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触摸江村：缘起与发现

尽管费孝通生长于距开弦弓村不过30公里的吴江松陵镇，但这个自幼受西式教育长大的人^[2]，严格地说直到1936年才有机会真正从灵魂上“触摸”养育自己的土地。此前一年，从清华研究生毕业的费孝通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按惯例本应于当年的暑假出国，但却按导师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kogoroff）教授的意见，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这年冬天因在瑶山里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也身受重伤。伤愈后他回到北京准备出国留学事宜，因从6月下旬到9月初尚有2个多月的时间，便应长期在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合作社的姐姐费达生之邀，去乡下住一段时间，“一则恢复一下情绪，一则休养一下身体。我在乡下，……反正没有别的事，开始问长问短，搞起‘社区研究’来了”（《费孝通文集》第七卷，1999：106-107）。

从上述叙事，以及费孝通后来一再强调的前往江村的初心来看，似乎《江村经济》的写成是一棵“无心插下的杨柳”（《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186），但在这看似偶然的选择实则有太多的必然。从大的社会背景上说，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关注密切相关。虽然最初的农民运动是20年代早期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包括“农民运动大王”——共产党人澎湃也曾任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但实际上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一直都“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费正清，1993：609）。最有头脑的一批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动员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紧随澎湃之后，1927年年初，在国共彻底决裂之前夕，毛泽东就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湘潭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并预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毛泽东，1967：13）。与此同时，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晏阳初和梁漱溟，则开始身体力行先后在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当时流行的《东方》杂志有关农村的文章从20年代的每年1篇上升到费孝通江村调查前的1935年的每年80篇，甚至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时也将文学的视野焦距于农村和农民，提倡“到民间去”（洪长泰，2015：206-207）。如此，尽管此时各种思潮和知识相互碰撞，但“不管这些知识是无产阶级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美国城市使用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方法，还是研究芝加哥市的派克的社会学概念，应用到中国就意味着研究农民”（阿古什，1985：51）。

从小的个人动机上说，此时“研究农民”对费孝通来说有着个人生涯和学术研究两方面的意义。从个人生涯的角度上说，爱妻王同惠的死使费孝通背负了沉重的精神重压，以致“觉得除了工作之外，再也得不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而这工作就是研究“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如此他才会感谢“意外地得到了两个月的‘余暇’。上天给了我一个‘除获得知识之外毫无其他目的及责任’的研究机会”（《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369-371）。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说，从他进入江村第一天写成的《江村通讯》来看，在进入“江村”之前，年轻的费孝通已经胸怀大志，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在两个向度上向传统人类学提出挑战：一是跨越“文野之别”的清规，即人类学只能研究“野蛮社区”的“错误的见解，因为事实的本身无所谓‘野蛮’和‘文明’，这些名词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的称呼罢了”；二是打破研究者只能研究异文化的戒律，以使研究者“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370）。其实，考虑到在江村调查之前费孝通就参加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阿古什，1985：30），以及费孝通与自己的好友林耀华关于“研究目的”的争辩，^[3]并在《花篮瑶》“编后记”中表达“我拖着半残废的身体，拖着我爱妻的尸首，从瑶山里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到瑶山去呢？’我要回答这问题”（《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477）时的执拗，就不难理解在上述大的社会背景和小的个人动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正是上述勾连使费孝通挚信，“‘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405）。在1936年七八月间，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借住蚕丝合作社的工厂内，对这个小村庄的家庭与亲属制度、财产与继承关系、土地占有与农业生产、劳作与日常生活、职业分化、贸易以及此时正处在变革之中的蚕丝业进行了细致的调查。除了借助姐姐费达生的关系对熟悉情况的乡绅、村长和普通农民进行访谈，获取了与开弦弓村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相关的一系列田野资料，费孝通还通过文献资料尤其是1935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的悉心查阅得到了诸多相关数据，为日后撰写《江村经济》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一年的8月25日，费孝通完成了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离（开）了我已发生了亲密感情的一村人民”（《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391），于数日后的9月初从上海乘坐邮轮赶赴英伦，并在行船之中将开弦弓的调查资料整理出来。这样一来，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实际上有了两份田野研究报告：一份是得自广西大瑶山调查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份是得自开弦弓村调查的江村报告。在与最初的导师雷蒙德·弗思见面时，他首先介绍了更符合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大瑶山报告，但随后介绍的江村调查才真正引起了弗思的注意。此后，经过多次接触与沟通，费思帮助费孝通将开弦弓村调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将其基本线索确定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如此，在费孝通因各种机缘转由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之前，已由弗思帮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以致多年以后费孝通还念念不忘：“他这个选择可以说是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21）

这本1938年答辩获得通过、出版时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费孝通，1986：1），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两个基本的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费孝通，1986：序4），但在我看来，真正惊心动魄的是“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了）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费孝通，1986：序1）。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变迁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的门槛。此时，其一，因为人口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二，也因为依赖工业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以往的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费正清、费维恺，1993：8）。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不仅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面临解体，而且中国的经济也被卷入世界经济的洪流之中。像费孝通所言，仅仅半个多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边远的村庄”（费孝通，1986：6）。在这样的背景下，当1934年日本的蚕丝大量向美国倾销之时，中国蚕丝的出口量被压缩到1930年的20%，而“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费孝通，1986：12）。

作为中国沿海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吴江所在的江南一带最先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也对这种压力予以了最早的回应。进入20世纪后，随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现代交通和邮电的出现、现代教育和传播的初创、民主革命思潮和各种改良运动的推行，江浙乡村在遭际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现代性在传统极其深厚的中国农村开始了缓慢而微弱的生长（周晓虹，1998：106-114）。不仅以柳亚子、陈去病为首的“南社”社员以吴江、昆山为大本营积极鼓吹革命，而且以郑辟疆及学生费达生为代表的江苏女子蚕桑学校的师生们也身体力行实施科学救国、科学下乡之实践，立志“把科学研究成果推广到农村中”（费达生语，转引自刘豪兴，1996：437），以现代合作工厂代替破产的传统手工业。费达生于1929年在开弦弓村开办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作为“我国农民办的最早的乡镇企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300），也因此成为“在中国工业变迁中有代表性的例子”（费孝通，1986：18），为人们鸟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并为把握其间的问题与动力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作为现代教育体制培育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费孝通不但明了此时发生的整个世界体系东扩的必然性，而且明了资本、市场和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的必然性，那么正是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才使之有可能“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费孝通，1986：1）。换言之，正是开弦弓的调查，才使费孝通深知自己民族的传统或农耕文化的特性，以及面临西方冲击时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直接关联导致了原本作为小农之补充的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并进而导致了农民的入不敷出，以致此时“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1986：200）。

正因为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特性，又了解来自西方的冲击所带来的“新的动力”的意义，年轻的费孝通才有可能意识到“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其结果自然“也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如此，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转型，最终取决于包括费达生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或技术精英在内的“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费孝通，1986：1），取决于如何将来自西方的技术、资本甚至观念接入我们悠久的传统和生存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