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研究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课题。严格来说，这一研究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课题。因为关于这一课题，学界已经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的研究

学界以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主体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识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比较丰富。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代表性的论文则更为丰富，李曙新、陈金龙、陶季邑、张庆海、李红岩、周兴樑、张注洪、吴福环、刘艳等都发表过相关主题的论文。^[9]

以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方向：一是以党的国情认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性质问题是国情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以上研究部分地涉及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如《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1990年）。该书是学界第一部以党的国情认识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它主要围绕着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阶级分析和阶级关系这四个问题研究了1921～1990年党对中国现代社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和经验教训。这是一部用史学方法研究党的国情认识史的学术著作，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原创性。但是，这一研究是从整体上研究党对国情的认识，并没有专门地研究党对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对后者只是部分涉及。

二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基本上交代清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形成史，但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争论。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和文献。之所以会产生分歧，原因就在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不同理解，即是否可以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话语来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们党的领导人是不是在社会性质意义上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的。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他们都是在社会性质意义上使用以上概念的，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他们没有在社会性质意义上使用“半殖民地”概念。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争鸣出现在1996～1998年《近代史研究》发表的三篇论文中。1996年，陈金龙先生首次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1998年，陶季邑先生和张庆海先生分别发表了与陈金龙先生的商榷文章。陶先生主要对党的文献中“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第一次提出表示怀疑。张先生主要对恩格斯、列宁和蔡和森是不是从社会性质意义上来使用“半殖民地”概念表示怀疑。^[10]2003年，李红岩先生针对党的文献中“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第一次提出问题，在吸收以上观点的基础上，还提供了新的材料。不过，李先生也并没有明确地支持谁的观点，而是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或“字样”“在中国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除了陈先生提出的1929年2月初发布的中央文件和张先生提出的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的报告之外，还有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11]。

三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容为研究对象。李红岩的论文《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从总体上宏观勾勒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历程。它既考虑到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对中共早期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又突出了中共在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从宏观上勾勒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但对其中一些历史细节缺乏细致描述和应有关注。

比如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除了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一判断之外，还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一判断，这又是为何呢？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比如我们常说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据笔者所见，翻看1921～1949年党的历史文献，却几乎找不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概念的字样，而经常能够看到的是“目前中国”的性质、“现在中国”的性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等字样，或者说直接就是用的“中国社会性质”这一表述，最为接近的是“目前中国社会性质”这一表述。完整出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学者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些也通常被忽视了。

（二）关于党的领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党的领袖群体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为研究对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12]。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我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2011年）研究了1921～1976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及经验启示。这是学界第一个以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社会性质认识史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美中不足的是，尽管该文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该文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占有全面的材料。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该文只是主要涉及党的一大至七大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没有涉及党的三大，也没有涉及同一时期内除了全国代表大会之外比较重要和关键的文件或会议；该文涉及陈独秀、毛泽东、李立三、王明等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主），但忽视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中国的运用有重要贡献的蔡和森。论文《早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国情的探索》（2012年）研究了毛泽东、蔡和森、李达、邓中夏、罗亦农等众多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中共早期（该文的时间界限是1919～1930年）对中国国情的探索，其中涉及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二是以党的领袖个体为研究对象。这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除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和中国国情为研究对象的论著部分地涉及这一问题之外，还有专门的论文分别研究了党的不同领袖个体的不同认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闻天等党的领袖身上，其中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较多^[13]。

（三）关于党的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除了党的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外，党的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书所涉及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李达、刘苏华，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新思潮派”，中共党员沈志远、何干之等。学界的研究对以上人物基本上都有所涉及，但专门性的研究较少。

学界关于“新思潮派”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论著^[14]和关于“新思潮派”的论著^[15]之中。最早对“新思潮派”的探索做出评价的是刘苏华。他把以前的“新思潮派”称为“李立三新思潮派”，并对“新思潮派”提出的问题及其观点进行了批评，尤其是批评他们忽视了“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过渡期”的特点。^[16]对“新思潮派”的探索做出最为系统的评价的是何干之。他既高度评价了“新思潮派”王潘二人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的贡献，即“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从而描绘出“中国社会性质特点”的“雏形”，又指出了“新思潮派”观点的不足之处。^[17]李新等认为，“新思潮派”是以王学文等为代表并处于中共影响下的革命知识分子。之后的研究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概括^[18]。王慕民系统地考证了“新思潮派”的成员组成，认为成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该文还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朱镜我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而非何干之说的王学文和潘东周，也并非李新等说的王学文^[19]。这一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关于何干之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专门的研究也不多^[20]。硕士学位论文《何干之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及其贡献》（2014年）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科学地评价了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论文《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意义》（2007年）则突出强调了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在今天中国的当代意义问题。关于李达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主要散见于关于李达本人的研究之中，专门性的研究较少^[21]。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达曾经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脱党直到1949年重新入党，而且也没有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但一直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因此，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也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的作用。

（四）关于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已有大量的研究论著^[22]。这些论著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2014年）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切入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发展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形成史。应该说，这最接近本书主题的研究。该文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来龙去脉，也涉及前前后后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认识。有待深入研究的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有何关系，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究竟有何意义。

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论战深化了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学理支撑等。但大部分的研究是一种宏观的描述（是什么），并没有对这些结论进行扎实的学术论证（为什么）。此外，也有一些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错误观点的研究，需要对此进行研究与批评。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识研究的长足进步。尽管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识问题也是一个似乎被研究“透”的问题，但是时不时受到一些观点的挑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问题真的说清楚了吗？面对质疑我们该怎么办？一些问题，比如党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识中到底有何突出贡献，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党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识对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党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对认识当代中国有没有借鉴意义等，也许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清楚。因此，有必要深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这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