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70年代后印度南非关系的全面危机
20世纪70年代后，美军频繁涉足印度洋，这加深了印度对美国海上干预的焦虑，与此同时，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升温，则进一步促使印度强化对国家安全的关切。尤为重要的是，在南非镇压国内自由解放运动、发动对邻国军事攻击之际，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南非以外交与军事支持。凭借日渐增强的国力及其与苏联的联盟关系，印度一方面继续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与英联邦等国际框架中抵制南非白人政权，另一方面呼吁南非国内民主人士加强团结与合作。
一 印度加大支持南部非洲解放斗争力度的动因
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夏斯特里继任印度总理，表示继续奉行尼赫鲁的外交政策。1966年，夏斯特里病逝，次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当选印度总理，其基本沿袭尼赫鲁的外交理念。不过，面对美国加大涉足印度洋、美国南非关系升温，以及南非对邻国武装干涉升级的态势，英迪拉·甘地出于安全关切的考虑，注重印度军力建设，并深化与超级大国苏联的联盟关系。
（一）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干涉主义倾向显现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国终止了对印度的援助。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谴责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同时，加强同苏联的军事合作。然而，令印度担忧的是，尽管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并没有在印度洋部署其军事力量，美国却以抵制苏联为借口，将战略核威胁武器进驻印度洋。在印度看来，即使1968年苏联亦将军事力量投放到印度洋，但苏联军力有限，无法与美国核潜艇的威胁能力相抗衡。
70年代的美国更加重视印度洋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1965年，英国从塞舌尔和毛里求斯殖民当局手中拿走查戈斯群岛，并驱逐岛上的种植园工人，建立英属印度洋领地。之后，英国将该岛租借给美国，让美国建造海空军基地。自70年代初后，美国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力量。美国海军上将爱莫·R.祖恩瓦尔特认为，“印度洋在十年内将成为有重大潜力的区域，我们需要具有对这一地区能够施加影响的能力，为此，在这一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美国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屿加强军事存在的关键原因。[12]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领先于苏联，说明美国的军事部署不仅仅是为了对付苏联，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炮舰政策、强权政策，美国的军事部署还具有干涉的意图。印度对1971年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在印巴战争前夕进入印度洋，亦是心有余悸，认为这是美国海军战略的重要转折点，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海军不再只限于战略利益，将还有干涉的作用。
经济利益是美国推行军事干涉的动因。在1973年10月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进行全面的石油禁运。对此，1974年1月6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发出警告，认为如果阿拉伯石油禁运造成工业世界瘫痪的话，美国将对它们发动战争，并威胁将占领海湾地区的油田。对此，1974年，美国先后派以“小鹰”号和“星座”号航空母舰为首的第四先遣队力量进入波斯湾，这是在1948年后美国航空母舰首次进入海湾。印度认为这显示美国在对印度洋国家的政策上具有使用武力的倾向，而70年代中期南部非洲的危机，为美国干预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70年代末，随着美国与苏联、阿拉伯和非洲等第三世界矛盾的加剧，美国更是增强了其在印度洋、非洲的军事存在。1979～1980年美国不但在印度洋有8万人的快速部队（RDF），还在印度洋的美军潜艇上部署了射程2500英里的“北极星”A-3和射程6000海里、装有14个弹头的“三叉戟Ⅱ型”C-4核导弹，这对印度和南部非洲国家造成极大的威胁。美国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离印度1200海里，因此，印度的任何角落都在美国导弹的射程内。美国中央司令部具有对西南亚、东北非、西印度洋等地区的九个国家进行行动的权限。印度认为这便利美国在此对付苏联和发动干涉行动。
（二）美国与南非关系的升温
1.南非与美国的相互战略倚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加大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支持力度，南非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倚赖日益加深。1970年联合国大会的第25次会议通过第2646号决议，该决议肯定南部非洲地区人民解放斗争的合法性，表示将支持其武装斗争，以及寻求道德、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帮助其取得胜利。1970年12月8日的联合国全体会议通过第2671号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和个人通过道义、物资、政治等方式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1970年在卢萨卡召开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与会代表严厉批评种族隔离政策，呼吁各国通过非统向非洲解放组织提供更多的物资援助；1970年9月在亚的斯亚贝巴非统（OAU）首脑会议上，非统成员国同意向非洲解放运动提供物资援助，为此还建立特别非洲解放委员会。1975年，英国终止与南非签署的《西蒙斯顿协议》。1977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对南非进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决议。面对国际压力，南非倡导自己为西方利益的保护者，表示愿意向美国海军提供基地，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在70年代愈加重视南非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1967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和1968年苏联军舰在印度洋的出现，使西方认识到确保开普航线极为重要。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阿以战争）中，北约成员不愿支持美国的亲以色列政策，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军事硬件的美国飞机在它们的国土上登陆，这暴露了美国在对以色列的空运中面临后勤方面的困难。[13]美国还被要求撤除其驻巴林的军事基地。为了维持干预能力，美国需要在印度洋建立可替代的基地设施，为此，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并打算在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但美国担心莫桑比克独立后会拒绝它的建议，马达加斯加则拒绝了美国在其国土建立基地的要求。此外，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从东南亚和埃塞俄比亚撤出。这样美国不得不依赖南非的军事基地。加之，南非南端的好望角航道，在二战期间是驻中东、印度洋、北非等地区作战的盟军的供应线，战后，该航线每年有2.5万艘船只经过，美苏从全球争霸的战略角度出发，试图夺取此地。1974年7月27日，葡萄牙当局决定给予葡属非洲殖民地独立地位。但葡属殖民地安哥拉内部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 三派解放组织之间发生争执。苏联、古巴支持MPLA，美国、南非支持UNITA和FLNA，就此，美国由处于南部非洲的边缘变为积极卷入。1976年，北约国家在威廉斯堡召开的会议上曾明确表示：“如果南非及南部非洲离开西方阵营，那么我们不仅仅失去了关键的战略矿产来源，而且意味着将失去对我们西方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14]
2.卡特政府与南非关系的短暂缓和
南非领导人沃斯特呼吁西方重新考虑其北约战略，呼吁西方不仅要在北大西洋区域加强其力量，还应该关注南大西洋地区和印度洋，关注开普航线，认为北约应该改善南非的防卫。[15]但美国卡特政府试图缓和美国-苏联在南部非洲和印度洋的关系。1978年9月，为推动纳米比亚独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35号决议，据此，美国建议五个西方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西德）支持纳米比亚议会选举及制定独立宪法。美国卡特总统强调人权外交，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甚至呼吁南非过渡到多数人统治下的政体。1976年，南非的索韦托事件撼动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但美国还在1980年前向非洲民族主义提供过短暂的支持。卡特还对削减核武器持有热情，建议印度洋非军事化和限制海军竞赛。
美苏缓和的局面不久就趋于结束。伊朗亲美国的巴列维政权被推翻，主张宗教激进主义的霍梅尼上台，并挟持了美国人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反对南非的斗争。为此，卡特政府派遣一个由8万人组成的快速部队（RDF）前往印度洋区域的埃及、阿曼、肯尼亚等盟国，要在印度洋组建第五舰队。1983年1月1日，美国还建立了一个协调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
3.里根政府加强与南非关系的新态势
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推行侵略性的全球战略，而苏联也试图在第三世界通过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确保其影响力。美国向安哥拉萨文比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 提供援助，并寻求通过推行“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使苏联破产。为维护其超级大国的信誉，美国在印度洋区域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促进了印度洋区域的军事化密集程度。1984～1988 年，美国分别向安哥拉提供价值61亿美元、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价值39亿美元、向莫桑比克提供价值1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与南非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总统里根公开称赞南非的改革，表示南非已经铲除了一度在美国存在过的种族歧视，强调南非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视南非为对付苏联的盟国，并开始与南非进行建设性接触，放松对其的贸易禁运，准许以色列将含有美制部件的飞机和武器售给南非。1981年，美国与南非就帮助南非训练海岸警卫队达成协议。从1982年起，美国放宽向南非出口警用和军用物资的限制，允许向其出口防暴工具、电子设备、直升机、核材料等物品。据统计，里根执政的头四年，美国向南非销售有军事价值的物资的总额达2800万美元，仅1981～1983年的销售额便超过以往30年的总和。[16]不仅如此，当《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在1986年初被美国国会接受时，里根甚至使用总统否决权，阻碍该项法案的立法。此外，美国国务卿克洛克（Crocker）提出“联系理论”，即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安哥拉的古巴部队撤离相联系。这促使南非终止了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制宪谈判会议。
4.南非对邻国军事干涉的升级
美国-南非同盟和“联系理论”推动了南非对邻国的军事干涉。20世纪80年代，由于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持续占领，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与南非军队之间的冲突日渐频繁。从1981年开始，南非博塔政府对南部非洲国家普遍实行“破坏稳定”政策，大举武装袭击邻国，使南部非洲战乱不断。南非在4个邻国扶植武装反对派，对邻国的侵略达到“全面开花”的地步。1986年5月19日，南非接连袭击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赞比亚、安哥拉四国。[17]1976～1986年10年间，南非军事预算的增长超过8倍。[18]1980～1989年南部非洲国家的战乱夺取了130万人的生命，使1100万人成为难民。
南非还从经济上向解放运动施加压力。20世纪80年代，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谴责种族主义的国家，组成“前线国家组织”（FLS），支持南非民族解放组织的武装斗争，孤立南非。南非针锋相对地设计“南部非洲国家星座计划”（CONSAS），该计划有两个目的：（1）控制经济；（2）终止前线国家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和非国大等游击队提供支持，寻求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延续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促使前线国家军事的疲弱和经济的恶化。
（三）印度的安全关切在上升
在印度看来，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核武器的存在、对印度洋地区的干涉主义和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中国的核能力和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从海陆两个方面对印度造成威胁。而联合国在南亚倡议无核武区的举动亦给印度的政治外交选择带来了压力。
1.印度倡导印度洋和平区
为缓解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角逐印度洋而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印度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协商，反对美国填补因英国撤离而造成的印度洋“权力真空”。印度指出英国的撤出不会制造任何“权力真空”，如果真的有“真空”的话，应该由当地的大国去填补，而不是外部的力量，认为“权力真空”的概念与不结盟原则是相反的，是对独立国家愿望的否定。不仅如此，印度还提出印度洋为一个和平合作区的构想。首先，印度反对外国势力介入印度洋区域。20世纪70年代，当英国皇家海军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离时，印度曾尝试阻止英国把印度洋的权力移交给美国。印度要求大国撤离印度洋，反对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修建海军基地。其次，为避免外界的猜疑，印度否认自己将弥补由英国撤离而导致的所谓印度洋“权力真空”。印度认为替代英国存在的最好方式，是地区国家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抵制任何安全威胁。最后，印度与相关国家一道倡导印度洋和平区主张。在双边层次方面，1969年1月，印度与伊朗发布联合公报，认为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是海岸国自己的责任，不应有外部国家的干涉。为避免超级大国间的核冲突，应一致反对大国在印度洋的存在，维持其为一个和平合作区。在多边机制中，印度支持1970年不结盟运动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创建印度洋和平区的构想，呼吁相关国家努力使印度洋成为一个和平区，免除外部力量的对抗和核武器的竞争。由于印度等国的坚持，1971年10月8日，印度洋和平区倡议被纳入联合国大会议程。联合国最终通过第A/2832号决议，宣布印度洋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和平区域，呼吁各国停止战略核武器的升级，撤除所有军事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确保停止进一步扩大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终止对环印度洋地区的干涉主义行为。
2.印度增加海军力量投入
印度不断增加海军军费投入（见表2-1）。从1966年起，印度海军军费逐年上升，1970年，海军在三军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空军，跃居第二位。1971 年，巴基斯坦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印度为此发起肢解巴基斯坦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为实现东攻西守、稳定西边与占领东巴的军事战略，印度舰队截断东西巴之间的海上通道，对巴基斯坦进行贸易封锁，最终打败了巴基斯坦。1971年后，印度对海军的投入较之前有了更大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1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美国不但在战争开启后停止对印度的一切经济援助，而且派遣一个由以“企业”号航母为主的先遣队进入印度洋，到孟加拉湾戒备，向巴基斯坦提供道义和军事支持，警告印度不要以东巴基斯坦的种族屠杀为借口，而对西巴基斯坦以及有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印度认为虽然在美国舰队到达冲突区域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但暴露了印度自身的薄弱，表明美国对环印度洋地区国家事务的关注将是持久的。在印度看来，美国以其驻印度洋的军事基地为着眼点，可以很容易地将军事舰队用于干涉，并执行枪炮政策。就此，印度不能只依赖联合国来求得安全，应加大防务建设以应对任何可能的外部威胁。
表2-1 1960～1978年印度海军开支在国防预算中的比重
由于印度与苏联1971年签署《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印度长期以来就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向解放斗争提供道义和物资帮助，面对美苏争霸的加剧、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的加剧，以及美国支持下的南非侵略的加剧，印度对自身安全开始忧虑。进入80年代中后期，印度大胆提出“大国海洋战略”，与此同时，印度海军也逐步从近海防御型向远洋进攻型过渡。为此，印度海军于1986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已服役近30 年的“维兰特”号轻型航母。经过大规模整修后，“维兰特”号旋即成了印度海军的旗舰。随着“维兰特”号的服役，它与“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共同把印度海军的实力带进了世界前十强之列。1989 年，印度海军又宣布了一项建造两艘新航母的计划，其中拟用第一艘取代将于1997年退役的“维克兰特”号。
3.印度对南亚无核武区倡议的抵制
印度与美国、巴基斯坦的矛盾也日益明显。1974年，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格伦成功进行了一次不公开的核装置试验，虽然这次核试验被描述为以和平为目的，但毫无疑问，这标志着印度成为新晋的核国家。此举遭到巴基斯坦的反对。同年5月19日，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表示，巴基斯坦应至少获得一个核国家的“核保护伞”。巴基斯坦还在外交上寻求东盟、斯里兰卡等的支持，反对印度制造一个有核武器的区域。
美国等国以印度将增加核武器扩散为由，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武器供应，但遭到印度的反对。1975年，美国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在联合国讨论有关南亚无核武区的问题时，印度表示不能孤立对待南亚问题，南亚是亚洲、太平洋、印度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亚洲、太平洋、印度洋都存在核武器，单独在南亚次大陆建立无核武区是不适宜的。印度认为自1964年在不结盟运动中提出在印度洋重建和平区的构想以来，一些大国对此并不感兴趣，现在却突然对创建无核武区的南亚感兴趣，印度对这些大国的动机表示怀疑。
二 印度大力涉足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后，印度绿色革命取得显著成效，美苏冷战格局深入，中苏关系恶化。印度英迪拉·甘地与拉吉夫·甘地政府积极调整印度对非政策，涉足非洲事务，加大对非援助力度，恢复其作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力量的形象，努力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影响力。
（一）印度国家实力的增长
1971年的印巴战争之后，英迪拉·甘地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承诺印度将加大对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支持力度。其中的原因与印度国力的迅速增强密切相关。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农业基本处于边缘地位，粮食生产上的自力更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印度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完全放在工业上，尼赫鲁希望以此促进工业的发展，压低工业工资和食物价格。不过，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农业改革以及政府的资助，印度开垦了大批荒地，由长期粮食短缺国转变为粮食出口国。英迪拉·甘地政府放弃以变革生产关系为主发展农业生产的战略，转而以变革生产技术为主发展农业生产，开展“绿色革命”，即以培育和使用优良高产的农作物品种等方式推动农业发展。1975年、1976年两年印度恰遇风调雨顺，农业获得丰收。1976年粮食产量为1.21亿吨，到1977年粮食储备达1800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由于限制罢工和强调努力增长，1975～1976年度的工业产量增加6%～7%，1976～1977年度增加10%以上。由于印度政府于1975年11月调整了外汇政策，对外币存款优惠，加上许多在中东经商和从事劳务的印侨汇款回国，印度外汇储备到1977年达30亿美元。[19]1974年印度还成功地爆炸首个核装置。
（二）印度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优势显现
世界力量均衡出现了有利于印度的变化。在全球层面，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没有遏制进入孟加拉国的印度军队。1971年8月9日，印度与苏联两国签署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结成具有结盟性质的特殊关系，这增强了印度的信心。在地区层面，此时期印度在南亚的优势更加突出。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重新评估国家安全，调整对外政策，奉行英迪拉主义，将外交的重点转移到南亚地区，试图以实力为基础建立地区政治、军事霸权地位。1971年，印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成功肢解巴基斯坦，促成孟加拉国独立，形成对巴基斯坦军力的压倒性优势，改变了印度面临巴基斯坦两边夹击的不利地位，成为印度取得地区强势地位的决定性步骤。1972年，孟加拉国与印度签订《友好合作与和平条约》。而1975年印度更是兼并锡金，确立了印度在南亚的绝对优势地位，[20]舆论认为这是英迪拉·甘地开始将尼赫鲁时代的“大印度联邦”付诸实践的具体体现。这也体现了印度具有帮助非洲人民解放事业的能力。
重要的是，在印度看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下降。印度认为中国与苏联在60年代后期的争执，使非洲的朋友在选择与中国和苏联的交往上面临尴尬的局面。中国在非洲采取与苏联对峙的政策，如中国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反对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MPLA），不利于中国扩大在非洲的影响，但为印度发展与非洲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印度可再次成为非洲国家寻求帮助和援助的力量。
（三）南非白人当局统治陷入危机
南非白人政权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剧增。1976年，南非索韦托爆发严重的骚乱，并迅速扩展至南非其他的黑人城镇。南非总理沃斯特利用刚通过的《国内安全法》严厉镇压骚乱，很多人没有经过审批就被抓入狱。1977年9月，南非安全部队拘捕黑人领导人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并导致其死亡，这引起非白人人群的愤怒。1978年，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的活动家联合组建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不得不加大限制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力度。继1986年10月美国议会通过《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后，美国在南非的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商务机器公司、柯达影像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陆续宣布退出南非。英国巴克莱银行也宣布出卖它在南非巴克莱银行中的40%的股份。1985～1988年，南非资本外逃共计200亿兰特（约合91亿美元）。到1988年底，南非外汇储备仅为19亿美元，只够6周的进口费用。
三 印度南非关系的恶化
出于缓解国家安全困境与提升国际形象等因素的考量，印度政府更加注重通过双边、地区与国际机制，积极揭露种族隔离政权罪行，给予各种自由民主解放力量物质、外交与军事等方面的有力支持。印度与南非白人当局由此陷入空前的对立。
（一）印度在联合国支持解放斗争
20世纪70年代前后，由于印度等国的支持及联合国中非洲国家代表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谴责南非野蛮的反人类罪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面临的国际压力剧增。1970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71号决议，宣布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否定，是对人类的犯罪，申明对南非和南部非洲局势日益恶化表示关切。同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非法政权，应停止其代表南非人民的权利。就此，南非被驱逐出联合国。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了几项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重要决议：1969年12月11日的第2544号决议，决定1971年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行动国际年；1971年5月21日的第1588号决议及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决议，呼吁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消除种族歧视；第2785号决议，重申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完全否定；1972年12月15日的第2919号决议，决定启动一个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行动的十年计划。次年，联合国通过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择其要者而言，在联合国框架下，印度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抵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抵制南非参与的体育赛事。从1970年开始，印度开始抵制南非参与的体育运动，如要求运动员不参加在英格兰与南非举行的棒球赛，支持联合国大会禁止南非参与世界运动会的决议。1974年，印度第一次进入戴维斯杯决赛，但拒绝与南非打决赛。其二，向解放斗争提供资金支持。1977～1980年，印度向南部非洲国际防务援助基金提供了30万卢比的援助。1978～1979年，印度在联合国框架下向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高达103.5万卢比的资助，其中的最大一笔资金是用于支持联合国执行反对种族隔离年活动（见表2-2）。其三，向解放组织提供外交支持。印度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持续存在是一种侵略举动，支持1967年联合国设立西南非洲理事会（后改称“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印度等国的反对下，国际法庭改变了1971年延缓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决定，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停止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印度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和全国统一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政府。1973年，印度等国推动联合国宣布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为纳米比亚的真正代表，支持1984年联合国通过的《反种族隔离法》。1985年4月19日，印度给予在新德里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正式的外交承认，拒绝承认南非设立在纳米比亚的傀儡政府。在维持对非国大驻印度办公室的多年支持后，1988年，印度又提供设施，赋予其外交使馆的地位。此外，为谴责南非当局对非国大领导人的拘捕与迫害，以及向南非自由解放运动提供舆论支持，尼赫鲁大学授予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79年，印度授予曼德拉国家最高奖项——国际谅解尼赫鲁奖。
表2-2 印度对南非解放斗争的资助（部分）
续表
（二）印度在不结盟运动框架下支持非洲解放运动
20世纪70年代，印度同其他国家一道，在不结盟运动框架下对南部非洲解放斗争提供外交支持。1970年，不结盟运动第三次首脑会议再次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体制。1983年3月的不结盟国家第七次政府首脑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会议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大多数人野蛮的压迫行为与歧视，以维持少数白人的既得利益，表示南非政权在以色列等国支持下发展核武器，试图长期巩固其种族隔离统治。为打击白人的经济利益，会议催促所有政府和国际组织终止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合同，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停止对南非的所有援助。1983～1986年，印度担任不结盟运动的主席，赞赏联合国给予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支持。在印度等国的支持下，1979年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决定承认津巴布韦爱国前线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不结盟运动成员身份。[21]此外，为孤立南非，联合世界各国的议会共同制定撤销支持南非白人政权的法律，印度等不结盟运动成员启动反对种族隔离全球议员行动（Global Parliamentarian Action Against Apartheid）。
80年代，除了提供外交支持，印度还推动不结盟运动向非洲南部解放斗争提供经济支持。1986年9月的第八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与会者对南非急剧恶化的局势和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表示担心，呼吁立即释放曼德拉，废除《国内安全法》，撤出驻扎城镇的种族主义部队。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更是建议成立抵抗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AFRICA Fund），以加强前线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能力，帮助前线国家反对南非的报复性经济行动。之后，印度成为该基金的主席国，并为其捐赠5亿卢比。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不结盟运动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策略上的重大调整，即由道德呼吁变为以行动为导向，向抵制种族隔离政权的组织提供道义支持的同时，提供物质援助。在1987年1月的首次抵抗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会议上，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呼吁所有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慷慨向该基金提供资助，加强前线国家的经济能力，反对南非的少数人政权，并为抵抗种族隔离政权提供全面的、具体的援助。实际上，该基金援助的内容还涉及军事援助，培训一支地区保护部队，保护铁路、石油管道等设施，以免南非的军事打击与破坏。这在总体上符合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确立的前线国家应更加摆脱南非经济控制的目标。截至1987年底，国际社会对该基金的资助达2.4亿美元。[22]
此外，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指示外交部门设立一个由外交部部长亲自负责的南部非洲特别司，监督援助南部非洲人民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1978年，时任印度外交部部长瓦杰帕伊公开请南部非洲的解放组织提出武器方面的需求。
（三）印度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框架下支持“前线国家”
继20世纪60年代一半左右的非洲大陆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后，70年代南非白人政权的盟友葡萄牙国内爆发政变，新政权表示要同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黑人解放运动组织进行和平谈判。面对南部非洲地区利于黑人斗争的形势变化，1980年4月10日，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等9个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乘机组成“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以图整合国家间经济，增强集体自给能力，减少对南非的经济依赖，反对南非的“南部非洲国家星座计划”（CONSAS）。
印度自70年代早期以来，更加重视经济外交的作用。1980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拉各斯行动计划》，表明非洲对地区和南南合作的重视。[23]印度的注意力由此转向帮助“前线国家”恢复经济。其一，加大贸易往来。1982年8月，印度表示向莫桑比克提供5000万卢比贷款，用于购买印度的商品；1984年9月，印度与津巴布韦达成1.5万吨石棉贸易协议；[24]1986年10月4日，印度与安哥拉签署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合作协议。其二，参加SADCC国家经济部门的建设。1988年3月31日，印度铁路建设公司与赞比亚签署900万美元的合同，[25]据此，印度向赞比亚铁路提供现代无线电通信和信号系统。印度铁路技术和经济服务公司（RITES）参与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的铁路网建设。印度还与博茨瓦纳合作，建立总部设在印度的半干旱热带农业国际研究中心（ICRASAT），协调农作物研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表示印度愿意向SADCC提供320个名额的奖学金，支持其重要部门的人力培训。
（四）印度在英联邦等多边机制中抵制种族隔离政权
印度重视在英联邦组织中谴责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印度谴责英国不顾联合国的禁运决议，与南非经济保持来往。在印度等国的呼吁下，英国不得不制裁罗得西亚政权。根据1977年英联邦《格伦伊格尔斯协议》，英联邦决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把南非驱逐出国际运动项目。1979年，保守党代表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掌英国政权，拒绝英联邦成员制裁南非。1985年的英联邦拿骚（Nassau）会议上，印度等国迫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同非洲国家就制裁南非达成妥协，会议决定给予南非6个月时间来启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进程，否则将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其间，在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推动下，来自印度等国的人士组成一个名人小组（EPG），负责与南非的协商。面对1986年5月南非对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的侵略，名人小组缩短与南非的协商，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避免自二战以来的最严重的血战。出于不满，印度撤出1986年7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13届英联邦运动会，在1987年10月的英联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CHOGM）会议上，印度拒绝美国以古巴从安哥拉撤出为解决纳米比亚的先决条件的“联系理论”。根据联合国第435号决议，英联邦领导人强调南非纳米比亚是非法的。除此之外，根据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印度还参加了1978年8月和1983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世界大会。
（五） 印度呼吁南非国内人民加强团结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黑人觉醒运动”，填补了非国大和泛非大会流亡国外造成的黑人政治运动的空白，将黑人运动推向高潮。1969年，黑人大学生组建“南非学生组织”，斯蒂夫·比科为该组织首任主席，也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创始人。他号召黑人树立自信，加强团结，指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是黑人，都是被压迫民族，应该团结起来反对白人统治，争取黑人权利。从此，黑人这个概念成为南非的一种政治属性，即泛指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这对于促进南非各族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南非当局为给白人统治披上多种族的衣钵、把“有色人”和印度人从黑人反抗的阵营中分化出来，给予非白人各族人群不同的待遇，刻意制造他们之间的怨恨。南非脱离英联邦一年后的1962年，南非总理亨德里克·维沃尔德（Henrik Verwoerd） 最终宣布给予印度人移民永久居民的地位。虽然南非政府没有给予印度裔南非公民的地位，但在纳塔尔和德兰士瓦设立的当地印度人事务部或咨询委员会中，南非印度人在影响其事务方面享有很大的发言权。如在教育上，1973年，年龄达15岁的印裔儿童的教育得到国家资金支持。两年后，南非放松对印度人在各省之间旅游和居住的限制。在经济上，1977年，南非政权设立了一个国家支持的印度人发展公司，还准许设立一个全印度人新共和国银行，推动印度人企业的发展，这促使印度人参与到纺织、服装、鞋业、家具制造、印刷等小型工业中，有利于改善许多契约劳动力和自由旅客印度人后代的生活状况。相比较而言，大多数黑人仍旧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缓和种族矛盾，改善在国际上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博塔政权进行宪法改革，在白人议会之外，另立“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议会，据此，“有色人”和印度人有权选出属于自己的议员。尽管他们只有权参与管理事关自身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事务，几乎没有财政来源与政策决定权，但相比之下，占人口75%的黑人却被排斥在南非政治权力之外，没有参与三院制议会的权力。相对富裕的印度人成为多数黑人妒忌的对象。对此，1984年，印度政府呼吁南非所有族群拒绝强化非白人隔阂的南非种族宪法，不要与南非种族政府合作。截至1988年底，不仅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的解放斗争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形成了包括白人民主运动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群众民主运动”，这成为议会外最大的反对派联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