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多元开放的文化
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多元因素的“大熔炉”。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多元模式，给美利坚民族的观念形态打下了深深的印迹。美国是一个民族多元化的国家。在广袤的土地上，从世界各地涌入的多个民族混杂而居，使用着几十种语言的工业中心散布全国，有自己的“小意大利”“小华沙”“小法兰西”等不断增多的国际化城市。不同种族、肤色，不同文化习俗传统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英国农夫、法国手工艺人、犹太商贾都在这里奋争、发迹。正如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美利坚“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是一个兴旺的多民族的民族”。在几个世纪自由移民过程中，多元的民族逐渐融合成一个既具有多姿多彩的非美传统，又具有统一的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新种族。
这种民族特征对美国的宗教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原住民印第安各部落就有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宗教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又大多沿袭故国的宗教传统，这一历史状况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多种宗教信徒，宗教种类繁多、宗教活动庞杂的国家。在同一块国土上，抱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在共处中图求生存，在历次重大的革命运动中掀起一个又一个宗教浪潮，他们或者分裂为亲英派和抗英派、南派和北派，或者重新组合、建立形形色色的新教派。为了使自己信奉的宗教能够立足，各派教徒热情投身于社会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运动。他们的宗教活动培育了美国人建立和发展新共和国的特殊使命感，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过不少贡献。但是他们的纷争和骚动也经常引起社会的紧张和不安。
经济生活也呈现多样性，这是美国社会多元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在早期移民时代，因气候、土壤、自然资源的地区差异构成了南、北、中部三个具有不同经济特色的殖民区，它们相距甚远，交通闭塞，形成分散、独立的经济区域。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边陲迅速拓展，随着拓居地的推进，美国又呈现出东西横向的新的经济格局。东部工商业集中，是工商业财团活跃的基地。西部是以自由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区。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和移民生活方式与习俗的多样化，新旧开发区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南北、东西两种走向的区域性差异，促成了独立性较强、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地域性经济集团，这种经济地域的多样化，是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产生的基础，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有着重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迅速过渡，在阶级利益对抗的社会集团的基础上，地域性经济集团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在全国范围内逐渐产生了支配社会财富、操纵国家经济命脉、控制国家机器的各种垄断财团。在夺取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它们的实力不断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性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的垄断财团支配下的经济区域也具有了新的特色。
不同的社会力量（民族的、宗教的、地域的、阶级的等）具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它们的利害关系，尤其是不同阶级、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活动与要求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首先在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即政治关系上强烈表现出来，在政治舞台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元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体制，使美国政治生活具有不同于欧洲的传统和特色：松散的联邦制贯彻分权原则和制衡原则，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的结构和活动体现了权力分散和决策多元化的特点，地方有较大的自治权，地域性的政治因素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美国的两党制实际上是体现各种集团利益关系的多党制，两个政党是具有各种不同目的要求的政党联合而成的两大政治联盟。这种多党制的结构和活动同样具有联邦制那种松散的性质和特点，美国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多元势力的政治压力下，在种种潜在分裂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开展的。
民族的混合，宗教信仰的差异，地域的多样，利益集团的交叉重叠，阶级的对抗，政党的纷争，在诸多内在力量撞击下，沸沸腾腾的社会生活往往潜伏着分裂、动乱的危机，使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经常面临紧张局面和复杂棘手的问题。面对这一独特的国情，美国人在立国、治国过程中并不照搬欧洲传统，而是创造了自己的一套治理多元化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模式，形成了使“合众为一”的共和国在多样性中求统一和稳定的宽松、豁达的精神传统，有效地促进了共和国的繁荣发展。他们的经验是成功的，成就令人慨叹。
差别、对立构成多样性的和谐统一，这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中，多样的统一不能自发实现。新共和国为了把多元化力量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不断进行了革新和创造。大量史料表明，开国元勋及其后继者，他们的政治谋士都十分注意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寻求多元力量的协调一致。政治上，美国的政治体制不过是诸多相互冲突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力量取得均衡和协调的机构，有为的总统一般具有政治弹性，在党派纷争中至少在表面上持超然态度。政治机构的有效法宝是运用均衡术，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做出反应，使各种差别、对立联结为一个力量均衡、结构有序的统一体。经济上，机会均等，土地政策宽松，推行放任主义和高额关税政策，创造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宽松经济环境。在宗教生活中，为使各种宗教力量在矛盾冲突中共处，政府推行宗教信仰自由，人们也尽量避免卷入宗教争端，在宗教信仰上比较随俗。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曾写道：“我的邻居说有二十个神道也好，说根本没有上帝也好，都无损于我一根毫毛。我口袋里的一分钱也不会少，我的腿也不会断掉。”[6]在民族生活方面，美利坚力求成为民族大融合的熔炉，既允许不同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不使民族感情和非美观点无限制发展，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使之同化于美国的传统之中。总之，在多样性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均衡，在对立冲突之中求妥协，在具有分裂性质的问题上走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这就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传统，是美国绝大多数人所奉行的行为准则。
在创业时代，这种同美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较为宽松的思想气候，为弘扬人的个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每当社会出现重大、紧迫的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的改革家就会蜂拥而出，无政府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极端改革派、宗教狂热分子，保守的、温和的、激进的，他们依照自己的信念，掀起各种改革运动，提出改革方案，兴办社团，进行多种多样的试验。当然，年轻的共和国也不容走极端，它反对各种极端主义，竭力抑制可能导致严重分裂的偏执和过激观点，限制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民族感情任意泛滥，积极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在分歧、争端面前，人们喜欢不偏不倚，对某些无法取得一致的争论宁可束之高阁。极端主义的行为方式同这个社会的折中、调和的“妥协政治”和人们精神生活中“和事佬”的作风格格不入，往往招致人们的反感而走向孤立和失败。
对立中的统一，差别中的一致所构成的整体的和谐，是一个有机整体按照其内在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只有真正成为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才会富有生机，充满活力，才能迈出稳健的历史步伐。美利坚合众国在立国治国时代实现多元化的统一，正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一客观规律。虽然，内在固有矛盾使它经常陷于这样或那样的不协调，产生种种时弊，不断引起大大小小的动荡和危机。但是，它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所实现的协调一致，是这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呈现一派生机，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国在社会各领域寻求多元化统一的折中、妥协的政治传统，豁达、宽松的思想气氛，对美利坚民族性格和感情、社会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在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心态中形成的，实用主义堪称美国的典型哲学，不仅在于它是美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意识的理论概括，也是美国多元化和开放、调和精神的哲学表现。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与普特南等人明确集成詹姆士·杜威的观点，声称实用主义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在美国本土中生长起来的，真切地反映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实用主义是一种调和主义哲学。一些学者评论说，实用主义思想表现了“我们当代没有偏见的态度”和“科学精神”。[7]实用主义的理论体系采用了“灵活”“圆滑”的手法，四面讨好，“八面玲珑”，调和了各种走极端的论调，使实用主义显示出“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既主张进步，又反对过激”的“貌似公正的面目”。[8]尽管人们褒贬不一，但是多元的、调和主义的思维方式确是实用主义的一大特色。这一理论形态的出现绝非偶然。如前文所述，多元力量的融合统一，是美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特色，对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极深，自然成为哲学家们进行哲学思考的突出特征。
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整体，而人们往往从个人实践出发看待周围世界，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整体主义而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义。正由于此，表现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实用主义十分强调宇宙的多元性，反对一元论，提倡多元力量和倾向于采取中间的、调和路线。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其中文版著作也有译为皮尔斯，本书统一为皮尔士）哲学中多元和谐、有序的思想十分突出，在阐述“宇宙存在”问题时，皮尔士强调“世界进程是由混沌的状态向晶体化有序的方向发展”。在他富于创见的科学哲学和逻辑思想中，“可误主义”“概率逻辑”等，是经常讨论的基本论题。这些内容都反映了皮尔士对宇宙性质和社会现实的深刻哲学沉思。詹姆士更明确宣称，实用主义是遵循多元论的哲学，“一与多”的关系是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讨论的重要问题。他说，世界是“一”，也是“多”，是多元的“联合”。“宇宙，实际上像蛛网一样，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人们的努力，不断用一定的系统的方式，把世界日益统一起来”，在纵的方面联合在一起是“一”，横的方面则是“多”。以实用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美国逻辑实证主义者莫里斯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开放的自我》一书，围绕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和人的相应的生活方式，发展了实用主义的多元论。他说：“多样化宇宙仍然是一个宇宙。只强调统一或只强调差别都是天真的，不正确的和有害的。不同的人们能够在社会理想上联合起来。”[9]可见，实用主义多元论理论传统在美国哲学领域和精神生活中影响之深。
詹姆士还特别着力宣传实用主义的调和精神，他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解释成为一个充满调和主义精神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哲学信条的对峙和冲突造成了不正常的哲学空气，应该把“对立双方不可调和的东西混合起来，才能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保有一个美好的、理智的良心”。[10]为此，他把历史上各种哲学宇宙观的差别归结为柔性气质和刚性气质的差别，试图使它们的冲突、对立在实用主义中得到均衡，宣称“实用主义”就是“两种相反气质的混合物”，实用主义就是思想方法上的一种“中间的调和的路线”，而皮尔士的效用原理在他那里也就成为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宗教之间充当“和事佬”的原则。怀特认为，詹姆士把实用主义界说为“柔性气质者和刚性气质者”两极之间的和解和“调和的哲学”，是对实用主义观点的“经典表述”。[11]詹姆士说，只有实用主义的调和主义精神才揭示了宇宙的真实图景，科学与宗教、善与恶等这些对立本身都揭示了宇宙的和谐。
抨击绝对主义是实用主义哲学思维的又一特征。实用主义强调实践效果，反对脱离实际的玄想和空论，这一注重实效的哲学精神使它具有强烈的反对绝对主义的理论色彩。美国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封建意识影响不深厚，人们的自主意识较强，以个人自由为根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蔑视旧传统，信奉变革和创新。他们不仰赖权势或按照传统价值观去求得个人行为的价值认可，而是在个人行动的直接成效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正由于此，美国人对于集权主义、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绝对一元论抱有强烈的反感。实用主义自然要为美国人这种自由主义气质提供理论上的论证。
批评和否定绝对主义，是实用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脉络之一，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对各种形式的绝对论都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皮尔士毕生的哲学和科学活动，归根结底是对科学知识的探索方法的研究。他总结了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大量材料，考察了人们在确立信念过程中经常运用的“固执方法”“权威方法”“先验方法”和“科学方法”。他倡导“科学方法”，也肯定了其他三种方法有各自“独特便利”和“优越之处”。但是，皮尔士在阐述中十分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不是基于权威，也不是基于纯逻辑的推理，而要像他所推崇的“科学方法”那样，基于外部的“实在的东西”，依靠事实。皮尔士认为，刻普勒对科学的最大贡献是向人们表明，“发展天文学所要做的事，不是满足于哪个本轮体系更好些，而是坐下来仔细研究，那些曲线事实上究竟意味着什么。”[12]詹姆士对皮尔士的反独断论的科学方法论做了详尽的阐发。他说，在绝对主义看来，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预定的永恒不变的秩序，它只有一个精装的、唯一正确的、不容任何改变的版本。事实上，世界不是一知百知，任何观念和信念都是经验的积累，一切经验都是一个过程，所以没有一个观念是最后绝对的，世界的版本也是有限的。绝对主义把抽象的固定的原则当作解答世界固定之谜的唯一答案，奉之为至高无上的偶像和圣物，其实不过是石化了的苍白的幽灵而已。以理论、概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的差别判定理论、概念意义的实用主义与这种绝对一元论不相容。詹姆士认为：“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检验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并强调说，“要做一个好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就必须面向经验，面向事实。”[13]实用主义者中，对绝对主义剖析最为系统、深刻，抨击最为激烈者要数杜威。他对自古以来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指出人类认识史上绝对主义思维方式的传统越来越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潮流、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人实际生活的经验世界的本性相悖。
杜威认为，形而上学的绝对论把统一的宇宙人为地割裂为二：一个是确定完满、永恒不变、统一和谐、至高无上的终极实在；一个是变动不居、动荡不定、不和谐、不完美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他说，这种宇宙论“把不安定和没有完成的东西贬黜到惹人怨恨的不真实的境界去，同时却有系统地把已确定了的和已完善的东西抬高为真正的‘存在’。”[14]在绝对主义看来，永久的东西使人安定，不断变化的东西是对人的挑战，使人烦忧不安。唯有借助稳定和恒常，才能对付变化和动荡。于是，它就把“自己所默认的道德观念或智慧变成了宇宙论，变成了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从哲学上沉湎于对“永久性”“确定性”的寻求，并把它同人们的经验世界隔绝开来。杜威认为，这是绝对主义“最基本的哲学错误”。
杜威还说，这种宇宙论实际上把“存在的稳定性”变成了“避难所”，变成了哲学研究的唯一主题，变成了从事哲学玄想的“养老院”，它轻视人们在经验世界中的欲望和追求、恐惧和爱憎、胜败与苦乐……这是一个具有“冰冷心肠”的冷漠人的宇宙。在这样的宇宙面前，人的一切主动的选择、积极努力都归于无用，他只能依照固定的目标宿命地向前走。他强调，新世界的潮流要求打破绝对论，使人类从这一沉重精神羁绊中解脱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爱智慧的哲学，担负着特别的重任。“哲学实质上就是批评”，[15]而批判形而上学的绝对论则是哲学的一个特别的任务。要把哲学从绝对主义的超验抽象和玄虚的高空移植到活生生的人间世界，使哲学回到人的日常经验之中。按照杜威的观点，这种批评归根到底是要打破绝对论的价值观，为人们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价值界”。把一切由于人为的隔绝而被排斥于自然存在之外的宝贵事物，诸如人们日常经验中的“痛苦、幽默、热忱、悲惨、美丽、兴旺与挫折”都安置在“价值界”内。
杜威对形而上学绝对论的批评，虽未能揭示其社会本质，但对它的认识根源的剖析颇为深刻。他把绝对主义的要害归结为价值论问题，并把思维方式的变革与价值观的重构联结在一起，强调哲学研究应体现和发挥人文价值。这些都富于启发，引人深思。杜威的批判，集中体现了实用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绝对论的实质内容，对于人们分析实用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实用主义在批判绝对论的同时，却往往否定了认识的相对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走向了相对主义。
实用主义倡导改善论，提出与形而上学绝对论相对立的改善主义宇宙论和人生态度。实用主义认为，绝对主义的宇宙观把人引向两个极端：宿命的悲观主义和盲目的宗教式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认为，真实的宇宙中一切固定完善、永恒不变，而变动、欠缺只是宇宙的虚幻外观，所以，宇宙中一切消极、否定的东西总是暂时的，它所固有的内在完美的价值终究能在最高实在中得到实现，宇宙最终将是一切生灵欣然安息的乐土。而悲观主义则认为，宇宙中的一切是既定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注定是不完满的，变化无常，虚幻不实。因此，人类为消除人生的不幸痛苦、灾难挫折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无用，毫无意义，人只能够像赫胥黎描绘的那样“上满发条宿命地向前走”，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这就必然冷漠人生，陷于厌世主义。实用主义认为，在绝对论的宇宙面前，无论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从根本上否定了改善世界的一切努力和希望，这种人生态度自然为立国、创业中富于积极进取精神的美国资产阶级和开拓新国家的人们所鄙弃！
实用主义强调宇宙和人生具有可塑的、改善的性质，认为人们实际所处的世界并非既定的、已完成的、尽善尽美的，而是待定的、未完成的，可以改善的。为使实用主义改善论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实用主义在对形而上学绝对论的“实在观”“存在论”批判的基础上，对世界存在的本性进行了多方面考察。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认为，真实的存在是渗透着人的理解、人的主观性的“人化了的存在”，未经人经验或认知的存在是“死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的理解、意向不同，同一原始混沌的经验流可以从不同关系上显示不同的特征，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这里，经验或实在是意识与对象、心与物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经验整体。人的活动既受经验整体的制约，又能动地创造着，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经验流。所以，实在是可塑的，并非注定要变成什么样，它没有什么终极的决定力量或超验的必然性。在这方面，杜威较之詹姆士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首先，杜威肯定存在是动荡不安的，“它包括了不安定的、不可预料的、无法控制的和有危险性的东西”，但它也包含有确定的、有规则的、稳定恒常的东西。绝对主义把它们粗暴地割裂成为两个绝对对立的极端，在哲学史上造成哲学家之间长期的激烈对峙。杜威认为，存在，就其固有本性来说两方面的特性兼而有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动荡的和确定的，不完备的和完满的、合理的，安全可靠和危险不安的东西，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相结合，变化动荡之中有安定，不完满之中有完满的东西。“它既有充沛、完整、条理，使得预见和控制成为可能的规律性，又有独特、模糊、不确定的可能性以及后果尚未确定的种种进程，而这两方面（在这个世界中）乃是深刻地和不可抗拒地掺杂在一起的。”[16]杜威认为，绝对主义那种固定和不变的存在又具有“不存在”的特性，体现了自然的调和和均衡，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这正是现实世界的本色，也是任何人无法超脱的境域。在这里，任何的否定性的“不存在”不会绝对持续，任何肯定性的“存在也不会绝对长存”。人们既没有理由把变动理想化，也没有理由把确定性奉为神圣。所以，实用主义强调，“改善论相信一时存在的特殊情势，无论其好坏，总是可以改善的”，而“生长、改善、进步的历程较之静的收成和结果更为重要”。[17]
在实用主义看来，在人们日常的经验世界中，偶然的和必然的东西，不完美的和完善的，动荡不变和稳定恒常的东西的结合，乃是人们惶惑、烦忧的根基，也是快乐和获得成就的根源。究竟它给人以欢愉和满足，还是使人陷于消沉、迷误，关键在于人生态度。改善主义的宇宙论要求有改善主义的积极奋斗的人生。在杜威的改善论看来，存在的动荡性的确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但同时它也是理想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纯粹稳定、绝对完善的世界，不过是一种纯存在，既不会有期望和追求，也不会有幻想和理想。恰恰是存在的欠缺、不定，世界的动荡不安、不可预测，才使人有着追求的满足、冲动的渴望，有着挫折失败的幽怨与懊丧，斗争和胜利的激动和喜悦。它激励人面向未来，使人沉思、探究、奋进，给人以机会为世界和人生增添新的内容，投进新的意义，在人生舞台上扮演多姿多彩的悲剧或喜剧的角色，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戏剧。所以，问题不在于存在是否具有不安定性，而在于如何对待世界的动荡不安。形而上学绝对论通过哲学的思辨把确定性绝对化为超验本体，作为逃避和对付不安定的“魔术性的护身符。实用主义的改善主义则面向动荡的世界，主张以积极的态度理解、控制进而改善存在的欠缺、动荡，用智慧和奋斗追求满意的人生，拿杜威的话来说，用爱智慧的哲学“寻求生活行为的含义”和“人生的善果”。[18]
实用主义认为，追求人生的“善果”最重要的是“知识”和“行动”。人类赞赏和推崇知识，只是因为知识是人们“正确理解善果和有效地追求善果的智慧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对人们追求善果和避免恶果的成功或失败有重要影响。人们注重行动，只是因为善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存在的稳定与动荡、持久和流动、固定和不可预测等的复杂混合，不仅需要人去探究、设计，也需要人们置身于艰苦的斗争中，从事有效的活动，这就是詹姆士所说：“用奋斗去换安全”“通过科学，我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预见和控制的力量；通过工具、机械以及相伴随着的技术，我们已经把这个世界变得更适合于我们的需要，变成了一个更为安全的所在了。在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危险之间，我们已经积累了财富和使自己安适的手段了。”实用主义认为，世界必须依靠知识和行动去打开和扩大自然的途径，在发展知识和积极行动中选择和努力。“在富于思想的观察和实验中去发现如何管理、控制存在”的未完成的过程和方法，从而“使脆弱的善果得以充实，巩固的善果得以扩大，而经常伴随着经验事物而来的尚在动荡的善果的期许，将更自由地得以实现。”[19]总之，依靠知识，通过积极的行动，寻求人生满意的效果。“知识—行动—效果”，这是实用主义的基本范畴，也是其改善主义的基本逻辑。
由上述可见，实用主义的改善论强调宇宙的不确定性、不完善性和机遇性，强调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强调知识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表现了创业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世界本性的深刻哲学思考，反映了年轻的美国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调和主义、反独断论、改善主义，这就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资产阶级在创业时代的立国、治国过程中，在多元的、开放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形成的哲学思维模式和哲学精神。这是一条研究和考察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和思想实质必须把握的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