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背景
美国学者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中，她在总结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的原因背景时指出：“在所有这三个旧制度下，之所以会出现革命性政治危机，是因为，在一个受资本主义所驱动的、正处于不均衡转型的世界中，与专制性、原生型官僚政权组织密切相关的土地所有制，阻碍或束缚了君主应对日益高涨的国际军事竞争的主动性。”[2]从这点可以看出，俄国的革命本身就是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产物。进而言之，不论是帝俄所面临的政治革命危机，还是十月革命之后面临的各种危机处境，都始终绕不开俄国在资本主义所驱动的不均衡的世界中如何应对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处境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
一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垄断形成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电力的广泛使用，内燃机、电动机代替蒸汽机，新的炼钢法的迅速推广和化学方法的采用推动了电力工业、石油开采、化学工业的发展，以及随后出现的汽车、飞机、电话、合成纤维织物等新兴工业产品不断被发明和创造。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建立起来。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冶金工业、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逐渐在工业生产中占优势。各种工业的蓬勃发展带来的是生产总量的大幅度增加。在这一时期，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近两倍。[3]这种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技术革命的基础上都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典型的工业国家。
随着科技、工业的发展以及世界交通网络的形成，世界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国际分工加强了彼此的依赖关系。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总额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增加得多，世界经济中的对外贸易日益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欧洲以外的地区卷入了世界市场，它们向欧洲市场提供生产原料和食品。据统计，这一时期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其中，初级产品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同时，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英国独霸的贸易格局开始被打破，德国、法国等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急剧上升。北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际贸易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的贸易大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贸易和市场的急剧扩大，竞争加剧，生产过剩，导致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从而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兼并和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侵吞。生产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垄断组织的形成。垄断组织通过控制相应部门的原料产地、商品生产、销售和投资市场，规定垄断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垄断组织几乎垄断了整个工业领域，同时也伴随着银行资本的集中。垄断银行通过控制全国大部分存款、办理信贷抵押业务、独占公债和股票、有价证券发行等途径和手段，向工业资本渗透，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金融寡头，控制着国家政治和国民经济的命脉。为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它们积极将“过剩”资本输往国外，特别是输往落后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使得资本输出具有空前特殊的重大意义。这一时期，资本输出的急剧扩大，使得扩大投资范围和争夺投资机会成了垄断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关键。同时，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承担风险的增大。因此，资本输出使各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随着各国垄断组织的发展，金融资本国际联系的加强，国家间的垄断竞争就加剧了。为了减少竞争造成的损失，垄断走出了国家的范畴，各大垄断集团签订协定，成立国际垄断组织。
二 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加剧，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影响国际秩序变化的不稳定因素也逐渐增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在扩大资本输出和海外销售市场及原料产地的控制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世界逐渐划分为“生机勃勃”和“奄奄一息”两大类国家[4]。这一时期，美国、德国跻身一流强国行列，大英帝国的地位受到新兴国家的冲击。
（一）争夺殖民地
这一时期，在殖民地的争夺中，英国坚持向全球扩张的对外政策，在亚洲、非洲不断蚕食领地，扩充势力范围。同时，在拉丁美洲增加资本投资，成为该地区经济的霸主。沙俄紧随其后，到1914年，沙俄霸占殖民地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19世纪80年代之后，法国加紧了在非洲的争夺。同时，在印度支那法国先后控制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到1914年，法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后开始实施殖民政策，侵略和抢占黑非洲、大洋洲和中国的土地，扩大其统治范围。到20世纪初，世界大部分领土已基本被殖民。但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平衡，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实现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最大化，各国不断开展军备竞赛，扩军备战，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等地区之间的战争不断。
（二）世界政治格局的“均势”被打破[5]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它们彼此之间不均衡的发展以及出乎意料的结盟关系，导致了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英国在这一时期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新兴国家的冲击，作为一个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强国，它对保持其第一强国的地位，以及保持均势秩序具有内在的需求。法国自普法战争失败后就结束了其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使得法国的尊严荡然无存。为了自保，法国愿意同一切反对德国的国家结盟。这就加剧了德国的危机，限制了德国外交的弹性。
作为一个新兴统一的中欧国家，德国的崛起给欧洲均势格局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在一战前夕，德国的综合国力达到了意大利和日本的3倍或者4倍，而且远远超过了法国和俄国，甚至可能赶上了英国[6]。中欧的崛起逐渐给周边地区施压。按照历史经验，欧洲各国会通过结盟来遏制可能称霸的国家，加之德国处于欧洲中部，很容易形成包围德国的同盟。对此，俾斯麦为了将德国置于保护伞之下，他通过外交手段，同其他国家建立了复杂的同盟关系。俾斯麦首先与奥地利和俄国结为普通结盟关系，努力维护巴尔干半岛的和平。由于1877年俄土战争，俾斯麦不顾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对，与奥地利在1879年签订了防卫联盟。而为了加强德俄之间的关系，俾斯麦则另以秘密的、加强的“双重保障条约”作为补偿，防止法国与俄国结盟。1882年形成了德意奥“三国同盟”，防止这三个国家在受到俄国、法国的攻击时处于前后夹击或孤立无援的情况。后来，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也加入了三国同盟。德国受“三国同盟”的支持，英俄、英法关系在其调拨下处于若即若离的情势。可是，随着威廉二世的上台和俾斯麦的辞职，这种“保护”德国的政治构架逐渐被年轻而狂妄的威廉二世摧毁。具体表现为：首先，拒绝与俄续订“双重保障条约”；其次，促成了俄法结盟。后来，由土耳其铁路引起了英德之间的矛盾。1889～1901年，德国低估了英国的实力，不顾英国张伯伦寻求结盟的建议，从而促成了英国寻求另一种方式来强化自我。于是，英国在1902年与日本结盟，1904年4月与法国签订了英法协定。英国基于对崛起和日益扩张的德国的威胁的本能反应，在英国自由党政府的推动下逐渐去除英俄摩擦的传统根源，到1907年英国与法俄之间虽无正式协定，但这三国却以诚信为本结合了起来。[7]这样，国际“均势”的格局就被两组对立的势力所打破。从1907年到一战爆发的七年间，英、法、俄协约国和德、意、奥同盟国，这两个同盟体系逐渐演变成两大对峙僵持的集团，“其灵活性的丧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8]。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同盟国与协约国在欧洲战场上开战，后来，日本、美国、土耳其也被卷入其中，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这是两大帝国主义国家集团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危机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德、奥、意三国同盟企图打破原有的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的格局。在同盟国，德国试图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夺取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以及俄属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扩大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奥匈帝国企图吞并塞尔维亚，侵占俄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与其相对的是英、法、俄协约国，由于大战的爆发，为了维护并扩大自身原有的利益，英、法、俄三国结为协约国，意大利由中立国转而加入协约国，退出了三国同盟。英国的直接目的则是保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打败德国；法国的参战目的除了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夺回失去已久的尊严；沙皇俄国试图摧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以便俄国海军自由进入地中海；日本想霸占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称霸东亚。
与历史上的战争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双方都拥有毁灭性的武器和强大的力量。欧洲和大部分亚洲国家，以及非洲都变成了战场，战争集合了所有时代的恐怖与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它摧毁了历史上一度辉煌的四个大帝国，从而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全球政治力量对比与社会秩序。按照凯文·安德森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了欧洲自由主义者对于和平的渐进式的信念。……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屈服于国内爱国热潮的压力转而支持各自政府的战争政策……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突然不再是同志而是对手，他们都声称本国政府只是在保护自己免遭侵略。”[9]在这个背景下，“列宁与作为第二国际特征的一个科学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念决裂，这同时也是与他本人早期思想观点的决裂”[10]。
三 第二国际的瓦解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1889年恩格斯建立第二国际的目标是实现以无产阶级政党、团体之间的国际联合消灭垄断资本主义国际联合[11]。第二国际在组织社会主义力量，促进工人运动的团结发展，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方面，以及反对内部无政府主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里，第二国际和多数国家的社会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逐步走向了机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第二国际的内在危机。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分歧直接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分裂和最终瓦解。
在思想上，日益滋长泛滥的修正主义逐渐使第二国际在思想和政治上破产。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激化的帝国主义新时代，应该怎样解释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应该沿着怎样的方向和道路发展？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第二国际内部未能进行准确而系统的回答，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显得力不从心。一战前后，修正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机会主义已经广泛流传在欧洲各国：除了德国的伯恩施坦派，还有法国的内阁主义者，英国的费边社分子，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以及后来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攻击他们所谓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合作，采取马克思主义中能够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一切东西，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抛弃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这种思潮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无疑成为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个革命运动目标的最大威胁和障碍。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政策的实质是“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12]
在政治上，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形成右倾机会主义、中派和左派三派。列宁指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矛盾产物[13]。中派的出现，使得革命派与机会主义的力量对比更有利于后者。1910～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蜕变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辛格尔和倍倍尔逝世后，哈阿兹和艾伯特先后上台，党的领导权逐渐掌握在中派和右派手中。中派与右派在很多问题上结成联盟，共同打击左派，形成了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路线。除此以外，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内也实现了中派和右派的结盟，机会主义逐渐掌握了各党的领导权。1912年公布的社会党国际局成员中，除了列宁、卢森堡等少数几个左派代表外，中派和右派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且领导权也被修正主义者把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危险。[14]一战爆发，第二国际大多数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在对待战争问题上言行不一，公开背叛《巴塞尔宣言》，用行动“保卫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工会要求工人在战争期间放弃罢工，宣称国内和平政策，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据统计，第二国际22个国家的27个社会民主党中，除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之外的24个党，都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使命，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充当了其帮凶。[15]而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左派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其中，列宁还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16]的口号。但由于各国左派势单力薄，在理论和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未能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斗争。只有少数左派坚持革命，而多数党坚持机会主义。大多数领袖的叛变意味着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17]。
在组织上，由于第二国际各国共产党为了适应合法斗争的需要，不顾党员的阶级成分，一味追求党员的数量，对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打开了大门，造成了第二国际组织成分的复杂和组织秩序的混乱。这些人不但入了党，有的还进入了党的领导机构，在工人运动中坚持执行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的路线政策，成为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因此，工人贵族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侵入，加速了党的蜕变，是第二国际瓦解的阶级根源。第二国际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破产，并没有直接解散其组织，它成了社会沙文主义集团。直到1923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立标志着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终结。
第二国际的瓦解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社会主义推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在不断地发展，民族主义不断地被唤醒。19世纪末，民族主义“获得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更大程度的主导地位”，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相对减少了”，但在“广大殖民地领域内获得了……支持和世界意义”。[18]也就是说，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一方面受到了来自欧洲主导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阻碍和挑战；另一方面，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又从某种程度上支持和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主义日益兴起、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爆发的可能性下降的情况下，如何让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地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的基本矛盾？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如何实现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既是第二国际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更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如何制定自己的国际战略，如何促进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四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维埃的处境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困难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观，变帝国主义为国内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1917年10月25日（俄历），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之后，到1918年2～3月，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建立。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府虽然被推翻了，但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苏俄还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新问题：如何保住革命的成果，退出战争，与其他国家相处？如何恢复和平，恢复经济，建设国家？这些问题与列宁关于苏俄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
要了解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基本处境，首先要了解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学者斯考切波在分析十月革命的背景时指出：“作为一个曾经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为生存和领土主权而竞争的东风专制主义国家，到19世纪时，俄国已经了欧洲国家体系中居支配性地位的大国之一。其以令人畏惧的‘欧洲宪兵’而闻名，同时也是扑灭中欧革命希望的凶手，帝俄肯定是比波旁法国和晚清帝制中国都更为军事化和官僚化的专制政权。”[19]这样的一个帝国，一方面，以农奴制农业社会为基础，经济落后，人们生活贫困，工业化前进困难；另一方面，贵族把持着社会大量资源财富。社会政治和阶级结构紧张，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导致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推翻旧制度留下的许多东西。从经济到社会政治，苏维埃政府面临着帝俄留下的一系列麻烦。
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依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始于19世纪，比西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足足晚了一个世纪，直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才逐步走上正轨。而且，俄国没有经历西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现代性思想观念起步较晚。同时，沙皇改革的措施具有两面性：它既想保住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又在历史改革的进程不得不“前进”，最终使得改革不彻底。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俄国的生产集中进程不断加快，俄国走过了西欧一些国家用几个世纪走过的路程，资本主义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初，俄国基本上形成了以辛迪加为主的垄断组织体系。[20]俄国资本主义获得迅速的发展，垄断组织和垄断资本的逐步形成，标志着俄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封建农奴制残余的羁绊下，具有起步晚、发展不均衡、整体实力落后的特点。经过1914～1917年三年世界大战，战争给经济落后、矛盾重重的俄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经济面临崩溃。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结束了沙皇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真正掌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拒绝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要求，对沙皇国家政权机关和政策几乎原封不动。在战争问题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参与帝国主义战争，恪守沙皇政府对盟国所承担的一切义务，称战争是爱国革命。在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惜动用军队镇压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临时政府拒绝颁布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工人自己实行了这一制度）。临时政府没有同物价上涨和投机倒把行为作有效的斗争，始终不忘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民族政策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基本因袭沙皇制度的政策而未作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它竭力维护“统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这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原则，拒不承认芬兰、乌克兰等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甚至连自治权都不承认。它推脱这些问题要到战后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解决。在经济恢复方面，临时政府无能为力，工业生产和生活每况愈下，经济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其中，粮食供应更为紧张。临时政府实行的国家粮食采购计划完全破产，城市粮荒更为严重，为应付军费需要，政府滥发纸币，致使通货继续贬值，工人生活进一步恶化。[21]俄国的经济面临崩溃。
对此，广大人民奋起反抗，工人罢工、农民骚乱、民族反抗各种社会矛盾集合在一起，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绝望的农民开始斗争，他们冲向地主的庄园，将地主赶走。沙皇专制的垮台推动了俄国专制压制下的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各少数民族最初的诉求包括：承认自治、发展民族语言和教育、享有单独组建军事组织的权利。沙皇制度的垮台对芬兰、波兰、巴尔干、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鞑靼和乌克兰来说，预示着自治和独立。例如，乌克兰想要建立独立自主的联邦国家。面对这些独立的诉求，临时政府无力应对，只能实施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来缓和矛盾：如废除针对少数民族个人歧视的规定；少数民族公民有权自由迁徙，从事一定的职业，可以在学校里使用本民族语言、成为选举人等。[22]然而，这样的让步不能解决各民族要求解放、独立的根本矛盾。
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掌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仍然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矛盾，比如社会秩序混乱、政府机构组织涣散，民众对新政权权威的归依感不强，城市和军队供给不足，物资缺乏，经济萧条，等等。苏俄必须采取恰当有力的措施，回应并解决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等的诉求，才有可能得到更多人民的支持和认可，从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统治。
（二）反对派叛乱
在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在全国建立之前，各种暴动、叛乱、怠工、政治谋杀等事件此起彼伏，要保持住苏维埃红色政权，必须处理好这些威胁。平定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叛乱是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亟须解决的问题。十月武装起义之后，克伦斯基逃跑到普斯科夫的北方司令部，带领第3骑兵军的部分军队，下令进军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遇到了第一次军事威胁。与此同时，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策动了士官叛乱。还有各种怠工。例如，托洛茨基去外交部，那里的全体职员宣布辞职。这些都是对新生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巩固政权的挑战。
布尔什维克党（简称布党）内外的矛盾和分歧也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挑战。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向布党发难，企图以小资产阶级政党政府取代布党领导的工农政府。并且全俄铁总执委会还以实行全国铁路总罢工来威胁人民委员会。对此，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意见不一，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绝对领导，坚持无产阶级政权和事业的多数派，以及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坚持改组政府、多党联合执政，放弃布党对政权的绝对领导的少数派。少数派的立场不坚定，经历了退党和归党的过程。最终全俄铁总执委会没有组织起罢工。列宁吸收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政府，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更加团结，更多的人民支持这个红色政权和这个执政党。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党在一些具体事宜上还是有分歧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党的矛盾逐渐增大，触及布尔什维克党坚持的原则问题，最终导致两党分道扬镳。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并最终退出了联合政府。
列宁遇到的另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则是如何对待立宪会议。从立宪民主党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各种反动势力，都企图通过立宪会议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对于立宪会议抱有巨大的幻想，可是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并不占优势。1918年1月5日（俄历），立宪会议召开，由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推选的切尔诺夫当选为会议主席，而且在会议上反对《被剥削劳动权利宣言》，完全否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充分暴露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本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先后退出了立宪会议。第二天深夜，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令。1月23日至31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大会实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同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的合并，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权的威力，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23]
（三）国际挑战
如斯考切波所言，到19世纪时，俄国已是欧洲国家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大国之一，以其“欧洲宪兵”而闻名，往往扮演扑灭中欧革命希望的“杀手”角色。其军事化和官僚化的专制政权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是随着西欧工业化的发展，西欧的经济迅猛增长，对于保守的俄国来说，它在国际舞台上更多的是扮演防御的角色。俄国在欧洲地位的转变发生在1854年到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之后。这次战争显示出俄国的落后之处：布帆船终究抵挡不过蒸汽军舰。军事上的落后使俄国掀起了改革的浪潮。但在封建农奴制残余的羁绊下，其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得俄国的综合国力大大落后于当时的发达帝国主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俄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俄国的武器、装备及制造远不及西欧发达工业国家，而且其战前准备严重不足，很多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除此以外，俄国与其他协约国之间相隔着冰冻的海洋或者敌对的国家，落后的国内交通使得俄国不能充分发挥力量。由于俄国的交通不发达，要运送物资和人力资源去前线都成了难题。1915年底到1916年春，俄国向奥地利军队发动进攻，取得了胜利，但引来了德国军队的攻击。到1916年末，俄国人死伤、失踪或被俘虏人数将近700万，与此同时，士气也持续低落。[24]1917年沙皇退位，接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参战。1917年7月，俄对奥作战，开头取得一些胜利，但面临真正的抵抗时，俄军攻势立刻终止。若遇上德军的直接反击，俄国军队则会望风而逃。8月初，俄国被驱逐出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25]俄国军队不断瓦解。十月革命胜利之时，面对俄国在战争中的悲惨局面以及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任务，退出战争是俄国最正确、最恰当的选择。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处理好与德军之间的关系。俄军在战争中的溃败使其在一战中已经不能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其他协约国，由于战争局势的紧张，它们无暇东顾，这就为苏维埃政权处理国内矛盾，巩固政权，以及与德国签订停战协约等更加紧迫的事情留下了一定的时间。但这改变不了日后俄国遭遇外国武装势力干涉、国内战争的爆发的命运。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处于被资本主义包围、封锁、武力干涉，孤立无援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