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周晓虹^[1]

一如年月日是时间的标志，里程碑是空间的标志，距今80年前的1936年和地处苏州吴江的开弦弓村，是现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历史上重要的时空节点。那一年夏天，年仅26岁的费孝通在毗邻太湖的这个小村庄进行的社区调查及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成了马林诺夫斯基所言“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1986：序1）。

其实，上述里程碑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从来就是双重的：其一，就人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而言，江村调查迈出了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关键步骤，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所设想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的愿望（费孝通，1986：序3）；其二，从人类学、社会学及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范围内的发展而言，江村调查最早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的文化自觉，凭此费孝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周晓虹，2012），也使中国社会学曾达到了欧美以外的巅峰地位（O’Hara，1961；阿古什，1985：73；Freedman，1979/1962：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