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安全认知变化与印度南非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化，促使印度调整尼赫鲁时期所制定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印度将重振国家自信与恢复国家威望作为重要的出发点，将加强国家军力，特别是海军的建设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印度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外交互动，在多边机制中，积极倡导非洲国家的权益，注重加强与环印度洋非洲国家的合作，反对外部力量重新介入印度洋区域，支持印度洋为“和平区”的构想，以维护国家安全。
一 印度对自身安全形势的重新评估
1962年的中印边界争端使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遭到极大削弱，严重打击了印度作为第三世界领导者的形象，在其参与倡导的不结盟运动中，印度再也难以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以往的那种领导作用。[1]在中印边界争端期间，长期支持非洲解放斗争的印度，并没有得到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促使印度对原先制定的对非政策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印度日趋认为中国是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为了能在国际上重新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以及与中国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印度认为应该改变原先过分强调支持非洲“非暴力”斗争的政策，在有限的金融和人力资源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2]支持非洲的非殖民地化进程，弥补在非洲失去的影响力和恢复中印边界争端之后印度的信心。
地区力量的均衡出现了不利于印度的局面。中印边界争端前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日趋密切。196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边界协定，印度认为此举侵犯了属于印度的克什米尔领土。加之，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成为核大国，印度认为其面临来自中国的核威慑。1964年，美国军舰进入印度洋，更是遭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谴责，认为“装备核武器的舰船，不应该在印度洋游荡”，印度将不允许美国的舰船进入印度的领海，[3]认为美军在印度洋的存在，将加强印度洋海岸国家的冷战对抗。尤其令印度不安的是，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美国与巴基斯坦也在接近。由此，印度认为其不但面临来自北方陆地的威胁，而且源自印度洋的水上力量也已经对其国家的安全构成挑战。需要指出的是，在印度看来，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其应该在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等国际平台中维护其利益，应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力量应对威胁，其中包括开始向南部非洲解放运动提供援助。印度甚至强调追求不依赖任何一方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不足以保护国家安全。为了自身的安全，印度表示将更加关注海上安全，强化与环印度洋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不过，相比对国际安全环境恶化的极度担忧，印度国内的安全态势则有所趋缓。印度独立依靠的是“非暴力”的方式。自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曾寄希望于果阿内部的独立运动，或通过给果阿人公开投票权利的方式，以和平收回被葡萄牙占据的果阿。但直到1961年，3万多人的印度军队进入果阿，打败葡萄牙人，才成功收回果阿。
二 印度发展海军力量的新措施
印度加快海军装备与设施的建设。自1947年独立至50年代末，为应对与巴基斯坦频发的冲突，印度采取“有限进攻和两线扩张”的军事战略，重点建设陆空军力量。不过，1957 年，印度破天荒地从英国购买了“维克兰特”（Vikrant）号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原为英国在二战期间建造的“尊严”级轻型航母“巨人”号，由于二战结束，该舰在1946年舰体基本完工的情况下被搁置。印度海军购入后，于1961 年完成全部工程并在当年正式服役，改称“维克兰特”号，舷号R11，该舰满载排水量为19500 吨。[4]从60年代初期开始，印度明显加快发展空中与海上作战力量的步伐。1964年，印度宣布扩充海军的五年计划。同年9月，印度与苏联签订武器协定，不但从苏联获得大量的米格战斗机、坦克和直升机，而且还在其援助下建造了3个米格战斗机厂。之后，印度总理夏斯特里访问了苏联，消除苏联对后尼赫鲁时期印度外交政策走向的担心，为深化双边军事合作铺平道路。1968年是“印度海军年”，该年6～12月，印度开始批量从苏联引进海军武器装备，其中包括2艘F级常规动力攻击型潜艇、2艘“别佳”级轻型护卫舰及多套舰载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等。10月，印度自行建造的“林德”级“尼尔吉里”号护卫舰下水，11月，果阿海军基地得以拓建。
三 印度安全认知变化对印度南非关系的影响
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引起非洲白人政权的恐慌。白人统治者在进一步镇压国内解放运动的同时，阻止非洲民族运动对其政权的冲击，但其结果是国内矛盾空前激化。面对反动政权的高压政策，非国大等解放组织日渐重视武力在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这为印度调整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政策创造了机遇。印度重视采取多种方式介入非洲解放运动，努力恢复其作为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领导者形象。
（一）南非高压统治的持续强化
20世纪60年代起，南非的周边局势朝着有利于非洲民族解放的方向发展，非洲少数白人政权面临的压力剧增，这引起南非白人当局的极大恐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兴起于1960年，并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其中心区域在非洲，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刚果（利）、刚果（布）等大批非洲国家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枷锁，并获得独立。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将非洲国家与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推向新高潮。非统决定成立非洲解放委员会，向南部非洲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的自由解放战士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和越境通道。到1963年10月，南非驻所有非洲国家的外交和领事机构都被驱逐或关闭，南非白人政权成了众矢之的。1971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摩加迪沙宣言》，强调面对白人种族主义政府，非洲人民只能选择武装斗争。[5]
南非国内的白人政权的高压统治持续加强。南非维沃尔德政府（1958～1966年）对境内的不同种族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白人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权力，控制社会文化生活，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种族被剥夺政治权利，受到沉重的种族压迫，黑人的反抗运动遭到严厉的镇压，其领导人或被杀，或被监禁，或流亡海外。[6]之后的南非沃斯特政府（1966～1978年）启动班图斯坦独立进程，试图将种族隔离和白人的特权地位固定化，通过制定《国内安全法》、强化国家机器与控制舆论传媒等举措，进一步巩固白人的统治地位。重要的是，南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和南部罗得西亚的白人统治者，以及占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者，不但继续无视联合国通过的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决议，还向已经独立的非洲邻国施加压力，阻挠它们相互合作，阻止它们为相关非洲解放组织提供基地和物质等多方面的援助。
20世纪60年代后，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日渐深入，为印度加大对其物资军事援助提供了便利。在南非的盟国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之际，印度开始向南非的解放斗争提供包括军事帮助在内的各种支持。20世纪50年代，南非非国大对白人政权主要采取的是非武力的抵抗方式，1960年，非国大与泛非大会等共同抵制《通行证法》，3月，白人当局制造令国际社会震惊的沙佩维尔惨案。非国大与泛非大会被白人政权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两个组织都组建了自身的军事力量。但曼德拉在1964年被以蓄意破坏的罪名判处终身监禁。为此，南非自由战士在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领导的非国大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开始展开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武装斗争。
（二）印度向南部非洲解放组织提供外交与军事支持
印度积极援助非洲解放斗争力量（或组织）。1964年10月，为恢复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不结盟形象，印度新任总理夏斯特里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重申印度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11月，印度允许非国大在新德里建立其亚洲办事处，强调非国大是南非唯一全力致力于消除种族主义的组织。[7]印度在联合国反对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Ian Smith）领导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对其执行全面的制裁。印度还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为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为纳米比亚的合法代表，反对1971年国际法庭（ICJ）延迟终止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决议。
不仅如此，印度开始通过军事手段抵制白人政权，并以此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出于摆脱经济与战略困境的考虑，1955年，英国与南非签署统称为《西蒙斯顿协议》的一系列文件，据此，极具战略意义的西蒙斯顿海军基地转为南非管理，但英国保留一定的使用特权。不仅如此，1955～1963年，南非按此协议从英国购得5艘浅滩级海防巡逻舰、10艘海岸扫雷舰和5艘反潜护卫舰，南非舰队规模因此扩大两倍。此举遭到印度的反对。英迪拉·甘地认为，“我们对于英国和其他政府向南非政府提供武器的意图的报道深感不安，这是个危险和倒退的步骤，将威胁到南非的邻国和印度洋区域，我们希望印度洋为一个和平和合作的区域，外国的军事基地，将制造紧张和大国争端”。[8]此外，1965年，印度开始通过达累斯萨拉姆的非统解放委员会向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提供援助。截至1969年底，印度向南非解放运动提供的资金援助超过125万卢比。
（三）印度推动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合作
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后，印度为挽回昔日的国际威望，以及在国际上重新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加快了执行经济外交的步伐。1963年11月，印度政府召开印度驻非洲和西亚外交人员会议，会议强调，印度应该提高技术和经济合作安排，在非洲发动全面的宣传攻势。[9]为评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考察印度在边界争端中失败的背后因素、评估当时在非洲的印度移民的未来，[10]以及研究印度与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1963年，英迪拉·甘地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对几个非洲国家进行访问。其间，英迪拉宣传印度对非洲的友好主张，认为中国对非洲解放运动的物资和军事援助，导致印度在非洲影响力的下降，同时认为非洲对印度是友好的，印度应该利用这种友好，加大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外交与技术支持力度。
为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1964年9月15日，印度启动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ITEC）。该计划使印度加入第三世界的援助国行列。印度认为该计划能提高印度的形象，抵制中国的援助外交，有利于印度恢复其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力量的形象。此外，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外交，印度英迪拉·甘地政府还采取了两大举措：（1）正式鼓励私人资本和管理人才通过合资的形式与非洲展开合作；（2）首次将在非印度人纳入印度对非政策的范畴。在1963年的访非期间，英迪拉·甘地除了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之外，还积极接触在非印度人社区成员及其领导人，肯定其对所居住社区做出的贡献，表示在非印度定居者需完全认同非洲。不过，与尼赫鲁拒绝承认在非印度人有权得到印度保护，将其排除在印度政策考虑之外相比，英迪拉·甘地强调非洲的印度裔为“印度的大使”，认为他们是推动印非合作的桥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