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结语

每一项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都是研究者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在现象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这些社会行动构筑了个人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另外，任何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本身都只是研究者所赋予之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对个人学术史和心态史的梳理便尤为必要，以理解研究之外更丰富的意义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或其他论著，回溯“江村调查”简史的时候，就像在阅读他的人生传记和学术传记；而当我们试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之时，似乎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言谈举止和所想所思。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在阅读和理解他的同时，也在“将心比心”地面对、理解和反思我们自己。

本文试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上理解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一系列江村调查实际上是在探索传统的士人精神如何与现代社会科学相融合以及现代学术何以可为的问题，其所展现的积极入世的家国情怀、从实求知的研究精神、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以及自我突破的学术勇气，为社会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做出了示范。以此为参照，化解本文开篇所言的“社会学之惑”，其实是面对三个问题：什么是“好”的问题，即研究者的学术关切是不是回应了时代或社会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好”的研究，即有没有通过适当的方式（理论和方法）探索和回答了问题；什么是“好”的学者，这里的“好”不仅指个人的研究能力和理论洞见，更关涉个人的性情与修为，或者说，学者是否将学术研究与个人生命、时代变迁甚至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以至于为人们做出了比什么是“好学者”更根本的什么是“好人”的示范。

在延续学术传统的意义上，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的重要启示是：第一，脚踏实地，体察民情，投身于丰富的日常生活，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根据，揭示时代变迁的“真问题”并探讨化解之道，需以此为前提；第二，中国现代学术实践仍需回到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既为了深入理解当下，也为了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第三，社会学研究在探究社会结构的同时需深入情理人心，甚至只有洞悉情理人心才能认识社会结构；第四，文化自觉是社会调查的基础，也为社会调查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才能建构中国现代学术；第五，把握个人性情、学术取向与国家和时代的契合，会使一个人是“做学问的人”，也使一种学问是“做人的学问”，为学为人其道一也。就这五个方面而言，也许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费孝通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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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

[2] 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深入理解研究者的观点，还在于在过往的经典研究与当下的学术实践之间建立关联，以延续学术传统、涵养学人品质。

[3] 杨清媚认为，费孝通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必经阶段，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的（杨清媚，2010）。

[4] 对于“中体西用论”，严复指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2006：157）

[5] “社区研究”受到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又译“派克”）的影响。帕克从1932年9月至12月是燕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对费孝通影响颇深（参见费孝通，1994a/2009；2000/2009；阿古什，2006：24-28）。

[6] 所谓“燕京学派”，指的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吴文藻及其弟子为中坚组成的研究群体，间或涉及几位与吴文藻有相同实地调查旨趣的同事（杨清媚，2015）。燕京学派的成员主要有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李安宅、许烺光等，以及吴门弟子所培养的学生，如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等。

[7] 193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经为社会学究竟应该“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学术为实用”发生过一次激烈讨论，当时的费孝通坚持“学以致用”的方向（费孝通，1995/2009：183）。此外，费孝通曾言，在燕京大学时认真阅读了顾颉刚的《古史辨》，顾氏用民俗资料印证历史的研究对他影响较大，他1933年的毕业论文《迎亲婚俗之研究》便受其影响（费孝通，2005：22）。当然，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注重经验和实用的传统可以追溯得更远，如梁启超在1923年的演讲中指出，近300年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梁启超，2011：1）。

[8] 在费孝通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区分“士绅”与“绅士”的不同内涵，除引用的文字外，本文一律用“绅士”。

[9] 关于费达生推动社会变革的讨论，参见金一虹、杨笛，2017。

[10] 综观费孝通的学术历程，这里所说的“追赶”主要是指为了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而“行行重行行”。

[11] 费孝通于1935年在清华大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根据导师史禄国的建议，推迟一年出国，先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该年冬，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在瑶山迷路失事，妻亡夫伤。费孝通回老家养伤，姐姐费达生邀请他到开弦弓村休养。受开弦弓村缫丝工业的触动，费孝通遂开始了1936年的江村调查。

[12] 杨清媚认为，费孝通在心史的延续与客观历史的断裂之间书写（杨清媚，2010）。

[13] 张静（2017）在《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中指出，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14] “中国社会学在发育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上识国体、下察国情的基本精神，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客观认识，更是在每个阶段里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提出了总体构想。”（应星、周飞舟、渠敬东，2011：11）

[15] 又称“童养媳”，在女孩很小的时候男孩的父母领养了她，并一直抚养她到结婚。如果女孩是在丈夫家中养大的，那么婚姻的一切复杂程序如做媒、行聘、接亲船、轿子等都不再需要了（费孝通，2001b：62）。

[16] 本文认为，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实地研究、记录历史上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那么其晚年的“文化自觉”主张可以看作在思想文化层面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与推进。

[17] 参见本文第五节的讨论。

[18] 关于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的情况，参考了沈春荣，2013；冯月根，2015。

[19] 费孝通访问江村，有一年两访，或多年一访，因此各阶段之间在时间上有重叠或间隔。

[20] 原名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年由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

[21] 1957年2月24日，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意见，表达了他对如何在新时期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期待（费孝通，1957a/2009）。从中可以管窥费孝通对新时期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发展的迫切心态。在《新观察》杂志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

[22] 我们在本文第三节讨论了费孝通青年时代“弃医从文”的志向和“科学救国”的理想。众所周知，这一志向和理想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挫折。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其影响的不仅是社会学从业者的学术生涯，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也波及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历程。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积极推动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不仅是恢复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之林中的席位，也是其青年时代播下的“科学救国”种子的再度萌发。费孝通将社会学恢复重建视为“为了前人的遗志，为了我几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的好处”（《费孝通全集》第八卷，1980/2009：432）。因此，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在根本上是接续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任务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持续不已的江村调查，其实仍然是在探索和回答社会科学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的问题。

[23] 关于各阶段学术心态的划分和概括依据，除了本文提及的内容外，参见费孝通《为社会学说几句话》（1957b/2009年）、《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1957c/2009年）、《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1979/2009年）、《社会学的历史使命》（1987a/2009年）等文章。

[24] 关于“文化自觉”的其他文章，参见费孝通，1997b/2009；1998/2009；2002/2009；2004/2009。

[25] 从第“十六访”到第“二十六访”，费孝通深入农户家了解民生民情，尤其是访问了和他年龄相当的江村村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费孝通对“心态研究”的重视和初步实践。

[26] 苏力较早地探讨了费孝通对儒家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拓展了人类学术思考的空间”（苏力，2007）。

[27] 1987年费孝通在和美国人类学者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的对谈中说：“事实上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唯一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这个目的从1930年开始就明确了。”（费孝通，1987b/2009：10）

[28] 例如，渠敬东主张“重返经典社会科学”“返回历史，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渠敬东，201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