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涵盖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内涵、机制、格局及模式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以及采用城市流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心地模型、引力模型、灰色系统模型、GIS空间分析技术等方法的实证研究。整体而言，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为完善，国内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均滞后于国外。本节将从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两个大的视角对城市群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一）理论研究
对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源于19世纪末期，霍华德（Howard）是最早从城市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1898在其论著《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中，针对当时的大城市所面临的城市拥挤、卫生等问题，适时提出了“田园城市”概念（Garden City），并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田园城市模式”，倡导“城乡一体”的理念，构想建设一个新的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是希望通过新建的组合群体的协调发展来新建城市以解决大城市所产生的城市通病。Geddes （1915）在《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中运用区域综合规划的方法对城市的演化形态进行了研究，预见性地提出了“集合城市”（Conurbation）等城市演化形态。1943年，Saarinen （1943）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强调城市群的发展应遵循从无序的集中到有序的疏散的规律，对当时的城市群体构造及改进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随后，Friedmann （1986）和McGee （1994）等学者对城市一体化发展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区域的概念，发展了世界城市理论，强调了空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至此，国外学者对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全面展开。
1.城市群一体化内涵
国外关于城市群一体化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主要是围绕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展开研究。早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筹划阶段，经济一体化这一概念就已被提出，但其界定并未统一。Balassa（1962）认为经济一体化指完全消除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有关国家移动的所有人为限制，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Triffin（1954）认为经济一体化是要素市场、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大集成过程，而任何一个经济一体化联盟建立同时涉及机构、理论、政策上的统一。总体而言，经济一体化是指成员国之间逐渐消除贸易障碍与生产要素的流动限制，使商品、服务与生产资源的市场逐渐合为一体的过程，可以得出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即参与方为不同国家，经济活动包括物质、人员和资金的流动，参与方之间达成一定的协调规则并设有永久性的协调机构。
2.城市群一体化形成机制
国外学者关于城市群一体化形成的机制研究起步相对较早，研究角度与研究内容颇为丰富。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城市群的形成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路径依赖等是重要的微观影响因素。Krugrnan （1996）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结构的空间自组织模型”，指出城市中厂商之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导致该城市结构的形成，其中规模经济是向心力，而运输成本是离心力。内生增长理论学派将知识和技术看作城市群形成的重要内生动力。Durantot等学者从内生经济增长的角度切入，试图解释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原因。Durantot和Puga（2000）对城市群体系形成的研究指出，技术的创新与老化会伴随着新城市的催生与旧城市的衰落，因此技术和人才是导致城市群产生的内生动力，并根据厂商学习生产新产品的方式推导出了专业化城市、多样化城市和包含二者特点的混合性城市。Henderson和Wang （2007）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切入，解释了人力资本聚集和知识溢出是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数量增加进而形成城市群一体化的原因，同时指出，随着知识和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和重要程度上升，国家受教育人群数量也会上升，城市规模会随之扩大，城市等级也会有所提高，从而城市群体系会不断扩大，从而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Chen和Hall （2012）从交通一体化角度切入，探讨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效应能否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并对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带动作用，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络的完善等是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形成的重要因素。Nicolaides（2012）以欧盟为例，对成员国制度在一体化机制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认为成功的经济一体化机制依赖于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欧盟国家之间相互学习，进行法律与政策的协作，能提高欧盟制度规定的实施效果。Reitel等（2013）从制度一体化的角度切入，以巴塞尔为例对跨国界的城市网络体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开放的政治环境与有效的制度政策有助于跨境城市在空间形态与内部功能上的整合，促进跨境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Hayek（2015）从区域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切入研究了城市扩展以及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指出城市群内部存在一个内部功能结构区，使各个城市子系统能更好地对接，实现其在城市群内功能的转换，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Serret等（2014）从生态一体化的角度切入探讨了城市绿色空间对城市群生态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城市绿色空间不仅有助于维持城市间生态连接，实现城市群生态一体化发展，而且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具有贡献作用。
3.城市群一体化空间结构
现代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主要是在区域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针对区域城市群的空间组织架构展开。Gottmann（1957）当数现代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的开拓者，提出城市群具有人口、基础设施等要素高度密集特点，同时具备培养和枢纽功能，一般都会经历城市离散阶段、城市体系形成阶段、城市向心体系阶段和城市群发展阶段。Hagerstrand （1968）对城市群的空间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并揭示了城市群空间扩散的形式和过程。随后，城市群的空间形态由单核型向多核型演化，并随着交通、通信的发展，向更开放更有联系的一体化空间结构发展。Qin等（2003）对中国吉林省中部城市群的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从地理条件、经济基础、政策背景和交通条件等方面，将吉林城市群分成五个城市经济区域以建立合理的工业空间布局。Fang等（2007）基于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群一体化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通过引入中心指数和分形理论研究了中国城市群一体化的空间结构的稳定性。Wang等（2014）探讨了一个城市的影响空间范围的界定对城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城市影响范围的界定对城市群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规划及其腹地之间的集成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Liu等（2014）以中国苏州南部的城市群为例，从城市扩张的时空动力学角度切入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发现地级城市的扩张在空间上倾向于沿海地带发展，县级城市的空间分化倾向于毗邻的地级城市，较低一级城市地区在空间形态上往往接近较高一级核心城市进行发展。
（二）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对城市群相关研究较早，形成了城市群内涵、城市群一体化的空间演化与形成机制等相关成熟的理论。在实证研究上，国外学者针对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对城市群内城市空间经济联系进行了测度研究。Hall和Pain（2006）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课题小组，对8个多中心欧洲巨型城市地区（MCR：Mega-city Region）包括英格兰东南部、兰斯塔德、比利时中部、莱茵—鲁尔地区、莱茵、瑞士北部、巴黎地区和大都柏林开展了“多中心网络”（POLYNET）的实证研究，并于2006年编辑出版《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一书。Qi和Fang （2008）采用城市群工业和测量指标体系模型对中国城市群的工业密实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测度和研究，研究发现城市群工业密实度和城市群发展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且工业密实度显示了从东部往西部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城市群的工业紧凑的空间分布差异比较大。Tabuch和Thisse （2011）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模型结合相关数据对城市群体系一体化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研究表明由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系统产生结构变化时，一些城市通过以其他城市扩张为代价来吸引更多的产业，并且经济整合程度越深，城市的相对规模变化越大，大城市吸引的公司和工人也就越多，因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有些大城市脱颖而出起到中心地的作用。Veneri和Burgalassi（2011）运用不变规模效应的C-D生产函数，以Italian NUTS-3 regions为研究对象，从规模（人口）、集聚扩散效应（Wheaton index）和多中心或单中心性（Special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index）三方面考虑了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其通过不变规模效应的C-D生产函数（OLS、2SLS），验证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城市集聚的外部性）对城市体系经济增长（生产率）是否有影响，研究表明规模、集聚对经济增长（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多中心性影响不显著。LeSage和Llano（2013）运用贝叶斯等级回归模型对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引力模型）的传统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了拓展，引入了对异质性进行考察的空间结构随机效应，考虑了跨区域流动的空间依赖（始发地与目的地的个体效应是否具有空间依赖），对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了测度。
二 国内研究综述
相对于西方学术界，国内关于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综合相关文献研究，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机理、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及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理论研究
1.城市群一体化内涵
关于城市群一体化内涵，国内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赵勇、白永秀（2008）认为城市群一体化是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结果，其本质是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表现，它具备设施同城化、市场一体化、功能一体化与利益协同化的特点。林森（2010）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比拟成区域共同利益目标的探索过程和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一旦没有了区域经济共同利益机制的驱动作用，经济一体化就会受到影响。冯更新（2013）认为，城市群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的产物，它体现为城市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产业分工与合作、交通与社会生活、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互关联，而城市群一体化是规划、市场、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城乡全面一体化。
2.城市群一体化形成机理
吴传清等（2005）从区域分工与协作、自组织理论、空间一体化理论、共生理论和城市管治理论等视角分析了城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认为行政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产业转移机制、制度一体化机制、市场一体化机制是促进我国城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机制。张攀（2008）从人文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机理，并对城市群整合的势博弈、交流演化和相关均衡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城市群整合现象。郑元凯（2008）以体制与政策变迁为切入点，强调了体制和政策变迁在城市群一体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产业政策、政府协调机制、城市群合作机制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壮大的重要路径。庞晶、叶裕民（2008）从要素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角度对城市群一体化形成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企业的集聚与扩散是微观动因，产业的分工与合作是中观动因，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宏观动因，而产业集聚与扩散效应、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赵勇（2009）基于区域一体化的视角对城市群的形成机理和一体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城市群形成机理的企业区位选择假说、产业演化假说以及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变迁假说，并且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与地方政府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分别从企业区位选择、产业演化与制度变迁三个层面对城市群形成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还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陈云霞（2013）基于区域一体化的背景，对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农业发展、生产要素及政府的行政决策和相关制度安排是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形成的推力。非农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及比较利益的驱动是成渝城市群形成的拉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户籍制度及产业结构趋同严重是阻碍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中间障碍。孙友银（2014）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政府推动力、企业推动力、市场吸引力、外部环境推动力等四力驱动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这四大动力相互作用与联系构成城市群动力机制模型。
3.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整合机制
国内一些学者对于城市群一体化协调整合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童中贤（2011）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中部新兴城市群的整合机制与模式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利益机制、动力机制、链接机制、制导机制、城市群竞争力评价体系、核心增长极培育与整合等是城市群整合机制构建的主要内容。魏震等（2012）对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合作和产业整合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产业层次和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对京津冀地区实现区域合作和产业整合的条件进行了分析，指出京津冀都市圈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在区域范围内推进产业扩散、产业集聚和产业整合，并形成以新型产业分工为基础，错位竞争、链式发展的产业格局迫在眉睫。李红等（2010）以辽宁中部城市群为例，将新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引入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制度研究中，对城市群制度整合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了保持开放的制度空间范围、形成多元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建立网络型的管治体系、重视非正规制度的建设、构建相互依赖的产业集群等建议来构建辽宁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制度体系。刘靖（2013）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机制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以利益机制为源头，以动力机制为直接推动力，以链接机制和制导机制为辅助，建立了由利益机制、动力机制、链接机制和制导机制组成的城市群一体化机制框架。利益机制包括激励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动力机制包含城市群发展的立足点、发展动力和支持手段；链接机制包含价值链、产业链和空间链；制导机制则包含导顺和制逆两个方面。并且提出了合理构建利益机制，综合协调动力机制，优化整合链接机制，规范发展制导机制的城市群一体化机制发展路径。
4.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模式
国内少数学者对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模式展开了研究。侯天琛（2006）基于空间网络的视角对中原城市群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布局进行了探索，较系统地探讨了城市空间一体化理论，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原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区域背景及形成机制，并从形态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生态一体化对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进行布局，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一核心两中心四圈层众三角”空间布局模式，提出空间一体化与产业互动一体化的“双重一体化”是提高城市群区域经济地域系统的组织能力及其经济实力的有效策略。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9）基于区域产业链的视角，对冀东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战略模式进行了研究，主张构建以价值链分工为主导和以竞合关系为主导的两种基本集群模式，通过加强知识和技术创新改变曹妃甸新区一些制造业集群的产业要素特征，带动冀东经济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杜荣江、蔡元成（2014）基于区域协调的视角，依据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区域发展梯度理论，对安徽省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和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在借鉴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安徽省城市群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安徽省城市群“雁型”模式的选择，进而设计了安徽省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框架，并从社会、经济、资源、人口和环境层面，提出了安徽省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
（二）实证研究
相对于理论研究，国内关于城市群一体化的实证研究范围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城市群一体化程度的测度以及产业与空间结构分析上。刘静玉（2006）在对城市群和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分形理论等方法对中原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过程进行了测度与图示，提出成三角模式是最佳模式，从经济地域、产业、经济支撑系统依次进行了城市群一体化整合。王发曾等（2007）运用城市中心性强度指标、灰色系统GM（1，1）模型，结合纳尔逊统计分析原理对2010年和2020年中原地区城市群体系结构进行了定量预测与分析，提出了促进中原城市群功能发挥的“两圈、两核、四带、一个三角”的城市群体系空间结构。吕典玮、张琦（2010）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三个维度对京津冀一体化整合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采用“价格法”对市场进行分析，得出市场一体化的优势条件；其次，运用区位熵分析法对工业和第三产业进行分析，得出产业互补整合的潜在条件；最后，结合弗里德曼的空间结构演变理论，以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分布情况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一体化程度进行划分。楚芳芳、蒋涤非（2012）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出发，运用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分析了长株潭三市2000～2009年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动态能值，提出以生态经济系统达到最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加强区际资源互补和消除行政壁垒，保障较好的能值匹配，使能值流动得到优化并趋向最大化，促成城市互补、互利、可持续发展，促进环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陈雯、王珏（2013）从密度、距离、功能分工、联系分割维度4个指标度量空间一体化格局，测度了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发现长江三角洲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模式的网状区域管治体系。徐慧超等（2013）选取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截面，采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对中原经济区28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进行了测度，同时运用Q形聚类法将中原经济区28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划分为15种类型，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原经济区城市流强度的时空演变规律。高新才、杨芳（2015）采用城市流分析方法，运用区位熵、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强度和城市流强度结构等指标测度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与外向服务功能。李慧玲、戴宏伟（2016）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反映城市间对外联系的密切程度，从外向型部门区位熵、总外向功能量动态变化、城市流强度动态空间变化三个维度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2004～2013年经济联系动态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三）针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
国内针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并不多。陈丽媛（2012）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并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针对性建议。汤尚颖、杨丹丹（2015）提出“区域创新发展”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应该从建立完备的城市群体系、构建产业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集聚区功能的转变三方面推进城市群创新发展，进而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秦尊文（2015）从推进空间开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对内对外开放等六个方面对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李雪松、孙博文（2013）先从密度、距离与分割三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进行了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0年的数据，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张玉英、畅向辉（2015）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主要工业产品变异系数、区位熵分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分工协作一体化进行了定量测度。田超、王磊（2016）运用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第二产业进行细分，考察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测算了市场一体化下各细分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李琳等（2016）从市场一体化的支撑因素和表征因素两个维度出发，构建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聚类评价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1999～2013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评估与比较，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15年间市场一体化水平加速提升，但发展的协调性不足；三大分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呈现“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梯级分布格局；武汉城市圈市场一体化呈现“四要素协同驱动”特征，环长株潭城市群呈现以城市间联系度为主导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单要素驱动”特征，环鄱阳湖城市群则呈现以城市间联系度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共同推进市场一体化的“双要素驱动”特征。李琳、彭宇光（2017）采用相对价格法对1999～2013年中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进行测度，运用熵权法构建复合指标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差异化影响因素。刘耀彬、喻群等（2017）从六个维度构建城市群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演进格局进行测度，运用动态偏离—份额方法对各城市群产业融入份额及潜力进行分析，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总体处于初中级发展阶段，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群经济总量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三次产业内部竞争不仅体现在竞争份额不同上，而且体现在发展潜力上也存在较大差距。
三 研究评述
国外学者对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早于国内学者，两者均在理论和实证上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然而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在研究视角上较为单一，国内学者多为对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及空间一体化的测度，较少进行产业一体化的测度研究，且缺乏从市场、产业、空间多维视角定量测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以及动态演化过程；第二，在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上缺乏创新，国内学者多应用传统的引力模型与城市流模型，模型指标的选取存在单一性，不能综合反映城市多方面的联系；第三，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局限性，国内学者多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城市群发展较成熟的东部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而对经济欠发达、城市群发展较晚的中西部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均较少；第四，在研究思路上缺乏突破性，国内相关研究多为某一区域的一体化途径的定性研究，而少有在区域市场融合、区域产业分工、区域经济联系多维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维度的实证分析结果对其进行合适的模式选择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