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产阶层

新中产阶层概念的界定，关系到全书的论述与分析，而对其进行界定，首先需要了解经典分层理论对中产阶层的论述。其次，才能在中产阶层概念厘定的基础上界定新中产阶层。

（一）古典分层理论对中产阶层的论述

“分层”是地质学的概念，社会学家借用这一词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并提出了“社会分层”的概念。虽然对于社会分层现象，一直存有争议，但不管是功能论还是冲突论都承认社会是有分层的。其中，有关社会分层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范式包括卡尔·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范式、马克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范式，以及埃米尔·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

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阶级理论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领域的社会关系）为阶级划分标准，也就是说，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划分阶级的决定因素。马克思认为，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只存在两个主导的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他的论著中，没有关于“中产阶级”的直接陈述，而是以“中间等级”“中间阶级”进行表述，如“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1]，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2]。也就是说，中间等级是少量占有生产资料的阶层，而非一个阶级。

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因素决定论，韦伯（Max Weber）的多元分层理论以经济地位、社会声望、政治权利作为阶级划分的要素。根据韦伯给阶级下的定义，他将社会结构划分为特权阶级（占有财产的阶级，如拥有土地和房产的人；具有技能资格和经营商贸的阶级，如企业家、商人、银行家、专业人员等）、没有特权的阶级（没有财产特权的阶级，如不自由的人、下等人、贫民；没有商业特权的阶级，如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以及“中产阶级”，如农民、手工业者、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官员、自由职业者和具有文凭证书和技能的工人。^[3]在上述划分中，是否拥有专业技能也成为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研究并不关注阶级区分等一般性的社会分层问题，而是着重研究劳动分工、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化现象。在他的《劳动分工论》一书中，几乎看不到“阶级”等词语，但他的研究对社会分层具有深刻影响，凸显了职业在社会分层和阶级区分中的作用。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声望分层理论，将社会声望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但他所谓的社会声望，主要是以职业地位来确定的。在他看来，个人的财富、权利和声望都依赖于其所拥有的职业。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4]，以及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他们都将职业作为阶级划分的基础。

在古典分层理论中，对分层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标准，无论是以经济资源为标准，还是以职业分化为标准，或以经济、权力、声望为标准，都是以社会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作为划分标准，而处于占据各种资源中间位置的阶层即所谓的“中产阶层”或“中间阶级”。划分标准不同，占据中间位置的人员构成有显著差异。

（二）现当代社会分层理论中对新中产阶层的界定

二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经济开始复兴和增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蓝领工人阶级逐渐衰落，发端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中产阶级迅速崛起。^[5]正如达伦道夫（Ralf Dahrendaorf）指出的，老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在衰落，但由经理人员、专业人员、非体力工人组成的新中产阶级正在发展壮大。^[6]这一时期，现代社会分层理论也随之形成，由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发展出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由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发展出来的“新韦伯主义理论”在论及分层时，对新老中产阶级进行了区分。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修正和重构，提出了“新中产阶级”一词。他认为，股份公司、大规模生产以及帝国主义的兴起，造就了一个全新的阶级，即新中产阶级，也被他称为“剩余阶级”（Surplus Class）。他们居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位置，由秘书、办公室职员、销售人员、律师、工程师等构成。他们不拥有资本，但服务于资本运作；不从事商品生产，但创造剩余价值，是一个消费剩余价值的阶级。^[7]

希腊学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则将新中产阶级命名为“新小资产阶级”（New Petty Bourgeoisie），指出其具有非生产性的特征。^[8]他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阶级称为“小资产阶级”，而这一阶级又分为“新小资产阶级”与“旧小资产阶级”，前者主要由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后者主要由小商人、小贩、小农和手工业者等构成。“新”与“旧”的区分主要在于，在经济上，“新小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工资谋生；在政治上，对他人有一定的支配权；在意识形态上，从事脑力工作，使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管理合法化。

法国学者马勒（Mahler）认为，二战后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内部的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新工人阶级”，他们包括受过高度训练的工人、科研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这一阶级人员的构成与其他学者命名的“新中产阶级”有着高度的重合性。

意大利的古格里尔莫·卡切蒂（G.Carchedi）在分析资本的职能时，观照到了“新中间阶级”的存在。他认为，资本呈现的是一种总体职能，这种职能不再集中在资本家阶级身上，而是分散在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总体资本的职能不再由资本家阶级完成，而是由其他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就是“新中间阶级”。^[9]中间阶级分为“新中间阶级”与“老中间阶级”，区分的要素有三个：一是是否掌握生产资料，二是完成资本职能的情况，三是角色扮演的情况——既是劳动者又非劳动者，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在他看来，“新中间阶级”仅指工厂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

美国学者芭芭拉·艾伦莱克（Barbara Ehrenreich）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专业-管理阶级”。这个阶级主要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拿薪水的脑力劳动者，如中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文化工作者、科技人员。他们受雇于资本，并管理、控制与支配劳动。^[10]

从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发展而来的社会学者，则多以职业为评析的基点，对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产阶层的出现进行分析。其中，C.W.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最有代表性。米尔斯认为，老式中产阶级拥有财产，而新中产大多没有可供运营的财产，以领取薪水为生，由专业技术人员、经理、市场营销人员、办公人员等构成。

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关于“新中产阶层”的界定，仍然是基于古典分层理论，对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回应，职业与专业技能是分析的框架，而拥有生产资料与否是其与老中产阶层分类的界限。

（三）中国学者对中产阶层及新中产阶层的界定

在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往往以个人与家庭收入作为标准来衡量中产阶层。目前，学术界与民间仍沿用十年前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标准，即年收入在6万～50万元的城市家庭被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然而，收入显然不足以涵盖中产阶层的特征，以及该阶层所拥有的其他资源（资本）。

李友梅、刘欣等人主要以职业及职务级别作为划分标准，认为职业往往能包含收入、学历、声望等多项指标。还有更多学者趋向于使用综合指标对中产阶层进行判定，如李春玲综合了收入、职业、消费水平及自我认同等指标；周晓虹、李培林、张翼等学者则从收入、职业、教育三个维度进行划分。

基于以上对中产及新中产阶层界定的梳理，本研究也以拥有生产资料与否作为划分新旧中产阶层的界限，以职业为核心指标，综合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多元指标，将新中产阶层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领取薪水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中高级办公室行政人员。具体来看，按照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职业编码表，本研究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中收入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学历在大学专科以上的人员划入新中产阶层研究的范畴。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又称社会平均工资）为77560元，月平均工资为6463元。工资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集体、联营、私营、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及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11]由此，本研究将人均收入7万元确定为北京市中产收入标准的底线。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以上对新旧中产阶层的界定，商人、企业家等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被纳入老中产阶层。虽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他们中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学者型、专家型的现代商人和中小企业家，但是，从总体来看，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商人群体构成复杂，内部有着极大的差异，既有上述提到的现代儒商，也有自改革开放之初，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过人胆识，从小商品、小买卖做起的传统商人。后者虽然有着敬业、乐业的精神，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因此，要将这一群体与新中产阶层一并纳入研究的对象，反而不利于研究的开展与问题的解答。因此，本书仅将研究锁定在职业、行业差异虽大，但共性相对较多的新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