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年计划的四代决策模式
弟素不喜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注：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徐悲鸿（1950）
计划经济时期，五年计划属于严格保守的国家机密，不但编制过程高度机密，即便制定完成后，“一五”计划也有相当部分没有对外公开，而“二五”“三五”“四五”“五五”连续四个五年计划就完全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即便到了今天，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同样也有相关保密规定，不到最后通过，就不得擅自泄露相关信息。
五年计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大决策直接相关，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历史走向，然而，五年计划的出台过程却笼罩在重重的历史迷雾之中。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决策出台过程被视为官方的秘辛，不但是媒体和公众深感兴味的谈资，对学者来说，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长期以来，国内学者的研究鲜有触及，西方学者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决策过程，但是，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也只能是透过“有色望远镜”——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体制，做些隔岸观火式的揣测，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时代的决策模式是独裁、专断（top down），随意到不能称之为政策过程（注：White et al.,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An Introduction，3rd edition, Basingstoke，Macmillan, 1990； Saich Tony，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Palgrave, 2001.），是跟风效应（bandwagon effect）的典型（注：Goldstein Avery，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同时又充斥着不同派系（faction）之间的明争暗斗（注：Nathan, A.,“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1973.另参见［美］裴鲁恂：《中国政治的变与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8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过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外对于中国决策过程的研究大量涌现，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五花八门、大相径庭：一方面，肯定中国决策过程的巨大变化，兰普顿（Lampton）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位执牛耳的人物，他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过程变迁概括为四化——“专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总体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全球化”（注：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1978.200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决策过程受到“威权”体制的局限，政策过程由于权力分散表现出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特点，使得原有的独裁决策过程碎片化，表现为破碎的威权主义（注：Lieberthal Kenneth,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Studies O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中国决策体制的变化真的如一些流行的看法所说的那样吗？毛泽东时代的决策过程果真是一成不变的“独裁”模式吗？改革开放之后的决策机制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以为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抑或是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包括政策过程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久久裹足不前吗？
随着历次五年计划文本的正式公布，尘封历史档案的陆续解密，决策者年谱回忆录、传记等一手资料的相继出版，以及近期五年规划编制的广泛报道，特别是对亲历五年计划决策的若干历史老人进行亲身访谈，我们得以设身处地，触摸历史的温度。这使得我们已经足以拂去蒙在五年计划决策过程上面的神秘面纱，得以一窥历史变迁的清晰全貌。
对中国60多年的决策制度建设进行概括，我们可以将其比喻为软件的开发过程，共有四代版本，但这不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而是中间经历了一次推倒重来。“一五”到“二五”前期可以说是1.0版本，中国探索出内部集体决策模式；而“二五”至“四五”是对这一模式的破坏与倒退，变成0.0版本，形成了一言堂决策模式；“五五”“六五”则是内部集体决策模式的重建，分别经历了1.1版本和1.2版本；随后则不断地打补丁，不断地升级换代，“七五”之后随着社会力量的介入，软件升级到2.0版本，进入咨询决策时代；而以一般公众开始参与决策过程为标志，从“十五”计划开始，进入“集思广益”决策的3.0版本时代，并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打补丁，“十一五”为3.1版本，“十二五”为3.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