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在中国有着一段独特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往来。出于干部教育的需要，推出了一批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书籍，相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枯燥的教条，这些书籍因提供了鲜活而又生动的西方经济知识而广受欢迎。作为“世界经济学”的前身，这些读物远远谈不上学术规范性，但在当时，却帮助那些有识之士系统地了解到外部世界的经济情况。

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了。了解西方经济、掌握国际经济知识，一下子成为当时紧迫的教育培训任务。在一批有西方经济学背景知识的学者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运而生。在这批学者中，姜洪教授的老师吴大琨先生是领军人物之一。到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学已是热门学科。姜洪和一批青年学者倡导了一种新的学科规范，以产业经济学和技术革命为线索，探讨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姜洪写于1986年的专著《从曼彻斯特到硅谷》就是其中一本广泛传播的作品。那时我在新疆的一所党校当教员，在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时，就选用了这本书作为主要课程读物，深受学员好评。说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以新技术革命为线索，使用产业发展理论来把握世界经济走向，对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姜洪和那个时代的世界经济学的学者们的贡献，应当被我们记住。

有趣的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各行各业纷纷与国际接轨，世界经济学反而渐渐地冷清了。各种各样更加专门、更加系统的经济学科逐渐取代了世界经济学这样的总论型、概论型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大约是在1997年秋，我在上海初识姜洪，那时他刚写了一篇分析亚洲金融风暴的文章，与我做交流。我们在交谈时，共同感到有个时代主题的变化，亚洲金融风暴是个标志性事件。此前，世界经济对中国而言，是纯粹外在的、客观的、有待我们去认识的外部世界；而这场危机则表明，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开始发生交互的关系，那个外在的客观的世界经济已经开始转变为包含中国经济在内的新的世界经济了。由此，世界经济学也面临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世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当聚焦于这个新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应当聚焦于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可惜，当时我们各有庶务在身，这个话题未及持续下去。

光阴荏苒。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邀请姜洪以紫江教授的身份为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开设世界经济学课程。姜洪和我商量这门课的结构时，我们又重拾十几年前的话题，感到这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影响已是世界性的，我们确实需要发展出一门新的世界经济学，实践中有这个需要。巧的是，这门课刚刚上完，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董事长就命姜洪带开发银行工作组去非洲考察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情况，并安排我作为顾问一同前往。在出发前和我们谈话时，陈元提出了“中国经济成长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存在内在一致性”的重要判断，并据此向我们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现在看，这是一次有长远意义的谈话。随后我们开始了持续的对非工作，逐渐形成了在非洲实现上述内在一致性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体制设计。这些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认识到，“中国成长与亚非拉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包含了未来世界秩序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的历史展开，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全新构造，就是基于中国成长的新世界政治学和新世界经济学。

可以说，世界经济学的这个简短的学科发展史，也折射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变化，包含着姜洪他们这一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就此而论，这本脱胎于三年前讲课笔记的《世界经济论纲》的出版，当然也是这代学人继往开来的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

我们正在目睹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一幕：中国历史已经不可逆转地内在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之中，在这个进程中，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未来都将重新定义，这个进程需要并且也一定能够唤醒民族自觉的世界历史意识。而一门新的世界经济学，是这个历史自觉的一个小小的但也是重要的脚注。

三年前在非洲，我们站在刚果河入海口，眺望着大西洋，姜洪说，能够参与这样的历史进程，此生足矣。

这是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的京城阅历的人的肺腑之言。

于向东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

201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