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郡及涿县城
（一）涿城与涿水
涿县，西汉时期为涿郡治所。《汉志上》：“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属幽州。户十九万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万二千七百六十四。有铁官。”所属二十九县。首县“涿，桃水首受涞水，分东至安次入河”。应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县。”而据《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注：“方城，涿之邑也。”顾广圻曰：“襄当作昭，下同。《史记》年表、世家，燕无襄王。下文云残齐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谥襄也。”又曰：“句有误。王先谦曰：袭谓重绕在外，谓燕都在蓟，涿、方城在外，犹《左传》言表里也。涿与方城二地，注误。”[1]则在战国时期已有涿城兴筑，属燕国南部城邑。传世燕系玺印有“豕都司徒”，其“豕”即“涿”，而“都”为燕国所置县级行政机构之称[2]。《史记·郦商传》：“项羽既已死，汉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郦）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攻其前拒，陷两陈，得以破布军。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正义》：“涿，幽州。”《汉书·郦商传》所述略同，而“食邑涿五千户”作“食邑涿郡五千户”。《汉书补注》卷四十一：“李慈铭曰：《史记》涿下无郡字，是也。汉封诸功臣列侯及分涿县立涿郡虽俱在高帝六年，然列侯之封无有以郡者。盖封商在前，置郡在后，当封商时涿犹为县，及既为郡，故更封商曲周耳。五千户下《史记》有号曰涿侯四字，不可去。”[3]其以涿郡立于汉高祖六年，当本于《水经注·圣水》。而据《史记·高祖本纪》及《秦楚之际月表》等，击虏燕王臧荼在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八月，郦商受封为涿侯，当亦在此之际，而后又立卢绾为燕王。涿城在秦代当属广阳郡[4]，至项羽封臧荼为燕王，又归属燕国；而再立卢绾为燕王，显然不可能使已受封为涿侯的郦商归属之，则涿郡之设很可能即在此一时期，在郦商受封为涿侯后不久即分原燕国南部地置涿郡。如此，《汉书》改为“食邑涿郡五千户”似并不错，而此后不久郦商又改封曲周侯，则“号曰涿侯”亦省而不书。《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高祖六年正月丙午封郦商为曲周侯，“以将军从起岐，攻长社以南，别定汉中及蜀，定三秦，击项羽，侯，四千八百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略同。此属“定封”，“除前所食”，则郦商“食邑涿五千户”尚不及半年。比照《汉志》所记西汉末户口数，此“五千户”当属秦汉之际居住于涿城者。其时涿郡当治于此涿城，因无定制，而郦商之涿侯封号亦予以保留，然所食者仅限于此一城，而非涿郡全境。至王莽时改涿郡为垣翰郡，而涿县之名不改。
东汉以后恢复原名。《后汉志五》：“涿郡，高帝置。雒阳东北千八百里。七城，户十万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四。”涿县为首县。《晋志上》：“范阳国，汉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阳郡，武帝置国，封宣帝弟子绥为王。统县八，户一万一千。”涿县为首县。《魏志上》：“范阳郡，汉高帝置涿郡，后汉章帝改。领县七，户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口八万八千七百七。”首县“涿，二汉属涿，晋属。有涿城、当平城、鸾城”。其改称范阳郡当始于魏晋之际[5]。隋代涿郡治蓟城（今北京），涿县属之。《隋志中》：涿县，“旧置范阳郡，开皇初郡废”。唐代相沿，而改涿县为范阳县。《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幽州领县“范阳，汉涿县，在范水之阳。汉涿郡故城亦在此”。《旧唐志二》：“涿州，本幽州之范阳县。大历四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以隶涿，属幽州都督。州新置，未计户口帐籍。至京师二千四百里，至东都一千四百八十里。范阳，汉涿郡之涿县也，郡所治。曹魏文帝改为范阳郡。晋为范阳国，后魏为范阳郡，隋为涿县。武德七年改为范阳县。大历四年复于县置涿州。”《寰宇记》卷七十：“涿州，涿郡，今理范阳县。古涿鹿之地，星分尾宿十六度。《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舜分十二州，为幽州地。《禹贡》冀州之域。春秋及战国俱为燕国之涿邑。秦灭燕，以其都及西境为上谷郡地。汉高元年，项羽入关，又立燕国，封臧荼为王。三年，韩信用广武君策，发使于燕，燕王臧荼降。五年反，汉诛荼，立卢绾为王。六年分燕置涿郡，领县二十九，理此。后汉为涿郡，魏初因之，至黄初七年，文帝改为范阳郡，取汉涿县在范水之阳以为名，以此地追封武帝子矩为王。晋武泰始元年又改为范阳国，封宣帝弟馗子绥为范阳王，传国至孙黎，没胡。永嘉之乱，陷于河北。其间建置莫能详悉。后魏又为范阳郡，领县七。至高齐，唯领涿、遒、范阳三县。后周省遒县，领县二。隋开皇初改范阳县为遒县，隶昌黎郡，又于古遒城别置范阳县，惟领涿、范阳二县。二年罢郡，移涿县入故郡，廨属幽州。大业三年以幽州为涿郡，县仍属焉。”唐改涿县为范阳县，后又于范阳县置涿州。又：“范阳县，二十乡。本汉涿郡（县）也，取涿水以为名。汉立郡于此，魏文帝改曰范阳。白带山在县西北四十里。涿水源出西土山下，东北流，经县北五里又东流注圣水。应劭注《汉书》：涿水出上谷涿鹿县。水西入海。《土地十三州志》云：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为涿鹿河。其支入匈奴中者谓之涿耶水。”其所述于秦以前多系传闻推考，而于汉以后则较为详实，可补《元和志》此卷之缺。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割燕、云等十六州于契丹，涿州归之。辽沿置涿州，并设永泰军。《辽志四》：涿州，“范阳县，本汉涿县，唐武德中改范阳县。有涿水、范水，户一万”。至宋宣和四年（1122年）一度归宋。《宋志六》：“涿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四年，金（辽）将郭药师以州降，赐郡名涿水，升威军节度。县四：范阳；归义；固安；新城，赐名威城。”宣和七年，郭药师叛，又归于金，沿置涿州及范阳县，见于《金志中》。元代归大都路。《元志一》：“涿州，下。唐范阳县，复改涿州。宋因之。元太宗八年为涿州路。中统四年，复为涿州。”范阳县倚郭。明代属顺天府。《明志一》：“涿州，洪武初以州治范阳县省入。西有独鹿山。北有涿水，西北有挟河，合焉。南有范水。东北距府百四十里。”清代相沿，民国时期改称涿县，即今河北涿州市。
《水经注·圣水》：“圣水自涿县东与桃水合。水首受涞水，于徐城东南、良乡西分垣水，世谓之南沙沟，即桃水也。东迳遒县北，又东迳涿县故城下，与涿水合。世以为涿水，又亦谓之桃水，出涿县故城西南奇沟东八里大坎下，数泉同发，东迳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则是桃水也；或曰终仁之故居，非桃水也。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涞水。此水所发，不与志同，谓终为是。又东北与乐堆泉合。水出堆东，东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东北迳涿县故城西，流注于桃。应劭曰：涿郡，故燕，汉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盖氏焉[6]。阚骃亦言是矣。今于涿城南无水以应之，所有惟西南有是水矣。应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县。余案涿水自涿鹿东注
水，水东南迳广阳郡与涿郡分水。汉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为名，当受涿水通称矣，故郡、县氏之。但物理潜通，所在分发，故在上谷为涿邪水[7]。山川阻阔，并无沿注之理，所在受名者，皆是经隐显相关，遥情受用，以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东，迳涿县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晋太始元年改曰范阳郡。今郡理涿县故城。城内东北角有晋康王碑，城东有范阳王司马虓庙碑。桃水又东北与垣水会。水上承涞水，于良乡县分桃水，世谓之北沙沟。故应劭曰：垣水出良乡。……垣水又东迳涿县北，东流注于桃。故应劭曰：垣水东入桃。阚骃曰：至阳乡注之。今案经脉水而不能届也。桃水东入阳乡，东注圣水。”其圣水即今琉璃河，桃水即今拒马河（或称北拒马河），垣水即今胡良河，而水道分合已与古时不尽相符[8]。其涿水，注文指为出于涿县西南奇沟东八里大坎下之水，与上引《寰宇记》所记涿水出范阳县西土山下相合；然与应劭等所记流迳涿城南则不相符，郦氏考辨而未能释惑。
又，《水经注·巨马水》：“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经文）。即涞水也。有二源，俱发涞山，东迳广昌县故城南……涞水东迳徐城北，出焉[9]，世谓之沙沟水。又东，督亢沟出焉[10]。一水东南流，即督亢沟也。一水西南出，即涞水之故渎矣。水盛则长津宏注，水耗则通波潜伏，重源显于遒县，旧则[11]川矣。东过遒县北（经文）。涞水上承故渎于县北垂，重源再发，结为长潭。潭广百许步，长数百步，左右翼带涓流，控引众水，自成渊渚，长川漫下十一许步[12]，东南流迳遒县故城东。汉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为侯国，王莽更名为遒屏也。谓之巨马河，亦曰渠水也。又东南流，袁本初遣别将崔巨业攻固安不下，退还，公孙瓒追击之于巨马水，死者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东南迳范阳县故城北，易水注之。又东南过容城县北（经文）。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遒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渔之赡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其水东南流，又名之为郦亭沟。其水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南入巨马水。又东迳容城县故城北。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南流迳遒县北，又东迳涿县郦亭楼桑里南，即刘备之旧里也。又东迳督亢泽，泽苞方城县。县故属广阳，后隶于涿。《郡国志》曰：县有督亢亭。孙畅之《述画》有督亢地图，言燕太子丹使荆轲赍入秦，秦王杀轲，图亦绝灭。地理书《上古圣贤冢地记》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县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风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无崖际也。沆，泽之无水，斥卤之谓也。其水自泽枝分，东迳涿县故城南，又东迳汉侍中卢植墓南，又东散为泽渚，督亢泽也，北屈注于桃水。督亢水又南，谓之白沟水。南迳广阳亭西，而南分枝沟。沟水西受巨马河，东出为枝沟，又东注白沟。白沟又南入于巨马河。”其巨马河即涞水，今亦称南拒马河，宋辽之际曾为南北之界河。广昌县即今河北涞源县，遒县即今涞水县，容城县故城在今容城县北，方城县在今固安县南，故安县在今易县东南。范阳县故城在今定兴县南，南北朝后期迁废，其西原有范阳陂，南通梁门陂，东南流注易水，谓之范水，易水自此以下亦通称范水，而流经范阳县城南，与巨马河汇合[13]。
其徐城，旧无确指。杨守敬按：“当在今涞水县北。”[14]今北京房山区与河北涞水县交界处，在顺拒马河右分支向下约2.5公里的一块高敞台地上残存一古城址，其北至北京房山区蔡庄500米，南至涞水县板城1500米，西至涞水县北庄500米，东至涞水县王家碾约1000米。城址平面大体呈正方形，长、宽各约300米，现仅存东、西、南三面城墙，北城墙可能早年已被河水冲毁。东南、西南两城角保存尚完整，高约3米。南垣和西垣中部各有一处向外凸出，或为城门。南垣凸出处遗有豁口，顺豁口处直入城内河沿，有深沟一道，将城内耕地分作两半，或为原城内街道久经雨水冲刷而致。城墙为板筑，墙内夹杂有大量的碎陶片和碎石块等。采集到青石镰残段、兽面纹半瓦当、夹砂红陶鬲足及汉代五铢铜钱等，推测古城可能建于战国时期而沿用至汉代[15]。其所在位于南拒马河（涞水）与北拒马河（古桃水）分流处，与《水经注》所述徐城相合，当即为古徐城之所在。又，《旧唐志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易州刺史卢晖“又奏置楼亭、板城二县，天宝后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易州涞水县，“板城废县，志云：在县北。汉高帝征匈奴时经此所筑也。或曰：唐开元中刺史卢晖奏置板城县，盖即此城云”。则唐代又一度沿用徐城旧址置板城县，故遗有板城村名。
其荆轲献督亢之地图事并见于《史记·刺客列传》。《集解》引徐广曰：“方城县有督亢亭。”《正义》：“督亢坡（陂）在幽州范阳县东南十里。”《寰宇记》卷七十：涿州范阳县，“督亢陂，在县东南十里”。《明统志》卷一：“督亢陂，在涿州东南。”“督亢亭，在涿州城东南一十五里，遗址高丈余，周七十步。”又：“郦亭，在涿州楼桑村南三里，即后魏郦道元故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涿州，“督亢陂，州东南十里。……《括地志》：督亢陂，迳五十余里。《寰宇记》：陂在范阳故城东南，跨连涿州、新城之界”。又：“楼桑村，州西南十五里。后汉末刘先主所居。明建文时，燕王尝屯兵于此。又南三里有郦亭，后因郦道元所居，亦曰郦村。”其“郦道元所居”，似有误，而当依《水经注》所述为郦道元六世祖所迁居之地。而《清统志》卷十四：“郦亭，在新城县西北。……旧志：今有郦村、郦哥庄，皆在县西北四十里。”其新城县在今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东约15公里，则所指郦村地理方位与《明统志》等所记相同或相近。《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二十九引《名胜志》：“去楼桑村三里为郦村，郦道元故居也。”又：“臣等谨按：今楼桑村北三里许有道元村。”而卷一百二十八：“臣等谨按：郦亭、先贤乡，皆无考。又，州志载州西南十五里有紫池堡，或即紫渊遗迹，今亦莫详其处。”光绪十五年刊《顺天府志》卷二十九：涿州，“西南二十里松林镇，亦曰松林店，把总驻焉。镇之西偏有城址，或曰广阳故城也”。又，西南“十三里徐家庄、下新店、庄窠邨、太家楼桑、楼桑庙、黄家楼桑。十八里楼桑邨，有铺，亦谓楼桑铺，汉昭陵（烈）故里也。楼桑邨之北三里，旧有郦邨，亦呼道元邨，是为郦道元故居，有郦亭。十八里庄窠邨、艾朝邨。二十里东楼桑，展台邨。展台云者，台以土积，高二丈，广九丈，袤十二丈有奇。房树邨，史各庄，张沈邨。二十三里熨斗店，二十五里官立庄，东阳屯，韩邨，林家屯，祝邨。二十六里黄家屯，二十七里义合店。三十里榆林邨，北马邨，贾家庄，泽畔邨，苍牛屯，常邨”。可知在清代在此一地区已无郦村之名，且其原址亦不能指实。然楼桑村尚在，而建于唐乾宁年间的昭烈庙（刘备庙）一直相沿至今[16]。相互比照，可大致将郦村即古郦亭确定在今松林店一带。而以楼桑村北三里许道元村（或作道园村）为古郦亭当属误解，且其所在地亦与《水经注》所述郦亭及楼桑里不相符。如此，《水经注》所注督亢沟水原当自西而东流经涿州楼桑村南，至涿州城东南督亢泽一带分为南、北两支，北支折向东北，汇入桃水；南支汇入巨马河。在督亢沟水西南有郦亭沟水流经郦亭东，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南注巨马河。其楼桑里当隶属于郦亭，故称“郦亭楼桑里”，二地相距较近。《水经注·睢水》：“《陈留风俗传》曰：郦氏居于高阳。……大将军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陈留徙涿。”则郦道元家族当属郦商之后裔，原居于涿县所属之先贤乡，至郦道元六世祖方迁居于郦亭。
其督亢沟水南支又南经“广阳亭”西。杨守敬按：“此别一广阳亭，当在今新城县东，非广阳县故城也。”[17]《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彧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受封为万岁亭侯[18]，曹操以女为荀彧长子荀恽之妻。建安十七年，荀彧死。“子恽嗣侯，官至虎贲中郎将。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及彧卒，恽又与植善，而与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恽。恽早卒，子甝、
（音翼），以外甥故犹宠待。恽弟俣，御史中丞。俣弟诜，大将军从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诜弟
，咸熙中为司空。恽子甝，嗣为散骑常侍，进爵广阳乡侯，年三十薨。子頵嗣。”其荀甝“进爵广阳乡侯”，当在魏明帝在位期间，而广阳乡当即在此广阳亭址[19]，晋以后于此沿置广阳亭。《寰宇记》卷七十：涿州范阳县，“故广阳国城，汉置，今废。故城在今县西南”。其“广阳国城”，依所指地理方位，似当指此广阳亭址，则原文当为“广阳乡侯城”。《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二十八引《涿州志》：“广阳城在州西南十五里，后汉封刘良于此。”又：“臣等谨按：州西南十八里松林店西偏有城遗址，然无碑记可考。”《清统志》卷七：“按《寰宇记》又云：广阳故城在县西南。州志：在县西南十五里。皆误。”上引光绪十五年刊《顺天府志》亦载松林店“或曰广阳故城也”。然其所在地理方位似与《水经注》所述“广阳亭”不甚相合。且在此一带尚未发现古城址。在松林店村西南有一高地，称五里坡，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在松林店以南义和店西北发现商、战国及汉代遗存，在松林店东南张沈村北发现汉代遗存等[20]，可表明自夏商以来此一地区一直有人居住活动，各方面基础较好。上已推定郦亭当在此一带，则广阳亭当在其以东。《清统志》卷十三：“马村河，自涞水县流入，迳定兴县、新城县西入巨马河，即古督亢沟也。……旧志：马村河在新城县西北四十里，起涞水县东稻子河，流入定兴县东北界新诰村，逶迤东迳新城县界马村，因名马村河，又南数里入白沟河。”《水经注疏》卷十二杨守敬按：“今有稻子河，自拒马河分流，迳涞水县东，入新城县界，为马村河。盖即督亢沟也。”比照《水经注》所述，此马村河流势似与督亢沟水不相符；而与督亢沟水南合“枝沟”相符，其“西受巨马河，东出为枝沟，又东注白沟”（督亢沟）。则督亢沟水南流河道当在其以东，而极有可能即为今涿新公路西侧水渠，上起涿州林家屯，下入白沟。如此，古广阳亭当大致在今林家屯一带。
依经文及注文，涞水即巨马河源于今涞源县西南，流至今涞水县东北分出督亢沟水。而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易州涞水县，“涞水，县东北三十里，县以此名，源出保安州之礬山，东南流入定兴县境，亦曰巨马河，流合白沟河”。又，卷十七：保安州，“礬山，州西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两山，出白绿礬，因名。……志云：礬山，一名礬石山，涞水出焉。《水经注》亦谓之涞山”。“礬山水，州东南。《水经注》：礬山水出于广昌县阎乡之樊石山，东流历覆釜山下，又东至古长城门，注于易水。盖即涞水之上源也。”《清统志》卷三十九：“涿水，在保安州东南。……《保安州志》：礬山堡西南十里有七旗里泉，即阪泉也。东北流合黑龙池、水头寺津及龙王堂池诸水，又东环堡城北，又东南入缙山河。黑龙池在堡西七里，水头寺津在堡西南四里，龙王堂池在堡西南三里，即蚩尤泉也。礬山水，在保安州东南，源出礬山，南流至易州界入涞水；又有龙池，在礬山北三里，水自平地涌出，澄清可鉴，瀦而为池，溉地甚广；又有二郎沟在州东南八十里，亦出礬山下，东北流入桑乾河，居民资以灌溉。”其保安州，即今河北涿鹿县，古上谷郡所属涿鹿县城距今涿鹿县东南约20公里，《水经注·水》记有涿水流经涿鹿县故城南，“而东北入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谓之涿邪水”。阪泉、黑龙池、水头寺津及龙王堂池诸水均属涿水系统。其礬山堡在今涿鹿县东南约30公里，唐末设礬山县。礬山水南流至易州（今易县）界入涞水，当属涞水之北源。其地又有二郎沟水东北流入桑乾河即水（今永定河）。而所谓礬山水，见于《水经注·易水》，作“樊石山水”，位于涞水之南，以其为“涞水之上源”，有误。近世涿水系统之水既可向东北流入桑乾河，又可向南流入涞水；在古时当亦如之，则上引《寰宇记》所记应劭注《汉书》“涿水出上谷涿鹿县，水西入海”当为“水西入涞”或“水南入涞”之误，当指涿水南折或西南折入涞水。而涿水既可南入涞水，当亦可独自南流。注文：“涞水东迳徐城北出焉，世谓之沙沟水。”比照《圣水》篇所述，其“出焉”上似当增“桃水”二字，而后又有垣水分桃水于徐城东。以下“又东，督亢沟出焉”当依宋本作“又东合督亢沟”[21]，属经文。其下“一水东南流，即督亢沟也”，方为解注之文。经文既言“合督亢沟”，可表明此督亢沟原单独为一水，而就其流势来看，极有可能即为古涿水，原与出上谷之涿水相通，向东流经涿城南。涿县及涿郡即因临近此涿水而得称。上引《寰宇记》载：“《土地十三州志》云：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为涿鹿河，其支入匈奴中者谓之涿耶水。”当即指此而言。所谓“涿邪水”，当指涿水斜出支流。古时涿水在上谷郡境内当分为两支，一支斜向东北，流经涿鹿城南，注入水；一支折向南流，流经涿城南。流经涿城西南的涿水原当属古涿水支流，桃水等当亦从古涿水分出。原涞水当循注文所述其“故渎”水道在今涞水县西北一带流向东南，而与古涿水即督亢沟水汇合似当在秦汉之际或西汉时期，而后古涿水归入涞水，二者当有一段水道重合，至徐城东又各归原水道，故《汉志》径言“桃水首受涞水”。其督亢沟水虽已属涞水系统，但此前曾独立为一水，故经文记为“东合督亢沟”。其当因连通督亢泽而得名，在汉代很可能是督亢沟水与涿水并称，故应劭径言涿城南有涿水。魏晋以后，其涿水之名渐晦。
（二）北城与南城
古涿城相沿至今，然其初期规制及历代变迁情形则不甚明了。清光绪十五年刊《顺天府志》卷二十一：“涿州城，旧为土城。明景泰初，知州事黄衡始甃以砖石。垣高四十尺，基之广倍之。方各有门，门有楼，前曰迎恩，后曰通济，左曰进德，右曰积庆。铺舍三十二，女墙一千八百三十。隍深十尺，广倍之。城之中有夹城，如人之束带。中有券门，曰通会，上有重楼三楹，左钟、右鼓，以启晨而警夜。天顺九年知州石端修。本朝康熙六年知州李勳重修。周围高厚，皆仍其旧，东、西、南三门名亦如旧，惟北门改通济为拱极。城周九里五十九丈，延袤一千六百四十九丈有奇，垣高三丈，基广二十四尺，上较基杀三分之一，雉堞二千一百九十有九，东、西、北
阇各三重，南二重。城形东北缺，自西以南则环而突出也，土人因名为卧牛云。城上旧设巡铺五所，烟墩一。南城上有魁星楼，康熙十一年知州傅镇邦移建东南隅，后改建正南，乾隆十二年知州张志奇复移建东南隅旧址。池深七尺，广三倍之。南、北吊桥各一，水门一，在西门南偏。康熙年间州判马星铸铁为柱四，界流以杜出入。嘉庆二十五年知州盛世琦重修城垣。（《涿州吴志》。按：志又云：前志谓汉魏以后，州郡屡更，今之州城，不能确指为何时所建。元命直脱儿建城郭，以处降人，则元时又有增筑矣。《艺文志》载元王恽《涿州移置考》，谓孔子清庙本在南城东南隅，因复悟州城南北若连环然，意置州时，展筑南城而广大之，今市中隔城，本故县城南门也。谓前后证据甚明，无可疑者。然则今治之为旧城无疑，特后加展拓尔。）”
涿州城址位于今涿州市区范阳路以北、北关华阳公园以南。其东垣及南垣现已无存，西垣及北垣亦只剩残垣断壁。经1988年及1989年两次实测调查，残城墙仅存四段，西垣南段（商业机械厂院内）长140.7米，西垣北段（西门至华阳公园）长963.5米，北垣东段（原拘留所院内）长99.2米，看守所、东垣北段（东门粮库院外）长397米，总长约1600米，残宽0.3～21.4米，高0.5～12.7米。在城墙夯土及暴露的灰坑遗迹中发现有许多秦汉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陶鬲足、陶釜口沿、豆柄等器物残片。2005年再次对古城墙进行详细调查，现华阳公园南侧的北城墙，自西向东由107国道至小顶街附近仅残存152米；西城墙现存两段，自北向南由华阳公园至华阳路段残长786.5米，商业机械厂段残长100米。现存古城墙总长为1038.5米[22]。其城垣四至范围基本清楚，城内街巷等大体保持旧有格局，可结合相关文献来推求涿城的演变过程。
其直脱儿，见于《元史》本传。直脱儿亦作齐都尔。《顺天府志》卷七十二：“齐都尔，蒙古氏。从太宗有功，八年建织染局于涿州，明年改涿州路，以齐都尔为达噜噶齐[23]。时城郭圮莽，不可居，齐都尔经营创建，民利赖之。”其重建涿城当在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之际。王恽撰《涿州移置考》：“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觐来涿，因拜谒孔子清庙，遂读唐贞元中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彭城刘公建孔庙碑，乃知州治本幽州卢龙军属邑范阳县也。至代宗大历初，诏始分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为涿州，治范阳，涿郡即涿郡故地为名。按《舆地广记》，汉初高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阳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南控鄚城，百里而遥；北连幽蓟，百里而近。唐以来，中间控制蕃戎部落甚众。又河流萦带，前后有林麓陂池之利，周广磅礴，郁为雄藩。及辨读辽统和廿八年州刺史广陵高公移置碑阴记云，旧庙本在南城东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东南隅康庄之左。因复悟今州城南北若连环然。意者置州时展筑南城而广大之，今市中隔门，本故县城南门也。观此前后证据甚明，无可疑者。噫！予往来幽、涿间盖十年于兹，尝以隔门之制为惑。询访土俗，莫详其故。且方物之辨，一事弗知，君子耻诸。不图闻一得二，使数年之疑一旦涣然冰释，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贻涿之好事君子，似俟更考云。”[24]其记于至元八年（1271年），言孔庙在“南城东南隅康庄之左”，当即指今孔庙所在址。“康庄”当指今鼓楼南大街。而后孔庙时有修缮。蔡钦《涿州重修孔子庙碑》：“涿，古之名郡，近距京师百有余里。城之巽隅故有庙学，自唐贞元历金大定，兴建颠末，先儒刻石俱存，以有可征。圣朝隆治，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赵天爵按部至州，悯其荒陋，割月俸，倡率郡僚，因故基创建殿宇，翰林侍读学士李公谦已尝文诸石，树于庙庭。迨今几六十年，绵历岁久，而塈涂剥落，梁栋腐败，弗蔽风雨。事经累政，存意缮完者有之，以州治路当南北辐辏之冲，使宾旁午，朝迓暮送，事急政繁，未遑葺理。至元庚辰，东安张珪庭玉以荫补官，由大宁簿来判是州。视政未几，总府闻其才干，选征赴都，命主郡牧刍藁，出纳有方，秋毫无犯。事竟还州，拜谒宣圣庙廷，顾其倾圮，慨然兴叹曰：庙学者，善教化，正彝伦，人材攸出，首善之地，国家之所崇奉，致有崩摧，渎神莫甚焉。知斯州者不得不任其责。”于是谋划重修。“是役也，经始于至正辛巳之秋，毕成于壬午之夏。”[25]其碑立于至正二年（1342年），今存于孔庙内。而至元二十一年重修孔子庙碑已不存。明清时期又多次重修，相沿至今。又，《顺天府志》卷二十二：“涿州州治，在城内东南隅，建自元时。”元刘懿撰《无讼堂记》：“大德辛丑，大都葛侯叔茂来为州牧，扁其厅事曰无讼。”明清时期相沿，在今县府街。《顺天府志》卷二十六：“昭佑灵惠公庙，在城东南隅。”元夏以忠撰《昭佑灵惠公碑》。明清时期相沿，亦称张将军庙，在涿州旧城东南城角内，民国时期犹存。由此可知，元代涿州城之形制布局已与明清时期略同。《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一〇五章：“从此石桥首途，西行二十哩，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行毕然后抵一大而美丽之城，名曰涿州（Giogiu）。内有偶像教徒之庙宇甚众，居民以工商为业，织造金锦丝绢及最美之罗，亦有不少旅舍以供行人顿止。从此城首途，行一哩，即见两道分歧：一道向西，一道向东南。西道是通契丹之道，东南道是通蛮子地之道。”[26]即为涿州城在此一时期所呈现的景观。其蛮子地，当指其时汉人所居中原及南方地区。王恽所见“今州城南北若连环然”，而“询访土俗，莫详其故”。则此一规制显然并非直脱儿所创，其所为乃因旧址重修。然王恽推考在唐代大历年间“置州时展筑南城而广大之，今市中隔门，本故县城南门也”似亦不尽合于史实。
唐韦稔撰《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而范阳郡无者何？……大历初，诏剖幽之范阳、归义、固安为州，因涿郡之地，题为涿，第为上，以范阳为治所，县遂为州治矣。然此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释奠，盖伺州之已事，假笾豆寄升降于故阶。迨今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工部尚书、御史大夫彭城刘公，建中初假道州县，操长是邑，睹兹遗阙，喟然叹息。……乃视县前近里之爽垲，心规其制，口画其地，[度]广狭之量，平庐舍之区，发其居人，直以官俸，给于瓦木丹铁之费，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财散之，人不知役，庙倐云构，圣贤之像备，馈奠之器具，庭除肃然，黎元翕如，皆不侍施而悦，不待教而变。”[27]其碑立于贞元五年（789年）。据此可知涿州文庙创置于唐建中年间，位于“县前近里”之地，上引王恽文言“旧庙本在南城东北隅”。而其所见辽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涿州刺史广陵高公移置碑阴记》，今已不存。此后孔庙移于今址。金黄久约撰《涿州重修文宣王庙碑记》：“范阳旧有夫子庙，在城东南，唐贞元五年卢龙节度刘公所建。辽统和中始移置于此。年祀緜远，将就倾圮。……大定二十三年冬，汾阳郭侯豫自尚书郎出殿是邦，下车之初，以令从事伏谒祠下，既而周览庭宇，悯其敝陋，愀然变容。……于是命工绘图，亟议改筑，计所当费约用钱二十余万。……起二十五年夏四月二十日癸丑，讫五月八日庚寅，总为屋十有八楹，制度大小广狭，悉因其旧。”[28]其碑立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二十七：“臣等谨按：州学，唐贞元中卢龙节度刘济所建，金黄久约记云，旧庙本在南城东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西南隅康庄之左，即今儒学所在也。韦稔碑及金元明碑记皆在庙中。”似理解有误。古时涿州城内当以鼓楼大街一线为中心分为东、西两部分，辽金以后孔庙位于鼓楼南大街之东，故当如王恽所言在“南城东北隅”，而非“南城西南隅”。又，黄久约所记旧庙“在城东南”，并非“在南城东南隅”，其所指当如王恽所言“在南城东北隅”。所谓“在城东南”，当据传闻所记，指唐代旧城东南；而辽统和二十八年《涿州刺史广陵高公移置碑阴记》很可能记有旧庙所在具体方位，王恽由此而判断“旧庙本在南城东北隅”。
观察古涿州城平面不甚规则，其东北部内折而西南部凸出。城内东大街长800米，路平直，南北向，北与旧城东北缺角之南北向城墙大体成一线，南端西与公益街相接。公益街长279米，因西部地势较低，全城雨水大部分由此西流经水门流出，故又称水门沟子街。其西经鼓楼南大街与尚公街相接。尚公街西端即为水门，城墙亦由此西折又南折，呈外凸状。仔细分辨，其东大街以东与公益街、尚公街以南很可能属后期增筑部分；而东大街向北连接旧城东北缺角之南北向城墙，公益街、尚公街向西连接旧城水门以北城墙及北城墙，则属旧有城圈。涿州市电力局住宅楼工地出土大齐（北齐）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卢府君墓志记：“粤以天统元年岁次乙酉十一月己卯朔十九日丁酉窆于城东南七里之茔。”又，范阳路立交桥工地出土段岩墓志记：“此有唐骠骑之墓。贞元十有九年秋八月戊子，幽州节度步军将兼涿州马步都虞侯骠骑大将军试殿中监段君长逝于涿城焯叙里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一。……以其闰月己酉窆于涿之巽维五里所孝义之源。”[29]其出土地西北距东大街与公益街交会点约2000米，约合唐五里。而电力局住宅楼位于立交桥东南约1000米，亦略合“城东南七里”。又，永乐部队院内出土张光祚墓志记：其于唐大历十一年（776年）十二月八日卒于戎阵，“维明年岁次丁巳二月癸未朔二日甲申葬于涿州城东北向阳乡之原”[30]。其出土地西南距旧涿州城东北角亦恰约2000米，约合唐五里。凡此均可为唐以前之涿城在此范围内提供佐证。其公益街与尚公街向西连通水门，当为原涿城南垣之所在，城外原为护城河；而后城垣向南拓展，即在护城河出城处辟为水门。原涿城东垣当在东大街一线，城外亦有护城河。其向南部及东部拓展，极有可能是在辽代。
宋初为收复失地，宋兵曾数次北上，涿州城地处宋辽交界地带，多有战事。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诏修沿辽界城池，涿州城之拓筑，或亦在此之际。《顺天府志》卷七十二：“耶律和卓（原作合住），字诺木衮（原作粘衮）。保宁初，以宋师屡梗南边，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马都监、招安巡检等使，赐推忠奉国公臣。和卓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壤敬畏，属部乂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和卓表闻其事，帝许议。安边怀敌，多有力焉，拜左金吾卫上将军。和卓智而有文，晓畅戎政，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及周师侵边本末，辞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和卓一言，贤于数十万兵。”又：“耶律休格（原作休哥）字逊宁，应历末为特里衮（原作惕隐）。乾亨元年，宋侵燕。”休格往救之，“宋王遁，休格追至涿州，不及而还。是年冬，诏总南面戍兵，拜裕悦（原作于越）。圣宗即位，太后称制。统和元年正月丙子，以休格为南京留守，仍赐南面行营总管印绶，总南面军务。以便宜从事。休格下车，牓谕燕民，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四年，宋复来侵，其将范密、杨继业出云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沟，涿州陷，固安置屯”。休格率师出战，大败宋军。“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裕悦至矣。’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涿州城之拓筑当在此二者任职期间（保宁至统和初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双方于澶渊议和，宋真宗及契丹圣宗互致誓书言：“所有两朝城池，并可（各）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31]而后两国间边界稳定，诸城居民安居乐业，故接连有统和二十八年移置孔庙、太平十一年（1031年）建智度寺及塔（南塔）、大安八年（1092年）建云居寺及塔（北塔）等。时城北部及新拓展的南部及东部当均较空旷。《契丹国志》卷十一：辽天祚帝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童贯率师北上，“燕王遣大石林牙领一千五百余骑屯涿州新城”。其新城，当即指辽代向南及向东所拓展的城墙，因原涿州城南垣及东垣尚在，故称新城，当主要用于驻军防守。元初“城郭圮莽”，直脱儿重建，即以辽代所增筑的南垣及东垣并原有的西垣及北垣为四面城墙，而将原有南垣及东垣辟为街巷。
涿州城内旧有通会楼，南连鼓楼南大街，北连鼓楼北大街，东连小市街，西连灰市街。《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二十七：“通会在郡中，上有庭堂幕次，左鼓右钟，于以安民警盗。春秋降雨，郊原陇亩，浓云密霭，一望不分，郡中之佳景也。”其重修于明天顺年间。殷谦撰《重修通会楼碑》：“天顺纪元，以都指挥同知石公端分守涿州。……而郡无更楼，公以询诸耆老，对曰：去州治西北一里许有门曰通会，筑土为台，上有房三楹，以司更漏，岁久为风雨所损，十余年未有修复之者。独台两旁有二小屋，以悬钟鼓而已。公曰：兹非缺典欤！且更楼必务崇高，吾构之可也。……不逾月，黝垩丹漆，轮焉奂焉，而工告完。凡构楼三楹，其高广寻丈皆合矩度。楼成，饬更漏，戒更卒，晨昏钟鼓之期，昼夜时刻之节，抱关启闭之候，咸中法则。于是南北往来之人睹其楼之宏丽，曰：何昔之委靡而今之壮观耶？”[32]其所在当即王恽所言“今市中隔门”。由王恽所述可知，其在元初已仅余此门址，原两侧所连接的城墙已不存，辟为街巷。其门洞为拱券式，而此式兴起于宋元时期，当属其为“市中隔门”后所作；原当为“城中隔门”，在辽金时期此城门两侧所连接的城墙犹存。北为北城，南为南城，“州城南北若连环然”。拆除此城门两侧所连接的城墙，极有可能是在金代，故黄久约撰碑文言“范阳旧有夫子庙，在城东南”，已不辨北城与南城。王恽以“今市中隔门，本故县城南门也”，当合于史实。如此，其北城南垣当在今小市街及灰市街一线，东垣当在今东大街北向延伸线一线，北垣当在旧涿州城北垣一线，西垣当在旧涿州城西垣北段一线，东西长约800米，南北长约600米，平面略呈长方形。在原通会楼处设南门，在旧涿州城北门处设北门，连以南北向通道。此城当兴筑于战国时期，汉代用为涿县治所。其南城东垣当在东大街及其北向延伸线一线，南垣当在公益街及尚公街一线，西垣当在旧涿州城西垣（水门以北）一线，东西长约800米，南北长约1000米，平面亦略呈长方形。在旧涿州城西门处设西门，在鼓楼南大街与公益街及尚公街交接处设南门，在东大街与东门大街交接处设东门。此南城当属汉初置涿郡时所展筑，为涿郡治所，魏晋以后相继为范阳郡、涿州治所。王恽未辨此南城，而以元代所筑通会楼以南部分为南城，并以其属唐代置涿州时所展筑，不确。汉代拓展南城后，涿城东西长约800米，南北长约1600米，合汉时尺度分别约二里及四里，南、北、东、西各设一门，中有“隔门”。“隔门”之南丁市口，南通南门，北通“隔门”及北门，西通西门，北折经观音堂街通东门，地处全城中心，交通便利，当为传统市场所在。而小市街及灰市街（或称回市街、市街）当在“隔门”两侧城墙拆除后陆续形成的市场。
《汉书·酷吏传》：汉宣帝以严延年“为涿郡太守。时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毕野白等由是废乱。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忤，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赵绣按高氏得其死罪。绣见延年新将，心内惧，即为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观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赵掾至，果白其轻者，延年索怀中，得重劾，即收送狱。夜入，晨将至市论杀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颜师古曰：“两高氏，各以所居东、西为号者。”其时涿郡太守治所当在大城即南城内，“市”则当在南城内丁市口一带。又，《汉书·五行志上》：“征和二年春，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此火为变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刘屈釐为丞相。”其铁官治所当亦在南城内。而涿县治所似当在北城内。《史记·货殖列传》：“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汉志下》作：“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为赵国都，燕指燕都蓟城（今北京），涿指涿郡治涿城，郑指郑、韩之都郑城（今河南新郑市），卫指卫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东南）。涿城与邯郸等大城并列，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而《汉志》及《后汉志》所记涿郡户口数，则可表明其在整个汉代一直呈现繁盛之势。魏晋以后渐衰。《三国志·魏书·王雄传》：王雄于曹丕称帝期间为涿郡太守，安定太守孟达荐举言：“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蕃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晋泰始元年（265年）封司马绥为范阳王，咸宁五年（279年）死，谥康王；其子司马虓嗣爵，永兴三年（306年）死，见于《晋书》本传。城内东北角及城东先后立有晋康王碑及范阳王司马虓庙碑。北魏时期复为范阳郡，依《水经注》文，“今郡理涿县故城”。而据《魏志上》，涿县“有涿城”。依其文例，当指其县境内已废弃的城址。而“涿城”当特指北城，则至迟在北魏后期此北城已空出，县治所迁至南城。南城当称范阳郡城或郡城。此制当相沿至隋唐之际。《旧唐志》：“信州，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户四百一十四，口一千六百。黄龙，州所治，寄治范阳县。”《新唐志七》：“信州，万岁通天元年以乙失活部落置，侨治范阳境。县一：黄龙。”或由此而重修北城，以寄治信州及黄龙县所迁契丹部落。安史之乱后，此契丹部失散。大历年间置涿州，而县治所仍在旧址。据上引韦稔所撰《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唐贞元年间所建孔庙位于“县前近里”之地，王恽言“旧庙本在南城东北隅”。则原孔庙当在公益街以北、东大街以西，很可能即在三义庙一带。县署在其北“近里”即约一里，或有可能是在粉子胡同以北。而州署很可能是在观音堂街以北，临近东门。汉魏时期郡治所当亦在此一带。
涿县城图
（据民国二十五年刊《涿县志》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