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研究:以洞庭湖湿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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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第一节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就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展开探讨。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资源有限供给是人口增长的屏障。[1]F.皮尔逊和F.哈珀在《世界的饥饿》中、[2]威廉·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中均提出人口增长受限于自然资源供给能力。[3]总的来看,经济学界围绕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战从未停止,只是聚焦不同。

一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增长源于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4]福克讷、莱特(Wright)和罗摩(Romer)的研究显示,19世纪美国的崛起得力于自然资源开发。[5]诺斯(North)基于初级产品发展理论证明,自然资源禀赋对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影响。[6]沃特金斯(Watkins)基于大宗产品理论证明,加拿大自然资源开发是其成为发达工业国的关键。[7]

自然资源丰裕度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早期的经济学家肯定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生产率的贡献,认为两者存在正相关,哈巴谷(Habakkuk)的研究成果证明:美国之所以能获得高生产率,要得益于丰裕的自然资源。[8]

自然资源存量与结构对产业结构构成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会随自然资源利用结构变迁产生变动,选择资源效益最佳的产业集合成为必然。

自然资源开发诱致技术变迁。希克斯(Hicks)认为产商为应对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会探索替代技术。[9]速水佑次郎的研究证实以节约要素为导向的技术变迁与自然资源价格变动态势存在相关性。[10]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随着“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向“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展,自然资源的采收率不断提高,对自然资源基础的定义也得到拓展。[11]李周研究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越来越强。对自然资源依赖性日益增强的增长模式,将替代对自然资源依赖性日益减弱的增长模式,这是更高层次的否定之否定。[12]

二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尽管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的“福音”,但是也会成为诱发经济增长停滞的“资源诅咒”。20世纪中期以来,自然资源贫瘠的国家发展成果瞩目,而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反而陷入低迷。尼日利亚和伊朗就是例证。[13]自然资源由“天使”变成“魔鬼”,“资源诅咒”由此产生。盖布尔(Gelb)、奥蒂(Auty)较早关注“资源诅咒”现象,[14]松山(Matsuyama)建构模型检验了“资源诅咒”假说。[15]萨克斯(Sachs)和华纳(Warner)基于改进的松山模型,对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产生的是负向效应。[16]国内诸如徐康宁和王剑等学者经过实证研究认为“资源诅咒”假说是客观存在的。[17]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分别尝试采用制度理论、寻租模型和荷兰病效应对“资源诅咒”诱因展开诠释。[18]

三 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与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最早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萨缪尔森建构H-O-S理论。这样,大卫·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理论、H-O理论、H-O-S理论及罗布辛斯基定理构成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体系。但是,阿罗(Arrow)等、巴格瓦蒂(Bhagwati)等指出H-O理论定理的不足,[19]德布勒(Debreu)基于不可能定理否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理论,[20]杨小凯进一步证明了比较利益学说的局限性。[21]

亚当·斯密开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研究。迪克西特(Dixit)和施蒂格利茨(Stiglitz)引入规模经济研究比较优势,[22]赫尔普曼(Helpman)和克鲁格曼(Krugman)构建垄断竞争模型研究规模经济。[23]杨小凯等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研究核心,研究内生比较优势。[24]多拉尔(Dollar)和沃尔夫(Wolff)基于技术差异视角对比较优势展开分析,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25]芬德利(Findlay)和科泽沃斯基(Kierzhowski)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比较优势,认为异质人力资本特征国家拥有较高比例的杰出人物的产业会占有比较优势。[26]

在动态比较优势实现过程研究中,芬德利(Findlay)基于非贸易的资本品考察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27]克鲁格曼(Krugman)和卢卡斯(Lucas)在考察比较优势演变时,引入了干中学效应,[28]雷丁(Redding)则进一步考察动态比较优势引发的福利效应。[29]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构建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研究和开发推动的比较优势。[30]林毅夫等认为借助比较优势的发挥可以推动资源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31]

比较优势理论研究成果表明,自然资源也成为比较优势考察对象。比较优势理论为湖泊湿地利用转型考察提供了一个方法,正如杨小凯对爱因斯坦名言的引用所言:“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研究提供基础,而是理论研究决定我们可观察到什么。”[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