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集思广益”民主决策模式

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

——《墨子·尚同中》

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54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毛泽东（1957）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个人在被难题所困扰着的时候，仿佛被捆绑着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前进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而一个人被狭隘的概念困住时，更是如此。政体思维就是这样一个作茧自缚的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以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似乎异常复杂的中国古代政治与中国现代政治，可以简单地用一两个有关政体的名词概括。

从政体思维来看，民主的故乡在希腊事实上，民主政体的“希腊中心论”这一传统观点已经受到质疑，Bernal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上给予希腊人的荣誉，有一部分应该记在西亚的腓尼基人身上，他们不乏可与古代希腊的自治城邦相媲美的东西，甚至可能包括城邦概念本身，都来自腓尼基人。（注：参见［英］约翰·邓恩主编：《民主的历程》，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并由西方文明所继承、不断地发扬光大，说到东方的中国，则始终是民主的化外之邦，孟德斯鸠首先断定它是专制政体，不但历经王朝更替，专制统治制度并未有丝毫改变的古代中国，即便是发生了沧桑巨变的近百年来的中国，也始终是一个“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国家。

狭隘的政体思维同样束缚了我们对于中国决策过程的认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不论是开始盛行的独裁模式、派系斗争模式，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碎片化威权主义模式，始终没有跳出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政体的圈子。

政体思维对于希腊城邦这些弹丸之地，乃至欧洲的蕞尔小国来说也许适合，但对于理解中国这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的政治模式来说，就显得“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西方政体思维不同，中国悠久的文明中孕育出的乃是政道思维。（注：对于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比较，详见王绍光：《中国·政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换而言之，在中国人眼里，民主重要的并不是一些僵化的形式架构，而是基本理念、具体机制和实质内容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中国人说，民主主要体现在政道层面而不是政体层面，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仅从政体上理解民主，这些话毫无意义。

以政道观之，中国是具有悠久的“兼听则明”的民主政道传统的文明古国，当代中国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创新了中国的民主决策模式，就是“集思广益”决策。

民主的政道思维远比政体思维更为深刻，西方具体的民主制度、机制可以“用”，不妨兼收并蓄，以丰富中国民主的内容，但是“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注：毛泽东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1965年12月21日于杭州）。）。中国的民主政道，才是我们需要光大的正道、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