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列宁是民主集中制的开创者，1906年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明确把“民主的集中制原则”历史性地写入党章。（注：在列宁之前，全德国工人联合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已经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并规定了它的内容。参见王贵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含义新探》，载《理论前沿》，2002（8）。）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使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政道。1927年确定的五大党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45年七大党章正式规定：“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视为理想政体，但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他认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辩证的：“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要创造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在毛泽东眼里，民主并不是西方的搞多党制、轮流执政，而是“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说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注：同上书，291页。）。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摒弃了西方的政体思维，回到了传统的决策民主的政道思维，他公开呼吁，共产党人要学习刘邦做“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而不要做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西楚霸王。（注：参见上书，295页。）
他大力倡导“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他认为只有充分的观念民主才有正确的集中决策：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3~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在什么意义上，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这种民主根本上是观念的民主，而不是权力的民主，群众的意见被认为是集中决策的前提，决策是建立在广泛的协商基础之上，它的体现就是政策民主、协商民主，即政治领导人、各地区负责人、各类社会英才、专家学者、人民大众真正参与政策、影响政策的民主。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民主理论家罗伯特·古丁声称他所说的“输入民主”与民主集中制有很多一致的地方。罗伯特·古丁的“输入民主”是指通过政策协商引入决策的输入项（input），输入项越广泛，就会带来越多的代表性，而输入机会的平等是输入民主的重要特征。（注：Goodin，Reflective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约翰·奈斯比特将中国这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体制称为“纵向民主”，他认为这一体制体现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新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注：参见［美］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61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他还认为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相比，中国“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注：参见［美］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61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
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还在于，它既有民主也有集中。民主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畅所欲言；集中是高度共识，高度统一，言出法随，令行禁止。缺乏集中的民主只会陷入分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认为，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陷入了否决政治（vetocracy）之中，政治体制四分五裂，接近瘫痪；美国需要学习英国议会制的民主独裁。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响应，弗里德曼说：“美国已经不是个民主的国家，而是个否决政治的国家，美国的政治体制是设计来不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注：Thomas L.Friedman，“Down With Everything,”News Time, April 21, 2012.）
习近平：听真话是一种智慧
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讲过：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资料来源：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载《学习时报》，20120528。
当然，民主与集中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民主集中制的探索过程充满曲折，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由民主集中蜕变为绝对集中，在上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在下的是“噤若寒蝉”，更有甚者，民主程序流于形式，而集中却是雷厉风行，决策参与者都忙于跟风，揣摩上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造成了我国历史上若干重大决策失误，成为惨痛的历史教训。正如1978年12月，邓小平所尖锐指出的：
即便到今天，许多政府部门，还是一把手搞一言堂，“老子天下第一”，无民主，有集中，假民主，真集中。要想将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最为重要的是要创造大家畅所欲言的环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鉴于“文革”的教训，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发扬党内民主“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