949年油印本；吴宗慈总纂《江西通志稿》，1985年影印本；余绍宋等纂《重修浙江通志稿》，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
其四，相关人物的书信、日记、年谱、文集等。包括《梁启超全集》、《邹鲁全集》、《张謇全集》、《竺可桢全集》、《冼玉清文集》、《张国淦文集》、《朱希祖文集》、《磨剑室文录》、《胡适文存》、《静晤室日记》、《余绍宋日记》、《顾颉刚日记》、《韬养斋日记》、《朱希祖日记》、《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方树梅）、《柳亚子年谱》、《邹鲁年谱》、《顾颉刚年谱》、《罗香林先生年谱》、《瞿宣颖年谱》、《沈曾植年谱长编》、《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等。
其五，其他文献。包括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8辑（1975年）、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2011年）、成文出版社编《中国方志丛书》（1983年）、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浙江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2014年）、浙江省政府会计处编《浙江省三十七年度上半年度地方岁入岁出总预算书》（1948年）、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编《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市年鉴》（1946年）、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民国三十六年上海市年鉴》（1947年）、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民国三十七年上海市年鉴》（1948年）、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通志馆收藏图书目录》（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编《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课程总目》（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秘书处编《国立中山大学现状》（1934、1935、1937年）、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同文会史》（1989年）等。
本书采取以下方法：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充分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探索民国通志馆的组织、人事、经费、运作及修志情况，力图厘清通志馆内外人物的复杂关系，揭示近代方志革故鼎新、实现重大转型的历史脉络；二是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自称”、“他指”和“后认”三种情况的区分与辨别，来判断某个事件或活动是否属于“转型”范畴，以此论证“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渊源；三是以民国通志馆为切入点，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探索其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通过对各类事件、人物、史实等的分析比较，把握通志馆内外人士、修志相关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在此基础上，力图探索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脉络；四是注意充分挖掘有关通志馆的档案资料，并且在分析和解读史料的基础上，把握不同历史时期通志馆修志理念的前后变化及其复杂原因，借此勾勒近代方志转型发生、演化的历史轮廓。
[1] 《河北省通志馆近况纪》，《河北月刊》第1卷第4期，1933年。
[2] 《河北省通志馆近况续纪》，《河北月刊》第1卷第12期，1933年。
[3] 于鹤年：《纂修河北通志闻见录（一）》，《禹贡》第4卷第10期，1935年；《纂修河北通志闻见录（二）》，《禹贡》第5卷第10期，1936年；《纂修河北通志闻见录（三）》，《禹贡》第7卷第5期，1937年。
[4] 王会庵：《河北通志馆杂忆》，《河北地方志》1993年第11期。此文承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王广才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5] 胡朴安：《市通志馆之过去与现在》，《上海市政府公报》第3卷第8期，1946年。
[6] 胡道静著，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 序跋题记 学事杂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342页。
[7] 袁燮铭：《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陈鸿、孙梦蕾、邱增勇：《上海市通志馆的筹备与成立》，《南方论刊》2011年第6期。
[8] 陈鸿：《乱世修志——上海通志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9] 《浙江通志馆概况》，《图书季刊》新第7卷第3—4期，1946年。
[10] 《浙江省通志馆近况》，《教育通讯月刊》第5卷第4期，1948年。
[11] 邢汉三：《民国年间的河南通志馆与编志工作》，《河南地方志征文资料选》1983年第1期。
[12] 王守中：《民国年间河南通志馆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2辑，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1984年版，第102—152页。
[13] 刘松福：《河南通志馆沿革》，《河南史志通讯》1984年第6期。
[14] 董惠云：《奉天通志馆与〈奉天通志〉的编纂》，《辽宁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
[15] 秦邕江：《广西通志馆沿革述略》，《广西地方志》1992年第6期。
[16] 林子雄：《广东通志馆与民国〈广东通志〉之编纂》，《广东史志》2001年第4期。
[17] 周安庆：《鲜为人知的南京通志馆》，《江苏地方志》2011年第3期。
[18] 江贻隆：《漫谈民国时期的安徽通志馆》，《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
[19] 吕志毅：《修志机构》，《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0] 刘纬毅：《中国方志史》，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
[21] 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2] 刘尚恒：《安徽方志考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版；王启宇、罗支松等：《上海地方志概述》，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版；高峰：《陕西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版；张万钧：《河南地方志论丛》，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版；何金文：《四川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版；张守和主编：《内蒙古方志概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版；陈加等编：《辽宁地方志论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6年版；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年版；李硕：《云南地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年版；李默：《广东方志考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年版；杨剑宏：《广西方志述评》，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98年版。
[23] 陈汉光：《台湾地方志纂修略史》，《方志通讯》第2卷第2期，1953年。
[24] 李硕：《民国时期云南编修方志考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25] 牟实库、赵世英：《甘肃省通志考略》（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2期。
[26] 王晟：《河南通志编纂述评》，《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27] 李默：《广东方志发展史略》，《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28] 吉正芬：《四川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0期。
[29] 王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地方志编修概况》，《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30] 杜娟：《伪满时期方志的编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31] 高健：《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32] 汪璞：《民国省志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3] 陈涴：《〈奉天通志〉述略》，《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另参见陈涴《论史求是：陈涴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408页。
[34] 史海、戈文：《历尽沧桑的〈绥远通志稿〉》，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4集，内蒙古青山印刷厂1984年版，第211—231页。另参见《内蒙古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3期）、《乌兰察布方志通讯》（1984年第1期）的同名文章，均有所删节。
[35] 鲁阳：《〈绥远通志稿〉的修纂经过及其内容》，张守和主编：《内蒙古方志概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版，第28—37页。
[36] 忒莫勒：《〈绥远通志〉版本考述》，《内蒙古地方志》1990年第1期。
[37] 秦进才：《〈河北通志稿·艺文志〉校读举要》，《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
[38] 秦进才：《〈河北通志稿〉编撰始末》，《文史精华》1993年第1期。
[39] 秦进才、王宪政：《略论民国〈河北通志稿〉》，《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6期。
[40] 牟实库：《一部研究西北问题的重要参考书——〈甘肃通志稿〉》，《图书与情报》1991年第1期。
[41] 沈松平：《略论〈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浙江方志》2002年第4期。
[42] 刘平平：《馆藏浙江通志述略》，《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5期。
[43] 林超民：《〈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弁言》，《大理文化》2007年第6期。
[44] 岳庆艳：《〈甘肃通志稿〉的历史地位及史料价值》，《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4期。
[45] 王星光：《〈河南通志稿·农具〉卷浅析》，《档案管理》1994年第6期。陈斌的《〈河南通志稿·农具〉卷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在叙述内容、谋篇布局及表达观点上，均与上文类似。
[46] 李弘毅：《论〈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在教育史研究中的价值》，《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7] 吴祥瑞：《江西通志稿和江西通志稿中的水利章篇简介》，《江西水利科技》1984年第4期。
[48] 魏桥：《方志学家余绍宋》，《中国地方史志》1982年第3期。另注，1988年魏桥将该文刊载于《余绍宋》一书中，并在文后附一简短说明，称1980年代初编修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在全国刚刚起步，挖掘余绍宋的方志思想，辩证吸取其修志精华，旨在为修志提供理论借鉴与方法指导。时至1988年，全国新编方志事业已届七年，“修志事业和方志理论的探讨在大步前进”。可见1980年代，全国方志界与学界人士对近代修志人物及其思想研究的高度重视。参见魏桥《方志学家余绍宋》，赖谋新等编：《余绍宋》，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230页。
[49] 余子安：《余绍宋与方志学》，《浙江学刊》1983年第3期。
[50] 雷坚：《余绍宋方志思想浅识》，《广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5期。
[51] 沈松平：《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4期。
[52] 徐伯凤：《方志学家余绍宋》，《浙江档案》2006年第2期。
[53] 王会安：《王树枏传略》，《新疆地方志》1983年第2期。该文后于1991年以《“北方之雄”方志学家王树楠》为题收入《河北文史资料》。参见《“北方之雄”方志学家王树楠》，《河北文史资料》1991年第1期。
[54] 戴良佐：《近代方志名家王树楠》，《新疆地方志》2001年第1期。另注，在《王树楠与〈新疆图志〉》中戴氏指出，王树楠所修《新疆图志》门类较以往图志有创新，注重民族问题的记载，对多民族的习俗、人品、迁徙有详细记载，这体现了志书的地域性与时代性。参见戴良佐《王树楠与〈新疆图志〉》，《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
[55] 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56] 刘芹：《王树楠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7] 陈圣：《论吴宗慈的方志理论》，《史志文萃》1987年第4期。
[58] 陈柏泉：《吴宗慈与〈江西通志稿〉》，《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59] 王守忠：《蒋藩修志思想浅析》，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编：《河南史志论丛》第1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491页。
[60] 申畅：《民国中州方志学浅识》，《地域研究与开发》1990年第2期。
[61] 申畅：《河南方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2] 牛润珍：《傅振伦先生的方志研究与成就》，《河北地方志》1990年第7期。
[63] 曾星翔：《傅振伦方志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64] 石磊：《傅振伦方志理论研究》，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65] 张明观等：《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367页。
[66] 胡道静：《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胡道静著，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 序跋题记 学事杂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90页。
[67] 李培适：《李泰棻及其〈方志学〉》，王飞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77页。
[68] 白燎原：《李泰棻与绥远通志馆》，萧乾主编：《穹庐谭故》，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9、100页。
[69] 汪凤娟：《李泰棻学术思想研究》，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70] 刘艳华：《甘鹏云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考述》，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1] 陈昊：《王葆心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72] 邱新立：《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方志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73] 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此外，许氏从方志体例、记述内容与修志思想等方面，围绕近代方志转型议题发表了数篇论文，其主要观点与该书有关章节一致，此不赘言。参见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体例门类的变革创新》，《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6期；许卫平：《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记述内容的变革与创新》，《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6期。
[74]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75] 宫为之：《皖志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6] 沈松平：《试论民国方志诸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黑龙江史志》2006年第8期。
[77] 廖晓晴：《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78] 张鹏：《民国时期方志类目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