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对亚太经济一体化有引领之责，无主导之心
陆忠伟[1]
第二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底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举行。2013年以来，从巴厘岛到北京、马尼拉，从利马、岘港到莫港，域内成员元首频繁会晤，规划行动愿景，描绘合作蓝图，致力于建立新型区域经贸合作关系。今日，中国东南沿海经济重镇福州举办的这场学术盛会，将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角度，讨论及思考进一步推促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与路径。
莫港峰会面临的形势，仍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开放与保护光影交织。细言之，经济全球化失速，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区域一体化进程遭遇“逆风”。2017年，全世界出台约500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18年伊始，美国启动“301调查”“232调查”，对中国输美商品大幅加征关税，奖出限进，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美高科技领域正常的贸易与投资活动设限使绊。
美国的行径严重冲击国际贸易秩序，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严重冲击。然而，越是面临竞争合作同步深化，越需各国高层高瞻远瞩；越是利益错综复杂，越需增信释疑，找到新利益契合点；越是面临区域性机制和目标重塑，越需携手应对。莫港峰会所定的“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的主题，摸准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症结所在，契合了成员对反一体化抬头的关切，贴近了各国拥抱新工业革命的迫切要求。
2013年至今，历次APEC峰会已触及亚太经济合作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概言之，一是亚太经合组织缺少有效约束，切实行动力度不大；二是区域贸易协定碎片化严重，即形成“意大利面碗”现象；三是区域贸易循环多有梗阻，气滞血瘀；四是东北亚、南亚等传统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五是特朗普政府强硬修改双边自贸协定，以取代多边或区域机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六是一些国家为重塑贸易竞争优势，频频出台内顾性、限制性保护政策。
商海无边，善游者胜。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光影交织现象，如何看，怎么做？不单是基于经济逻辑的思考，更需各国基于辩证思维，统筹考虑。所以，面对“逆风”及“雾霾”，要看清区域经济合作本质，看准各国贸易政策动向，看透亚太地区总体开放、稳定、繁荣的基本盘。毋庸置疑，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亚太经济格局，仍是所有成员利益所在。幸运的是，由于一些国家勇担政治责任与灵活使用外交技巧，多边主义DNA“生生不息”，区域FTA“火焰不灭”。
其标志，当属2014年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谈判，并启动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2017年岘港峰会上，各成员重申：全面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此外，TPP 11国仍续推谈判，致力于建设“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当下，CPTPP东山再起，有扩大规模之势；RCEP高开高走，完成谈判指日可待。笔者赞同CPTPP、RCEP与FTAAP相向而行，共促亚太地区PPP（和平、繁荣、伙伴）关系形成。
APEC聚集了区域主要经济体，其影响和作用举足轻重，但也身处应对风险挑战、开拓增长空间的最前沿。缘于此，各成员对莫港峰会充满期待。期望值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负重爬坡的当口，借莫港峰会，及时传递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重要信号；通过各自行动与集体合力，既添当下动力，活血化瘀，又促长远发展，根治“意大利面碗”病症，坚定对FTAAP建设的“道路自信”，确保这一建设的可持续及深化，进而发挥APEC区域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
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在地理上毗邻而居——不论是从国与海、城与海的海上通道联系角度观察，还是从一山两国、一村两国的国土接壤、陆路通联角度分析，得益于基础设施“神经系统”的发达、完善，太平洋两岸国家不仅地理距离越来越近，而且在资源链、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互为一体的关系更是愈发密切，正形成新的“天缘”、“地缘”、“币缘”与“物缘”关系，即经济贸易合作愈发兼具文化属性、战略属性、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家长里短常有，磕磕碰碰难免。
中国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有“引领”之责，无“主导”之心，绝无与美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意图。中国更关注，如何才能胜任“引领者”新角色——把中国的发展转变为周边国家的机遇，把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潜力转变为中国的机遇，进而将政治关系、民意所向、守望相助、陆海通道、经济互补等诸多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努力让经济一体化更具包容性，更富“数字化”元素，以使各国都能从中获得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岘港峰会到莫港峰会，目前经历了中共十九大到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短短半年时间，中国给亚太经济送上了沉甸甸的“大红包”：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即将出台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降低汽车等消费品进口关税，汽车行业5年内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推进金融市场“大爆炸”，即放宽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准许外资证券公司将股比上限从49%提至51%，以及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此乃中国基于发展需要做出的战略选择，以行动展现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领”之责及负责任的“大国自信”。
岘港峰会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大通关”机制建设，参与关税减让谈判，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并大力推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新型业态发展，以降低贸易成本（据估算，各国跨境文件审核和通关程序成本约占贸易成本的80%）。与此同时，通过双边或区域合作，完善边境口岸的通关软硬件——海关质检人员培训与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共享监管设施，优化监管流程，提高通关效率，缩短通关时间。
从2013年巴厘岛峰会到今年莫港峰会的五年期间，恰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出台，活跃区域经济的五年。该倡议成为区域一体化的新里程碑——既推进产能、贸易、投资的“通”与“联”，还构建货币流通的“路”与“网”。三年多来，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分支机构，通过资金的长短期“变压”，变储蓄死水为长期资本，利用外部金融活水及流通顺畅的金融体系，助推产能合作，促进沿线国家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融合。
2017年中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关于“一带一路”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理念越来越与时俱进，如下思维愈发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正和思维超越零和思维，开放思维超越地理思维，陆运思维充实海运思维，资本思维超越产业思维，长线思维兼顾短线思维，文化思维助推经贸思维，以及多双边并行合作思维超越开发援助与单向出资思维。总之，基于对“一带一路”认识的深化，南太平洋也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突破了洲际和次区域间的藩篱。
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要重点建设三条蓝色经济通道之一，即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本人赞同大洋洲“一带一路”促进机制发起人、新西兰国家党主席彼得·古德费洛先生的观点——“对大洋洲地区来说，‘一带一路’仍是当前的一个巨大良机”，机制“有助于推动大洋洲国家与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机会共享”。
对“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社会存在防范之心、质疑之声。有西方媒体报道，“澳新等国担心中国扩大对南太的影响力”，担心中国的基础设施有军事用途。必须指出，“一带一路”的关键项目，不搞一家独大，不搞暗箱操作，也不搞赢者通吃。正如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大趋势》一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所言，“中国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一带一路’的经济和地理愿景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对抹黑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论”“经济动物论”必须消毒脱敏。但这些谬论提示我们应注意发挥文化认同对金融、产能合作的作用。鉴于此，应提倡以“古丝路”的“大敦煌”“三宝庙”带有的文化符号作为合作图腾，化解沿线国家的猜忌与狐疑，以“天缘”（文化属性）替代“地缘”（战略博弈）。
是为序。
2018年5月13日于福州
[1]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