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廷优礼番僧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个短命的王朝,而它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并不和它存在时间的长短成正比。[6]其中元朝对西藏近百年的统治对其以后的发展的影响,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7]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经略,西藏和西藏喇嘛不仅从此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也作为一种显眼的文化因素进入了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圈中,进入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视野。
有元一代,番僧在蒙古朝廷中所享受的地位和荣耀乃同时代任何其他族群之士宦、僧人都无法企及的。此或可以元朝帝师、藏传佛教萨思迦派上师八思巴在朝廷的地位为典型例证。元末明初浙江著名学者叶子奇曾记载说:“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纬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书,以七音为本,特定一代之文。封为帝师,诏尊之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师。卒葬于京,其墓上天雨宝花。令天下郡国皆立帝师殿,其制一同文庙。呜呼谬哉!”[8]另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载:“有河西僧高沙剌巴,[9]建言于朝,以为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庙祀。而光帝师德俟将圣师表一人,制字书以资文治之用,迪圣虑以致于变之化,其功大且远矣。而封号未追,庙享不及,岂国家崇德报功之道哉。大臣以闻,诏郡国建祠宇,岁时致享。”[10]《元史》亦记载,“至治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云。”[11]至治三年(1323)二月,“作上都华严寺、八思巴帝师寺及拜住第,役军六千二百人。”[12]八思巴作为来自西番的“胡僧”,竟然享受与汉族文化祖师孔老夫子同等的荣耀,且“其制视孔子庙有加”,[13]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例。
据叶子奇的观察,虽“历代多崇徽号褒美,多至十余言以上。”独“元朝此等皆绝而不为,及死而始为之谥,亦止于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恶是非,此亦可以为法也。”元朝末代皇帝庚申曾为褒嘉“以私钱十万锭,济怯怜口站户之乏”的元末著名权臣秦王太师伯颜,“下诏加以美称凡十四字”。即被叶子奇称为“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又殆九锡之渐者乎!”[14]而据元末明初另一位知名学者陶宗仪(1316-1402)的记载,“巴思八帝师法号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板的达巴思八八合失。”[15]此封号长达四十余字,当是元朝封谥制度中的一个特例,足见八思巴于元朝所享受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16]
除此之外,对帝师在元廷所受到的特殊待遇在《元史》中也有更具体的描述:
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17]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饯……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18]
何以以八思巴帝师为代表的番僧会受到蒙古皇帝如此的礼遇?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