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理论渊源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26]，是俄国在半个世纪的“饱经苦难”的探索中，才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27]，它是唯一的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28]列宁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明确指出，正是这样的革命时代，在俄国“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29]。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影响着列宁的世界观。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给列宁带来了新的考验。关于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资本主义封锁和包围下制定适合本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列宁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30]、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继承、检验并发展其科学理论内容外，还博采众长，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了前人及同代人的相关论述。
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一）物质生产方式是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
按照不同的角度和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所处的历史时代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划分。如：按照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把握、运用程度，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个时代；按照是否存在生产过程的对抗这一角度，分为“史前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按照人类自身的发展程度，分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自由个性”三个时代；按照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四个时代；按照生产方式，分为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共产主义时代。这种划分有利于对人类历史、人类社会进行把握和认识。其中与判断国际政治形势尤为密切的划分依据，则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经济生产，即最后一种划分方式。恩格斯指出，贯穿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31]这就是说，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变更，是一定的历史时代演进和变更的基础和依据。为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人类历史是由“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32]的经济社会形态划分的几个时代构成的。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地变化，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33]：旧的生产方式逐渐成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桎梏，逐渐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新的也会逐渐变成旧的，被更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记载了人本身力量的发展，但历史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更替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观察国际问题，确立国际战略，必须要有这样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34]。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主导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决定着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面貌。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确定14世纪末15世纪初，世界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占统治地位，决定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点又决定了整个时代的特点。资本受利润的驱使，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因此，资产阶级时代的国际关系充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色彩。资产阶级走向世界，同时也就确立了自己在全世界的统治。具体说，这种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5]。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建立在阶级对立，阶级剥削、压迫和占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共产党及无产阶级的使命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6]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走向更高级的阶段。
（三）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是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的两大中心问题[37]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扩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因此，从阶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8]。从民族问题的角度看，它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39]。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的真正世界性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资产阶级在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另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过程中，在追逐利益最大化，实现对世界的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将国内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扩大为国际性、世界性问题。资本主义便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世界体系。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矛盾和各种斗争问题时，必须抓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以及民族压迫与解放的关系，揭示这些关系的内在实质。
（四）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垄断的性质及其本质的探索和分析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们没有用“帝国主义”来概括当时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主要从殖民掠夺、殖民政策和争霸世界的意义上来论述帝国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40]。自19世纪60～70年代，初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开始在个别国家出现，一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集中和垄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当时的社会实践，对垄断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及垄断的性质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写的《哲学的贫困》以及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都论证了竞争与垄断的辩证关系。竞争产生垄断，垄断又产生新的竞争，垄断和竞争并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性质分析中发现，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集中发展的结果，而且是资本社会化和生产力社会性日益增长的结果。他们指出，实际上垄断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社会制度的过渡。资本的垄断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资料的日益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而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桎梏，资本主义私有制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4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资本属性不会因为其形式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国家财产，都属于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人仍然是被雇佣的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42]换言之，随着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各种垄断组织的建立，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顶点”可能到来。并且，在走向顶点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缓和矛盾的方式显示出解决问题的线索，“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43]。随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力的社会化之间矛盾的加剧，唯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力的社会化才是出路。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本主义是无可争辩的真理。[44]因为马克思得出垄断是向更高阶段的过渡这一结论是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45]的总结；“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46]在此基础上，列宁对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其关于垄断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等重要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垄断的探索为列宁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二 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观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为复杂、最大、最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问题[47]。战争与和平贯穿在人类历史中。它不仅影响着各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学者都对战争有不同层面的研究，其中著名的有德国军事史专家卡·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战争的社会和政治性质[48]是决定战略和战争本身的首要因素。列宁通过对《战争论》的学习研究，认为克劳塞维茨考虑战争的政治性质与马克思主义历来所坚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这是论述军事问题最深刻的著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49]对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在战争的根源、目的、性质、后果、作用等问题上，提出了完整、系统的理论。
（一）阶级对立是国家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考察了战争史，区分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和阶级产生前后战争的不同起因。在古代，战争主要是长期保持生存的客观条件。随着时代的演进，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向全球扩张，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的因素也就更加广泛和不可控制。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吞并别国领土、掠夺资源、转移国内矛盾等目的成了国家间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中，当年存在的国际霸权主义即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曾是爆发国际战争和世界战争的重要根源。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和保卫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自卫战争，赞成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面对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战争的本源性来看，由于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50]是经济力量，那么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战争的本原则是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的私有制。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要有阶级对立的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51]。换言之，阶级对立是国家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时代，若想终止战争，拥有真正的长久的和平，就要消灭阶级对立，消灭产生战争的私有制根源。
（二）战争的性质与正义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战争的性质和类型进行了划分：一是民族吞并和侵略战争；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和争霸战争；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掠夺引发的战争以及这些国家的反抗运动；四是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反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战争；五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战争。[52]这五种类型的战争根据其性质大体上可以分为正义和不正义两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上区分战争的性质，认为革命性的、解放性的、防御性的卫国战争是正义战争，而侵犯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等利益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例如，1870～1871年普法战争。在战争初期，法国是进攻的、侵略的一方，普鲁士则是防御和反侵略的一方。然而，当胜利的普鲁士越过法国的国界那一刻起，战争双方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马克思对这种转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受国际工人协会的委托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这两篇文章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区分和对待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原则和态度。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马克思从政治上区分战争的性质这种思想对列宁确立自己的原则立场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消灭战争的途径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根源和性质的分析得出，要彻底制止和消灭战争，只有消灭产生战争的根源。在资本主义时代，引发战争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方式，制止、消灭战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在阶级消灭之前，当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没有释放完它的能量的时候，战争就不会消除。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只有尽量避免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反对非正义的战争，防止国家间的局部战争演变为更为严重的国际战争。19世纪中后期，整个欧洲以空前的规模进行扩军备战，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在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性战争临近的形式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号是：裁军，保障和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杜绝战争。面对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马克思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反对这场战争。19世纪后期，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竭力扩军备战，恩格斯指出，这可能会引爆的世界大战，阻碍革命，便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53]。1893年，恩格斯被新闻媒体问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欧洲形势的态度和影响时，他回答道：“毫无疑问，我们将为和平而斗争。”[54]实现永久和平，杜绝一切战争的途径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很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55]倘若无产阶级彻底解放了，那么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彻底消灭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56]。正在诞生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其国际原则是和平。除了他们唯一、共同的统治者“劳动”之外，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的长久和平的日子。对此，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联合的判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57]从列宁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根绝战争的结论影响到了列宁日后的国际战略思想。
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准则
（一）倡导道德与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进行着新的角逐。在它们彼此争夺、侵占其他国家资源和土地的过程中，也导致战乱、冲突不断。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社会的是不能套用“生存斗争”的法则，而是需要团结相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有阶级性，道德从属于阶级。但无论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还是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只要三种阶级的道德观同处一个历史时代，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它们之间必定有共同的伦理观念。[58]1864年9月28日，各国工人在圣马丁出席公开大会创立国际协会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实现解放需要工人之间兄弟般的合作。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面对政府利用民族偏见追求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等罪恶目的时，面对政府坚持肆无忌惮地掠夺他国财富，发动战争，挥洒人民的鲜血，浪费人民的财富的对外政策时，工人阶级必须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观察国际政治的秘密，使其遵守必要的准则，必要时采取一切措施反抗它、揭露它。马克思说：“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59]这不仅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准则，也是工人阶级执政国家的对外政策应遵循的准则。因为如果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简单朴素的人际关系能够成为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的一种准则，那么将减少国际社会中的敌对、仇恨、冲突乃至战争，各国人民都得以和平共处。因此，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就得实现工人的联合，就得坚持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反对一切违背其准则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指出：“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60]面对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马克思又重申了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倡导建立道德与正义、团结与互助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思想对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建立一种坚持道德和正义准则的国际关系，它不仅指导工人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时执行这一国际关系准则，在当时也是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国际社会和平的一种声音和力量。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严重地侵害了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关系的道德和正义、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严重地阻碍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其中，海上霸主英国和欧陆霸主沙皇俄国则是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两个典型大国。为了称霸，它们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对世界和平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沙皇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其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侵吞、占领他国和弱小民族的野蛮扩张史。马克思指出，18世纪以来，从沙皇60年来侵占的瑞典、波兰、土耳其、波斯、鞑靼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土总和及其重要性来看，相当于俄国在此以前的欧洲部分。[61]沙皇俄国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煽动建立泛斯拉夫民族国家，在外交上更是使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霸权。沙皇俄国成了“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可怕的敌人”。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反对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来解释沙皇俄国政府的反对行径，以此来提高欧洲工人及政党的认识，团结他们共同反对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1884年，恩格斯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面对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胜利，尼古拉一世准备对付整个欧洲革命的情势，“我们的对外政策很简单：支持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62]。后来，恩格斯强调：“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63]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外部的斗争只能遏制而不可能根本改变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有内部革命改变沙皇俄国的社会制度，才是根本的办法和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实现政治自由的渴望，以及反对俄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得到了列宁的肯定。列宁在《弗里得里希·恩格斯》中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恩格斯是期望看到俄国实现政治自由的。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得德法处于长期纷争状态，而那个时候对俄国来说，则处于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增强了沙皇俄国的反动力量。俄国在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同时，还压迫波兰、芬兰、德意志、亚美尼亚及其他弱小民族。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宪兵”、“民族压迫的监狱”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64]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建立道德与正义的国际政治思想给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二）倡导平等与合作，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5]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相互往来逐渐被相互依赖的关系所取代。生产、加工、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完成。这种世界范围的生产方式将彼此的利益相互交织起来，经济上相互依赖，政治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或合作或斗争，但很难真正实现平等合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共同作用的国际环境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何实现合作？合作的基础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是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与独立。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也要建立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对于爱尔兰和波兰人民来说，首先要成为国家的民族，才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66]。换言之，只有在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实现兄弟般团结的国际合作，才能为最终消除国际对抗，开展合作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
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主张。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是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史。殖民统治是民族压迫的基本形式，殖民大国对外实行民族压迫，对内进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反对民族压迫，“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67]。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关注和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是工人阶级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和任务。波兰民族起义、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印度人民抗英起义，中国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等民族解放运动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解放的进程。当波兰面临俄、普、奥三国的瓜分，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活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恢复波兰”[68]。关于这一点，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张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无限权力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发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1849年就得到了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证实，当时俄国农奴主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民主的起义。从那时起到马克思逝世，甚至更晚一点，到1890年沙皇政府同法国勾结，企图发动反对战争来反对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民族独立的德国时，恩格斯始终主张先要同沙皇政府作斗争。”[69]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民族独立放在了首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民族独立，实现国际合作，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的主张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和认同。这对列宁国际战略思想中关于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原则和立场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 其他人对列宁的影响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举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著作家和修正主义者论述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他列举的书目及评价[70]可以看出，列宁在把握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过程中，不仅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学说的影响，还受到同时代的其他著作家的影响。罗纳德·H.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写道：“列宁受英国自由派的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的影响并赞同鲁道夫·希法亭与尼古莱·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认识，强调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在金融资本中融合，资本输出的扩张，军火生产与军火的增大。”[71]本文主要从帝国主义理论的层面来分析约·阿·霍布森、鲁道夫·希法亭、保尔·拉法格、卡尔·考茨基等人对列宁的影响。
（一）约·阿·霍布森
19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的社会党人都从政治上去解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侵略扩张的新政策、新方法。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垄断经济特征的充分暴露，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才逐步“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72]。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约·阿·霍布森在其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中，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帝国主义理论。霍布森从资本输出的必要性来论述帝国主义。他指出，由于竞争中出现了垄断，这使大资本家获得大量的资本财富，由于国内市场的生产量有限，消费不足和分配不平等，所以多余的资本将用于国外市场的投资。这就必然引起海外市场的争夺，导致帝国主义的产生。大资本家需要帝国主义，他们需要通过“国家的公共资源来为他们的过剩资本寻求有利的运用”[73]。霍布森将帝国主义的起源归结为分配方式所引起的消费不足，因此，他认为在国内进行分配改革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办法，主张用资本的国际联合取代战争。列宁认为他的这部“论述帝国主义的书一般来说是有益的”[74]。列宁不仅对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思想做了专门的摘抄和研究，还对该思想进行了借鉴与批判。正如列宁所说：“论述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书，我还是利用了的，而且我认为是给了它应得的重视。”[75]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思想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方面是关于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κ（卡帕）中，列宁摘录了霍布森原书第324页有关“新老帝国主义的区别”这样一段非常关键的文字：“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被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政治扩张和贪图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76]列宁紧随其后加了一个批注：“注意：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的区别。”[77]另一方面是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特征。霍布森在对帝国主义输出资本、争夺殖民地的大量事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帝国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特点是：第一，在帝国主义时期存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超越了简单同化的界限，把不同民族类型之间的健康的、有激励作用的竞赛变为互相竞争的帝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金融资本家统治着商业资本家，而后一特征在霍布森看来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他指出帝国主义培养了食利者阶层，并且在工人中间也通过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造成了工人阶级中的特权阶层，暴露了其寄生性的特征。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及其寄生性、腐朽性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中，吸收了他的相关思想，引用了很多霍布森的话。
然而，列宁在借鉴和吸取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中的有益部分的同时，还对该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中“对帝国主义的庸俗批评的实质”[78]。列宁认为，霍布森并不了解帝国主义的矛盾及其产生的经济根源。尽管他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79]，看见了金融资本的统治，但他还是不明白金融资本到底是怎样产生的。霍布森只是从表面解读资本输出产生帝国主义，把垄断看作新帝国主义的一种政策，却没有认识到垄断实际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经济特征，更没有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他还把产生帝国主义的直接原因归结于大资本家的“过度储蓄”，即分配不合理。在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根源于国内的消费不足。倘若随着生产力的增长，本国的消费者也相应地提高了自身的消费水平，扩大的国内市场，那就不会有过剩的资本与商品，也就不必求助于帝国主义来寻求市场了。换言之，霍布森认为，一个国家只要采取改良的手段，将过剩的资本和财富用于提高工人工资，改善人民生活，就能够避免帝国主义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森是从资产阶级立场的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出发得出的这些结论，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80]列宁批判地吸收了他的观点。
（二）鲁道夫·希法亭
1910年，作为“第一个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81]，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出版了《财政资本论——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一书，又称《金融资本》。该书引起了第二国际围绕资本主义新特点及帝国主义的定义等问题展开的讨论。希法亭以金融资本在发达工业国的研究为中心，从资本输出的必要性来论述帝国主义的产生，并分析了资本输出的原因、形式及后果。他认为，由于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最重要的现象，所以要认清该阶段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就得从研究金融资本开始。希法亭指出，资本集中为卡特尔实现价格垄断提供了便利，从而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构成了一种新形式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通常意味着与资本主义联系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82]因此，在希法亭看来，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希法亭的帝国主义思想，列宁指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将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运用于解读经济生活的最新现象，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观点。[83]在《帝国主义论》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1912～1916年）中，列宁多次正面引用并肯定了希法亭《金融资本》著作中的观点。希法亭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正确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希法亭关于银行的职能与作用、金融资本的定义、实施金融资本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之间关系、寡头专制统治代替民主、股份公司在巩固和加强金融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等问题的论述，以及他提出的帝国主义是晚期或高度发展形式的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反对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绝不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只能“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84]，向前迈进社会主义的观点被列宁所肯定和借鉴。尼尔·哈丁指出：“可以毫不过分地断言，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布哈林的理论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经济框架。”[85]
与此同时，列宁也批评了希法亭在关于帝国主义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结论。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笔记中，简单明了地指出希法亭的理论主要存在四个缺点：一是关于货币的理论错误；二是几乎忽视了世界的瓜分；三是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的关系；四是忽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86]尽管如此，仍不能否认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的副标题）“做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87]，并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有益而深刻的影响。
（三）保尔·拉法格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创建人保尔·拉法格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与霍布森一样，拉法格对列宁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帝国主义特征的探索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特征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1903年，拉法格在其著作《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主义》中，对美国的托拉斯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分析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并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由于托拉斯的发展而演进的特殊阶段”[88]的新论断。拉法格指出，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其一，托拉斯是全国甚至国际性的长期生产组织，它把资本集中推向最大限度，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些发展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其二，银行与工业的密切结合，使得金融资本直接控制生产，金融资本家直接操纵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其国内外政策。其三，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不仅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剥削别国人民，还把金融资本输向欧洲用于直接剥削欧洲的工业。各国金融资本家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展开激烈的竞争。其四，金融资本是战争的根源。其五，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危机，加剧阶级矛盾等各种社会矛盾。可见，拉法格对帝国主义这五个特征的分析与列宁后来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的论述有密切的联系。有学者指出，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方面基本经济特征，拉法格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时都有涉及。[89]然而，由于拉法格是以美国托拉斯为分析背景的，这就决定了他在研究金融资本的形成中更强调工业资本。同时，拉法格虽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阶段”，但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指使政府走的一种道路”[90]，而非阶段。总的来说，拉法格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的新见解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四）卡尔·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他批判的典型。考茨基在有关文章中阐述和概括了他的“超帝国主义论”。他认为，帝国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部门工业和农业发展比例的失衡。他指出，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部门的关系，按照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这种抽象的划分是行不通的，必须依照产品的物质特征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进行考察。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降低，工业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越了农业，农业出现了滞后，越来越无法满足工业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高度发展的民族国家推行的一种力图征服和吞并不断扩大为自己服务的农业区域的一种对外扩张的政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会以帝国主义政策而告终，因为这只是资本主义扩张手段的一种。帝国主义的本质则是资本主义工业扩张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超帝国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把经济上的卡特尔形式和方法推广到对外政策上去，组织国际大联合，实现国际卡特尔化，用国际联合，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斗争的阶段。[91]在这里，考茨基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政策，而非一个阶段，并且指出，和平的“超帝国主义”完全能够取代依靠武力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即使帝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足以挑起战争的派别，但由于在同一社会中还存在对立的派别，这就使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维护和平符合它们的经济利益。
列宁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列宁看来，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意味着在实践中成为机会主义者。他的错误就在于“为了幻想将来的不迫切的任务，而否认当前的迫切的任务。在理论上，这就意味着不以现实中的发展为依据，为了这些幻想而随意脱离现实的发展”[92]。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之笔记β中，列宁对考茨基关于金融资本的几点看法进行了批判，首次形成了他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要点的思想。[93]列宁强调，考茨基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虚伪之处在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只谈好的，避谈坏的，企图粉饰资本主义。考茨基提出，帝国主义会重新产生资本主义，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自然经济中，重新引起小资本主义向大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商品交换向发达的商品交换的过渡等观点被列宁批判为“新蒲鲁东主义：新基础上、新形式下的旧蒲鲁东主义”[94]，即用马克思主义伪装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95]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之笔记δ和《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摘录并批判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定义的说法[96]。考茨基指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反对把帝国主义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反对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传统的殖民扩张。[97]列宁在笔记κ中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不折不扣的帮凶。它一旦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欧洲联邦”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国际帝国主义”！[98]布鲁厄指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目的是反驳考茨基和其他‘前—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希法亭包括在内）的宣传，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把四分五裂的第二国际引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99]列宁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促进了其帝国主义论的形成。
上述理论家和活动家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以外，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解读，这涉及列宁国际战略背后的哲学思想体系，另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