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场景-角色-行为”社会交往理论
林南在考察因特网与电子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时提出，我们正在经历电子网络所代表的社会资本革命性上升的时代。电子网络所承载的资源超出了单纯的信息用途，不仅富含社会资本，而且成为参与者在生产和消费市场中目的性行动的重要投资。[25]但是，参与者究竟是如何在电子网络中采取行动为其社会资本投资的，林南则没有分析。本书将借鉴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从“场景-角色-行为”的理论视角，对以微信为例的社交媒体形态下新中产阶层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关注作为行动者的新中产阶层在新的电子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资本投资、动员行为，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资本回报。
（一）社会交往理论谱系
1.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读
对人的社会交往的分析离不开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即人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的根本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下，“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它的自然属性，如吃、喝、性等表面可见的行为，而在于其社会属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顶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27]。而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生产，在生产活动中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从猿发展到人，地理环境变化虽然提供了外部条件，但是，要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单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只有结成一定关系的劳动才使得人与猿区分开。此外，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也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这些都有赖于有目的性的劳动创造，而在这种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就会产生一种动物所不具备的属性，即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8]。
其次，人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物质生产形成的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结构总和，包括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各种复杂的社会交往，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关系。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其他关系受生产关系的影响，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
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的理解为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新中产阶层如何处理与他们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交往，以及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工具重构社会关系结构奠定了哲学基础。
2.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场景与行为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可以追溯到社会心理学视野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被认为是这个理论的创立者。该理论认为，经过长时间的互动，人们对某些术语或行动的意义会形成共识，从而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社会现象和事物。而事物之所以能成为事物的唯一条件是命名，即通过符号来再现它。[29]由此而言，“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事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不在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或功用，而在于其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这个意义即来自个体与他人的互动。米德指出，自我（the self）是对社会客观现实的内化和主观解释，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其概念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该个体的自我完全由他和其他个体参与的特定社会动作中其他个体对他以及彼此所持有的特定态度的一种组织所构成。”[30]在分析自我的过程中，米德提出了“角色扮演”的概念。他认为，自我的形成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实现的。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主体采取了一组影响行动的他人的态度，这就是客我。客我分为自我关于他人对自我形象的心理表象，以及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通过扮演特定的他人角色，使自我得以获得。
除了米德，库利（Chares Horton Cooley）等人也对符号互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他指出，自我是一种“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是以他人的态度为镜子，通过他人可以看见并评价自己。那么，这种自我就包括了三个部分：对别人眼中自己形象的想象、对他人对这种形象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也就是说，自我的发展就是对于他人评价的反映。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则进一步运用“戏剧”为隐喻，将社会比作舞台，发展出了“拟剧理论”。他用“情境”“角色表演”“印象管理”等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场景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他指出，“人们的情境定义通常依据的是个人经验与价值，以及社会常识与规范，正是为了维持有效的社会互动和符合社会期望的情境定义，人们处处都在演戏”[31]。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多样性，以及对不同的观众展示不同的自我。
在戈夫曼的理论中，他以舞台为类比，提出了“前区”、“后区”以及“局外区域”的概念，并指出“环境的限定影响着个体行为”，即与“前区”相对应的“台上行为”，以及与“后区”对应的“后台行为”，人们在不同区域扮演着理想概念的社会角色。当每个人进入社会环境后，都需要了解场景和其他参与者，需要立刻判断、组织和行动，因此，通过建立有社会意义的“印象”，人们可以识别出自身并对他人和自己相互间的行为做出期待。
值得关注的是，戈夫曼将阶层流动纳入研究的视角。他指出，“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一种主要而普遍的分层系统，同样，在大多数等级社会中，都存在着对高阶层的理想化，以及那些低阶层人向高阶层流动的某种抱负”。正是基于此，“向上流动需要人们呈现恰如其分的表演，并且，无论是为向上流动所做的努力，还是为了避免向下流动所做的努力，实际上都是人们为维持前台而做出的牺牲”[32]。
3.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媒介、场景与行为
戈夫曼的研究为理解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行为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但在梅罗维茨看来，该理论“忽略了角色和社会秩序的变化”，分析的社会背景是在“固定的规则、角色、社会背景以及固定的团体”的条件之下，因而无法解释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诸多社会角色及行为的变化。不过，戈夫曼的理论为理解新媒体对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很多隐含的线索，如“任何能够改变社会舞台结构的因素或者使社会观众重组的因素都会对社会行为有很大的影响”[33]。在此理论基础上，梅罗维茨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进行整合，提出了“媒介情境论”，认为新的媒介会产生新的社会情境，从而影响情境中的人物角色，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情境”（situation）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情境-角色-行为构建起了整个理论的分析框架。虽然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展开，但依然能为理解当前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重要的研究依据。
首先，梅罗维茨指出 “社会情境形成了人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的神秘基础”[34]，而情境应被视为“信息系统”，“与他人接触的行为的某种模式”。他提到，虽然社会学家早就指出，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会有不同的行为和举止，会受到所在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但是，“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35]。也就是说，社会场景不只是戈夫曼强调的面对面的物质地点和有形空间，而是媒介传播形成的“信息系统”，它既包括“物理场景”，也包括媒介创造出的“信息场景”。情境既包含了静态的场景又包含了动态的信息变化。他洞察到，情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地点的分隔，而是因为“什么或谁在其中”，或者是“什么或谁不在其中”，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谁观察到”。例如，男生在更衣室说话的方式，是由其他男生的在场决定的，也是由女生、父母、老师和校长不在场决定的。[36]以往，这种空间的分隔可以由物质结构来完成，但是媒介技术的变迁，特别是电子媒介的发展，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意义。梅罗维茨进而认为，“电子媒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环境”。
其次，梅罗维茨提到的重要论点是“情境的分离使行为得以分离”。他认为，行为与情境是互相匹配的，“完全不同的行为需要有性质完全不同的场景”。观众变化了，社会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个体的行为是根据其所处社会所定义的场景来塑造和修改的。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非麦克卢汉所说的“感官平衡”，而是表演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恰当行为”认知的变化。“当不同的社会场景组合在一起，原本恰当的行为可能就不合适了。”[37]他阐述说，人们对于每一社会情境都需要有明确的界限，从而保持社会角色扮演的连贯一致性。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境融合时，不同的角色就会发生混乱。[38]然而，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情境的传统关系，混合了两种以上的传统情境，导致了“中区”行为的产生。这种行为既不是“前台”行为，也不是“后台”行为，而是任何两个或多个以往不同场景的融合所产生的行为。通常，两个或多个场景之间的距离越大，一个人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行为变化也就越大。新媒体允许个人形成“更深的”后台，以及“更前的”前台。[39]
最后，梅罗维茨还认为，新媒介通过改变各类社会人群所接触的场景类型，改变了我们对各种社会角色的认识。“电子媒介将不同类型的人带到了相同的‘地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开始变得模糊。”通过个案研究，梅罗维茨进一步证明了，群体身份的角色、社会化的角色，以及权力等级的角色因媒介带来的新的社会场景而改变。他指出，个人常常具有交叉的群体身份，当我们简单地用我们是“谁”的方式来考虑群体隶属时，我们的身份也被我们在哪儿以及“谁”和我们在一起所改变。通过所造成的场景结构的变化，新媒介会改变人们对“我们”和“他们”的感觉，改变“谁同谁分享社会信息”。[40]新媒介通过影响群体来控制对其后台行为接触的程度，并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在等级社会中，权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信息的控制以及限制下级只能接收少数信息的台上场景。而且地位越高，越需要这种控制信息的能力。[41]
梅氏比喻说，电子媒介带来的新的社会场景就好像一个偌大的建筑物被移走了墙壁，将很多以前各自独立的场景，如办公室等一下合并到一起。在这种混合的社会场景中，学生也许会看到自己的老师在电视机前睡着了；蓝领工人看到自己的老板被孩子大吼大叫；选民看到政治家喝一杯酒就醉了；等等。当旁人得到很多我们自身的信息时，我们就很难在不同的人群前展示非常不同的自我。“由于电子媒介融合了以往不同的公共场景，模糊了私下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隔离了环境‘位置’和社会‘位置’的传统联系，因此，我们看到了群体身份的模糊，社会化不同阶段的融合以及社会等级的消失。”[42]但是，当社交媒体同样将很多传统情境融合时，是否会出现这种“身份的模糊”和“社会等级的消失”呢？
（二）基于社会交往理论的分析模型与诠释框架
本研究既是有关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也是有关社会分层与社会资本的研究，研究者希望在媒介情境（新的社会情境）的视阈下剖析日常社交媒体使用对于社会资本建构的作用（见图2-2），即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为分析框架和线索，解析处于社会结构中间位置的新中产阶层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中的网络社交行为表象背后的机制，进而洞悉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社会资本建构之间的关联（见图2-3）。
图2-2 媒介情境论视阈下新中产阶层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建构的考察
图2-3 新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建构分析模型
在前文的理论梳理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如图2-4所示的“新中产阶层社交媒体与社会资本建构”分析框架，从以下三个层面对新中产阶层社交媒体的使用及其对社会资本的建构进行诠释和分析。
图2-4 新中产阶层社交媒体及其社会资本的建构诠释框架
第一，系统层面。主要是基于社交媒体的改变带来的新的社会情境的分析，以及由情境变迁导致的角色认知的改变。
第二，实践层面。主要是对新中产阶层社交行为的分析，是对置身于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情境中的行动主体——新中产阶层的“微信行动”进行的深入分析。该行动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媒介使用行为，还是指向社会资本投资与动员的具有社会资本建构指向的社会学行为。
第三，效果层面。该层面是对微信行动带来的社会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效果分析。主要是从工具性回报与表达性回报两个方面考察新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行为/社会资本投资行动带来的利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08页。
[3]Max Weber，Class，Status and Power：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ited by Reinhard Bendix and Seymour Lipset（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6），p.21.
[4]Peter M.Blau，＆ Oliver D.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7）.
[5]吴浩：《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26～32页。
[6]Ralf Dahrendaor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7]Martin Nicolaus，“Proletariat and Middle Class in Marx：Hegelian Choreography and the Capitalist Dialectic，” Studies on the Left，1967，7：22-49.转引自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88～89页。
[8]Nicos 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London：Verso，1974）.
[9]汪浩鸿：《“新中间阶级”理论及其意义》，《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第73～76页。
[10]Barbara Ehrenreich，＆ John Ehrenreich，《专业-管理阶级》，《激进美国》1976年第8期，转引自沈瑞英《矛盾与变量：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第11页。
[11]《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公布2014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通知》，http：//www.bjrbj.gov.cn/LDJAPP/search/zxfgcletail.jsp？no=20150605161708990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9月10日。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1662页。
[13]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1986），pp.241-258，251.
[14]Coleman J.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95-120，101.
[15]Putnam R.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NJ：Pre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6]Putnam R.，Bowling Alone（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
[17]林南将每个人拥有的资源分为个体资源与社会资源，个体资源是指个人所拥有的可以为个人所支配的资源，包括对物质和符号物品的所有权，如财富、体魄、知识、地位等；而社会资源则是指嵌入个人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资源，如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是一种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具备的资源。
[18]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8页。
[19]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8页。
[20]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87～99页。
[21]赵延东：《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47～68页。
[22]张广利、陈仕中：《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瓶颈：定义及测量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02～106页。
[23]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4]Williams D.，“On and Off the Net：Scales for Social Capital in an Online Er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6，（11）：593-628.
[25]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1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51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340页。
[29]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人类传播理论》（第九版），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94页。
[30]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40页。
[31]陈静茜：《表演的狂欢：网络社会的个体自我呈现与交往行为——以微博客使用者之日常生活实践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第17页。
[32]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0页。
[33]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30页。
[34]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3.
[35]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33.
[36]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39.
[37]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
[38]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44-46.
[39]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7.
[40]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50-51.
[41]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63.
[42]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ce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