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新中产阶层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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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资本

(一)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

“资本”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一种基本生产要素。根据汉语字典的解释,它是用来生产或经营以谋利的生产资料和货币,也用来比喻谋取利益的凭借。[12]由此演绎,资本可作为人类谋取物质、精神等各种利益的资源总称。

资本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马克思。他认为,资本是能够产生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只有资本家才拥有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劳动者只能获得赖以生存的工资。然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个体劳动者也可以拥有资本,即劳动者所有获得的、有用的能力,如通过教育、培训及经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等人则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了知识和技能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作为对人力资本的回应,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则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层面,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强调“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视角不同,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就存在较大分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第一位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的学者。在他看来,资本具体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所拥有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网络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13]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旨在通过社会资本研究社会结构。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功能体现为人们可以实现个人利益价值的社会结构资源”[14]。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有助于人们实现个人利益的社会结构资源。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则难以实现或者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但是,这一定义以结果作为衡量原因的方式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潜在原因只能通过结果来获得。

在科尔曼的基础上,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提升到集体层面,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论断社会资本不再是个人拥有的资源,而是团体甚至国家拥有的财富。普特南这样定义社会资本,“是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组织特征,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效率”[15]。与其说这是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如说是对社会资本具有的特征和功能的梳理,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的参照:信任、互惠和合作;推动社会行动。这种定义容易出现个体替代总体以及彼此相互定义的问题,例如,信任是社会资本等。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将社会资本分为两类:黏结性社会资本(Bounding Social Capital)与桥接性社会资本(Bridge Social Capital)。前者是指紧密联系的“强连接”关系(strong tie),能够转换成高成本形式的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后者多与“弱连接”关系(weak tie)相关,有助于获取新异的信息和多元的视角。[16]

华人社会学家林南(Nan Lin)则在社会资源理论[17]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8]。其概念的前提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19]。在他的定义中强调了资源的结构性嵌入,以及人的行动能动性。林南将社会行动区分为工具性行动与情感性行动,前者是指获取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带来的回报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回报;后者是指维持已拥有的资源,获得的回报是身心健康、生活满意。由于林南的社会资本定义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因此很多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资本实证研究时,将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也作为了测量的重要维度。

虽然社会学家们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描述有差异,但无论是布迪厄、科尔曼,还是林南等都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由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组成。

(二)中国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主要划分为能力说、资源说、社会网络说、综合论。

能力说的代表学者边燕杰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20]。其所界定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他的界定强调的是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联系能力。

资源说的代表学者如赵延东,他从可操作化的测量方法入手,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通过社会网络可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21]。具体操作化为个人所拥有的父母、配偶、亲戚、朋友的数量,以及这些人的职业与职务结构。此外,张广利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嵌入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资金、保障、信息、机会、劳力、决策、合作等”[22]。虽然两种界定都将落脚点放到了“社会资源”上,但一个是将社会资源作为社会资本动员的手段,另一个则将社会资源作为社会资本的目标和结果。

张其仔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一方面指称其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23]还有一些学者从多元维度将社会资本综合为以下四个方面,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网络、社会参与、人际信任、群体规范。

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虽然角度不同,但均指出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关系相关。本研究采用林南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或动员的资源”,即社会个体(行动者)所拥有的能够帮助其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目标的社会网络。

(三)社会资本的测量

学者们切入研究的角度不同,形成了观点各异的社会资本概念,这些概念进而引发不同的测量指标。例如,布迪厄提出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测量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即群体和网络规模及成员所拥有的资本存量。科尔曼则将社会资本分为五种表现形式,如义务与期望、获取有用信息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由此,其考量社会资本的要素为信任、规范、准许、权威和封闭。而普特南的测量指标则如上文所析,其定义就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了参照,即信任、互惠和合作,以及推动社会行动。威廉姆斯则发展了一套网络社会资本量表(Internet Social Capital Scales,ISCS),从不同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如“与更广泛的社区互惠交流”、“获得稀缺资源”及“交往人群更广泛”。[24]他试图通过测量探寻普特南曾提出的“黏结性资本”与“桥接性资本”。从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从个体性与群体性两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个体性方面主要是从社会网络规模进行测量,群体性方面主要是通过社会参与及人际信任进行测量。

基于以上研究,本书主要考察的是新中产阶层社交媒体使用对其社会资本影响的主观性测量。主观性社会资本的考察,主要是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结果的态度测量。研究的总体测量依据林南的“投资—获得—回报”框架进行设计。

1.社会资本投资的考察

投资主要考察的是新中产阶层作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使用,对潜在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进行投资。这些问题涉及:①在社交网络上沉溺的时间;②关注的频次;③互动的频次;④互动的内容;⑤自我呈现。在结构内部,新中产阶层处于中间位置,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教育层次、经济生产力等都会影响其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与获取的机会。

2.社会资本获得的考察

社会资本的获得是对新中产阶层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源的考察,其中,社会资本的动员过程连接着获取与使用两个要素。可获取的社会资源主要是对新中产阶层行动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网络数量、规模和结构的考察。具体如:①微信通讯录中成员的数量;②微信通讯录中成员的关系构成;③微信通讯录中成员身份(单位、级别、职业声望等);④群的数量;⑤群的大小(人数);⑥群成员的关系格局;⑦群成员身份(单位、级别、职业声望等);⑧行动者在群中的角色;⑨群的关系紧密度。

为了对比社交媒体使用对线上与线下社交圈的影响,研究也同时考察行动者(新中产阶层)的线下社交圈情况:①最经常交往的朋友大概有多少个?②朋友、亲属、认识但不熟悉的人涉及的职业?③身边人的亲友比例、本地户口比例、同乡比例、外国人比例、性别构成比例?④对身边人的信任程度?

具体问题以对日常交往中亲友、本地户口、同乡、外国人及性别构成的比例考察进行衡量,关系的远近通过以下三个问题的递进来考察:闲暇时一起玩的人,相对来说交往比较密切,但可能属于泛泛之交;谈心的人未必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信任感最强;帮助自己的人,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应该是信任度比较高的社会网络关系。如在情感上帮助自己的,未必是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但是在工具性上帮助过自己的人,则可能是比自己更有权力的人;经常接触的人则可能包括休闲娱乐之外的工作、同行等关系。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不是一种由亲属关系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自然联系”,即指存在于工作、群体、组织中的关系。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是以核心家庭、血缘关系为主,是同质化的交际网络,是一种“强联系,强关系”。然而,中国现代社会虽仍受传统的影响,但已经发生改变,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人口流动非常普遍,人们离开自己的亲属、血缘关系到大城市打拼,血缘在社会资本中的影响逐渐递减,地缘关系也不如传统社会那样影响显著,或者说中产阶层人群较少依赖于地缘关系的社会资本,而是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资本,与西方更接近,即人们往往通过异质化的交际网络,如社区参与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因此,在本研究中使用表2-2对行动者的日常交往的制度性结构进行调查,既避免涉及个人的隐私,又可以适当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中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的人所提供的资源情况。同时,考虑到了血缘、地缘关系(此关系在表2-1、表2-2中体现)。

表2-1 日常交往人员构成情况

表2-2 日常交往中的成员职业结构

3.社会资本回报的考察

社会资本回报的考察主要是对于社会资本的主观性考察,是对社会资本带来的结果的了解。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考察社会资本如何成为资本,或者说如何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个体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本,或者是身体、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如图2-1所示,社会资本的回报可分为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工具性回报是指新中产阶层通过人际交往和社交网络等建立起与他人的关系,获取额外的或新的资源,如有价值的信息、对工作开展的帮助等;情感性回报指新中产阶层通过同质性的互动,获得相似资源的认可、关心和信任等,通常表现在个体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具体考察的内容为:①工具性行动结果的考察:a.新关系的建立状况;b.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取情况;②情感性行动结果的考察,如生活满意度、人际信任等。

图2-1 社会资本的测量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