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验论的新综合

实用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有其滋生的社会土壤，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存在，体现出一定历史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态。同时，就其具体的理论形态而言，又有它深远的思想渊源和科学背景。实用主义是在近代科学，特别是在19世纪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对传统经验论的改造和新的综合。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在把哲学传统与历史、科学趋势相结合实现哲学的重建方面，可以说是属于比较自觉的那一类哲学家。这在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活动中有着突出的体现。

实用主义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标榜经验主义。皮尔士从经验论立场出发阐述其“实效主义”的实用主义，主张哲学必须以经验科学为基础，依据经验研究和解决问题。詹姆士承认，实用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他说，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态度，“不但比索来所采取的形式更彻底，而且也更少可以反对的地方”。^[20]他强调实用主义是哲学史上刚性的经验主义和柔性的理性主义两种不同哲学气质调和的哲学，而在具体论述中又经常将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洛克、贝克莱、休谟的经验论联系在一起。所以怀特说，“他詹姆士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继承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传统的经验主义者”^[21]。杜威更是自觉地以“经验”概念为中心，依据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传统经验论进行了批判的考察，强调实验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的哲学意义，并把传统哲学的种种弊端归结为采用了非经验的方法，隔离了人的经验与自然，而哲学的改造、哲学的生命有赖于唯一能深入自然、使人与经验和自然和谐一致的经验方法。所以，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实际上，杜威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实验主义”。杜威的学生Joseph Ratner说，“实验的方法，乃近代科学方法的精髓，这是杜威全部哲学所凭借的血和谪”“杜威建设性的哲学的基础，便是他的对于实验的分析与估量。杜威全部哲学的主要名称便是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哲学的基础便是他的‘实验的哲学’。”^[22]在杜威哲学里，实验的、经验的、自然的、科学的，是同义的。他认为，采用实验方法，以经验为基础的哲学，才是能揭示自然奥秘，顺应时代发展的科学的哲学。

从美国哲学的历史看，实用主义可谓美国哲学经验论传统集大成者。美国哲学的发展虽然像怀特海所描绘的，是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相互对峙中曲折前进，呈现出一幅螺旋星云的图景。但是，总的来说，近代经验论的影响颇深，气氛甚浓，到19世纪末实用主义登台，则是这一哲学趋势的集中体现。在北美洲殖民时代，最早进入新大陆的哲学是以加尔文主义为依据宣扬神的绝对权威的清教主义。这种清教哲学在美国建国后一直统治着美国哲学舞台，这是美国哲学中的神学时期。然而其主要代表、清教主义哲学家江奈·爱德华却深受洛克经验论的影响，按照洛克的经验论阐述他的哲学主张，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力图摆脱清教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辨传统。在美国建国前的一个多世纪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启蒙思想的传入，追求物质生活、讲求实效、以能力和才干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价值观已逐渐确立，出现了以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托马斯·潘恩为代表的反映美国人创业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推崇科学实验精神的经验论。他们强调人的天赋权利和个体独立自主的实践，倡导实用知识，注重经验效果。他们的哲学思想蕴含着实用主义思想的萌芽，堪称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先驱，他们的哲学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美国式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早期觉醒。19世纪30年代掀起了以爱默生、邵利、欠林等人为健将的先验主义运动。他们一反富兰克林、杰斐逊的哲学倾向，宣扬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超验主义哲学。主要代表是爱默生，其思想有较深的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印迹，然而尊重个性自由、捍卫自然权利与平等、维护社会进步的启蒙主义精神却一直是他的思想中颇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他发表了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林肯称赞他是美国精神的先知。

上述情况表明，美国哲学作为美国兼收并蓄的“熔炉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是在外来哲学的影响下形成发展的。建国前的几个世纪里，哲学领域长期是由欧洲输入的清教主义及各种各样神学和宗教唯心主义一统天下。建国之后，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超验主义曾一度盛行。然而，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经验论，却更能在美国这块新大陆上生根。富兰克林、杰斐逊早日播下的实用主义的思想种子，爱默生的独立自主的美国文化精神，在19世纪末终于在美国资本主义土壤上孕育出了反映美国民主自由和开放精神的实用主义的经验论。

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从英国吸取了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经验论和布拉德雷的绝对唯心主义。这两种哲学在美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布拉德雷的新黑格尔主义宗教味较浓，对于宗教意识较强的美国有一定的影响。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经验论宣传进化论的宇宙观，崇尚实证科学知识，顺应时代潮流，更为迫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科学技术工业的美国人所欢迎。然而，这两种哲学都不能完全适应美国发展资本主义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需要。因为当时美国的思想文化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科学和宗教的矛盾，需要新的调和形式；二是需要建立一种适合美国民族特点的哲学。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和布拉德雷的绝对唯心主义都难于满足这种需要。

如前文所述，美国是一个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方面，美国无固有封建传统，较少保守思想，富于独立精神，崇尚科学和实用知识，注重行动，讲求实效；另一方面，美国拜金主义盛行，追求现实的物质享受，比较轻视理论思维。因此，由欧洲输入的实证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都不合美国人的口味。新黑格尔主义是英国人从德国移入，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输入美国虽经哈里斯、罗依斯等人美国化，毕竟不能完全适应美国民族的精神传统。斯宾塞的实证主义虽然强调实证经验科学，但其理论形态具有浓厚的英国学院气派，而且他的不可知论对宗教否定过多。因此，美国人既不满意英国的经验主义，也不满意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他们需要一种既能调和科学与宗教，又能适应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哲学。于是就出现了把实证主义经验论功利化、宗教化的美国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承袭传统经验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着19世纪中叶英国复兴近代经验论运动的影响。在英国近代哲学史上，经验主义传统的根扎得较深，尽管经院哲学的唯理主义曾以唯灵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各种形式与之抗衡，但从未失去其主导地位。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变迁，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经验论的优势曾受到唯理主义潮流的极大冲击，出现了以布拉德雷为代表的唯理主义的苏格兰学派，并一度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随着实证经验科学的蓬勃发展，英国经验主义思潮又迅速复兴，在英国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复兴经验论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把法国实证主义移植到英国，其方法就是用英国经验论的联想心理学阐发实证主义，以崇尚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形式维护经验论传统，以此修补贝克莱和休谟的学说，使英国经验论与实证主义相结合，与科学潮流相协调。在这一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英国实证主义者斯宾塞。这一股英法实证主义经验论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曾席卷整个欧洲，恢复和发扬了经验论传统，被人称为新启蒙主义运动。它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强调感性活动和面向经验事实，崇尚实证经验科学，注重实用知识。反抗超自然的玄思冥想，提倡理性的、独立自由地探索和科学自立，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多样性、偶然性和机遇性，反对一元的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相信社会日趋文明和进步，对人类未来持乐观主义。

实证主义经验论符合科学发展潮流，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于正处于创业中的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产生了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尤其是穆勒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在英国极为盛行，罗素、摩尔等著名思想家都十分崇拜穆勒。英国这一哲学倾向和学术氛围，随着南北战争前后大量移民涌向北美而渗透进美国，对体现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的许多主张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有关理论的直接来源。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把穆勒奉为实用主义的先导。他把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实用主义》献给穆勒，在该书的献词中写道：“我是在他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的开朗性，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极愿把他当作我们的领导者。”^[23]

实用主义者承袭近代经验论传统，然而他们又不满意于历史上的经验论，自称他们的哲学是符合科学发展趋势的新型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经验论确与近代经验论有别。概括言之，主要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强调经验是动态的，批判传统哲学的静态的经验观，认为经验是人在适应环境中主体客体交互作用中的行动的经验，而非静观的、消极被动的认知。所以，经验、知识、真理都是适应环境的行动的工具。第二，主张经验是永无止境、面向未来的，而非传统哲学那样面向过去，仅仅把经验看作过去经验的累积记录而盲目遵从。它不受过去经验之约束，不迷信现有的教条和权威，而看重经验效果，创造新经验，以揭示新的事实和真理，这是实用主义的开放性的基础。第三，强调经验的能动性，否定传统的消极被动的感觉元素主义的经验观，认为理性与经验是互相渗透并非互相割裂的。在经验中，人与物、主观性与客观性、主体与客体联结在一起。正由于此，实用主义强调人化的实在、人化的自然、人化的世界。第四，实用主义经验论注重经验的人文价值，批判传统哲学冷漠人类日常生活的经验。在传统哲学中，经验变幻无常、倏忽即逝，同人的欲望、功利、烦恼联结在一起，因而是鄙俗低级的。而实用主义认为，经验包含着人的活动、成功、享受、爱与恨、忧与喜，包含人的一切真善美行动、感情、追求、渴望。人类的经验世界才是哲学探究的真正对象。哲学应从虚无缥缈、“庄严雄伟”的超验顶峰移向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使哲学为改善人生和推进社会进步服务。

实用主义经验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哲学发展与科学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实用主义者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依据科学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潮流，赋予哲学的经验论以新的形式，使它富有时代精神。它汲取了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成果，在对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哲学反思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经验论进行了更新和改造。实用主义经验论就是对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的概括和总结，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和新的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直接影响。

19世纪是实验主义支配科学的时代，实验的方法受到科学家的普遍推崇。在各个科学领域中，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实验使新的科学发现层出不穷，爱因斯坦、达尔文等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实验的天才；实验的方法在科学家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切重大的科学发明之所以被人们确认为真理，都是由于提供了足够的科学实验的根据，并经受了实验的考验。燃素说、热素说、永动说都受到科学实验的沉重打击，它推倒了一个又一个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教条，冲破了权威的独断。越来越多的人抛开了过时的传统信条，倾听自然和实验的呼声。科学实验向人们昭示：真正的科学权威，不是既有的原则教条，任何理论要确认为科学的知识，确立它的科学地位，必须经过实验的考验，依赖实验的最后效果。同时，科学实验是走向发现的有效途径，它引导人们不断探究自然的奥秘，促进知识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无止境的。

19世纪实验主义的时代精神通过实验心理学对美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世纪中期在美国产生的实验心理学就是当时实验主义的产儿。实验心理学家认为，“科学之意即为实验的”“作为科学就必须有赖于实验”。^[24]他们倡导实验研究，遍设实验室，实验心理学所到之处都建立了实验室。年轻的心理学家致力于实验研究，崇尚实际，不做空论。冯特是实验心理学之父，他正式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培养出了在实验心理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美国第一代实验家。在实验心理学的影响之下，“设立实验室的潮流约由1888～1895年震荡全美”。^[25]美国学者都纷纷前往德国莱比锡师从冯特，回国后在美国心理学领域热心倡导实验主义，这种实验主义的学术时尚对美国实用主义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

詹姆士和杜威都是实验心理学史上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美国新心理学家的前辈，他们十分推崇实验心理学。詹姆士把德国新的实验心理学——实验主义介绍到美国，并在美国设立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提倡实验研究。他倡导的心理学学说在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波林写道：“詹姆士无疑是美国的第一流心理学家，虽然他只是一个半热诚的实验者，却助长了主要的实验趋势。”^[26]杜威是美国机能主义的奠基人，他依据达尔文进化论强调心理活动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机能及其效用，与重视适应环境的行动经验，讲求经验效果与改革的美国人气质十分契合。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虽然不是实验心理学家，然而他的富有创见的理论科学的天才思想，同他前期实验科学的生涯和对实验的科学方法的研究是分不开的。皮尔士从事化学实验室工作有十年之久，对物理学的实验精神有深切的共鸣。实验科学多种多样的方法及其辉煌成果，使皮尔士对科学探索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此几乎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和流行对实用主义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实用主义把达尔文学说的一些理论，发挥成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信条。19世纪中叶之后诸多自然科学的重大发明发现中，达尔文学说获得实用主义者的如此青睐，不仅是因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观念符合正在开发新大陆的美国人急于适应环境和谋求生存的需要，而且因为达尔文学说具有巨大的精神解放的作用。

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在自然法则支配下不断演化的进程，这一伟大真理展示了人类发展未来前景的无限可能性，使人们树立了对进步观念的信仰，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信心。达尔文学说的精髓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一切生物在环境的选择面前处于平权地位，适者生存，而存者即为适者，关键在于个体生命力在适应环境中的奋争。科学史学家丹皮尔所说“机会均等”，就是“达尔文式进步的本质”。^[27]按照达尔文的选择说，适应和生存的价值高于一切，最利于生存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最适于生存者最具有存在的权利。这就为人生的真善美追求确立了新的价值标准，人的高低贵贱不是造物主的安排，也不取决于血统和种姓门第，而是在适应环境中的生存能力的竞争和行动的成功。达尔文学说所蕴含的上述种种新观念天然地契合美国人的气质。美利坚民族在几个世纪开发新大陆的艰苦环境中，对于在竞争中求生存有实际而深切体会，“适者生存”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基调。因此，当《物种起源》一发表，就受到这个新国家的热烈欢迎，不少人成了达尔文的狂热信徒。美国心理学史学家波林说：“新的进化论为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所接受，其情绪的热烈在某些学者如荷尔身上，就达到了宗教的热诚程度。”^[28]自然选择被当作科学信条运用到诸多学科领域。

实用主义是在达尔文学说传入美国而大大强化了美国人所特有的社会心态的背景下产生的，实用主义者都是进化论的热烈拥护者。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斯宾塞、尼采、柏格森等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学说都渗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是受影响至深者莫过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极其看重达尔文学说的革命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进化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引起的深刻变革。詹姆士热诚赞叹“达尔文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并欢呼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杜威在《哲学的改造》《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等著述中，大力宣传进化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在实用主义形成中的作用。达尔文反叛传统宗教信条，反抗权威主义和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精神，被融进实用主义体系之中，升华为美国哲学精神，为独立自信，不盲从权威和教条，不固守既有模式，反抗旧传统的美国民族所拥戴。达尔文学说的基本原理成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信条，有机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个体与环境的和谐一致，成了第一位的哲学问题。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实用主义的思维观、真理论和方法论。知识成为行动的工具，在适应环境中的人的活动及其主体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境遇、行动、效用与成功等成了实用主义哲学探讨的基本内容。

19世纪下半叶，欧美新的心理学的兴起，尤其是美国机能主义的产生和盛行，对实用主义的形成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与达尔文学说的创立和传播是分不开的。在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上，达尔文进化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达尔文在创立进化论的过程中，已看到生物进化论对创建科学心理学的重要意义。《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他就在心理学领域进行过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做出了重要贡献。达尔文把生物学引入心理学，从进化论角度考察人的心理的起源和发展，写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个婴孩的生活概述》等重要的心理学著作。从某些方面为心理科学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在心理科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进化论的创立，“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的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么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29]。在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下，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心理学迅速建立和发展；心理遗传和个别差异，环境和遗传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成为心理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美国心理学是在达尔文学说的推动下兴起和发展的。美国心理学本来源于德国，第一批心理学家大多是冯特的得意弟子，他们回国之后积极开展心理学研究，促进了美国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但是美国心理学并没有沿袭德国的传统，而是走向了机能主义。机能主义作为美国心理学的主导趋势，恰恰是进化论在美国心理学领域的衍生物。如波特所说，美国心理学的躯壳是德国的实验主义，而精神则得自达尔文。^[30]

詹姆士和杜威都是心理学家出身的哲学家，曾长期潜心于心理学的研究，是美国心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美国心理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是在美国积极倡导心理学研究的先辈、“元老”，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他们独立创新，敢于打破冯特式元素主义的内省心理学传统，“给新的心理学盖上了美国的印章”（波林语）。詹姆士、杜威依照达尔文的基本原理，开展实用的心理学研究，形成了颇能适合美国人心态与美国国情的机能心理学。以詹姆士为先驱，杜威为主要奠基人的机能主义代表了美国心理学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詹姆士和杜威在心理学领域的科学实践，从一开始就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其心理学理论包含有实用主义的思想。机能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把心理作为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机能。在理论上，机能主义注重心灵、意识适应环境的功用和意义，强调心灵对有机体的适应和生存的价值；在方法上，着重实验观察的事实与效果。詹姆士认为：“意识和其他一切机能相同，也是因有一种功用才进化的——若说它没有功用，那就万难令人相信了。”^[31]而心灵的功用就在于支持生存竞争，拿杜威的话来说，是求得有机体与环境的协调。杜威还强调，心灵、意识就是机体与环境相协调的工具。他们在心理学领域的科学活动和理论倾向，使他们在哲学上走向了实用主义。对于他们在美国心理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哲学道路，波林说，达尔文学说“使美国心理学走向机能主义，用效用和存在价值评估心理和心理活动。威廉·詹姆士就是用这个观点看待心理学的第一人，杜威支持了他，他们一同把机能的福音带进了哲学，叫作实用主义”。^[32]

实用主义是以经验论为基础的哲学，通过对其经验论的哲学渊源和科学条件的考察不难看出，实用主义同近代经验论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传统和19世纪新启蒙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也与19世纪下半叶最新科学潮流息息相关，实用主义创始人及其主要代表既是功绩卓著的科学家，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认真考察和研究这些哲学的和科学的背景，是理解和把握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理论特征不可或缺的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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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莫里斯：《开放的自我》，定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146页。

[2] 〔英〕维尔：《美国政治》，何怀宏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66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16～31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87页。

[6] 〔美〕卡罗尔·卡尔金斯主编《美国社会史话》，王岱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第79页。

[7]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陈白澄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20页。

[8] 高宣扬：《实用主义概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4，第102页。

[9] 〔美〕莫里斯：《开放的自我》，定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101页。

[10]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1页。

[11] 〔美〕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35页。

[12] Charles Sanders Peirce，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p.326.

[13]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9、86页。

[14]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45页。

[15]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321页。

[16]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41页。

[17]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3，第95、96页。

[18]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44页。

[19]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38、64页。

[20]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9页。

[21] 〔美〕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38页。

[22] 〔美〕赖特纳：《杜威哲学》，赵一苇译，教育部出版，1960，第149页。

[23]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页。

[24]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362、575页。

[25]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362、575页。

[26]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580页。

[27] 〔英〕丹皮尔：《科学史》，李衍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845页。

[28]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578页。

[29]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9，第176页。

[30]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576页。

[31]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586页。

[32]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