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气质理论研究的历史与回顾

气质是一个人特有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它使人的整个心理活动带上个人独特色彩，制约着心理活动。

一、气质源说

一般认为，是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最早提出体内四液说，即人体内有四种液体（黏液生于脑，黄胆汁生于肝，黑胆汁生于胃，血液生于心脏），这四种体液的不同混合决定了人的四种类型，即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和抑郁质。后来，希波克拉底的学说相继被泰奥弗拉斯托斯、圣文田星（St．Vindician）和盖伦所发展，并用拉丁语“temperamentum”来表示这种由体内液体配合而产生的心态特点。这就是最早的气质概念。根据所谓“体液”的不同配合对气质进行分类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气质及其四种类型的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并在许多相关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探索。奥尔波特认为，希波克拉底开创的气质四种类型说之所以被沿用到现在，是因为：其一，这一学说试图从化学元素方面探讨气质的生理机制，为以后的气质研究开辟了一条希望之路；其二，对四种气质类型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符合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典型人物。我们认为奥尔波特的这一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沿袭这种观点，对个体差异的研究一直进行到现在。在20世纪，冯特、巴甫洛夫、艾宾浩斯等直接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Putnam，Sanson，＆ Rothbart，1995）。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进一步提出以情绪反应的强度和速度作为划分四种气质类型的两种要素。他认为：多血质者情绪反应弱而迅速；抑郁质者情绪反应弱而缓慢；胆汁质者情绪反应强而迅速；黏液质者情绪反应强而缓慢。艾宾浩斯也主张以情绪表现作为区分气质类型的依据。巴甫洛夫根据高级神经活动三种基本特性的结合划分出四种基本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他的观点恰与上述传统的四种气质类型相吻合。后来，捷普洛夫和涅贝利岑等进一步发展了巴甫洛夫的学说，从神经动力学和心理动力学方面提出了高级神经活动特性说，为揭示气质的生理心理机制开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在最近的30多年里，气质研究蜂拥而起，并成为心理研究特别是儿童心理研究中一个热门话题。这既要归功于古代、近代和现代心理学家在气质理论与实验研究上前赴后继的努力，也要归功于托马斯和切斯多年来的付出，使研究者开始注意并强调研究儿童行为差异的基础。此外科技发展促进了行为科学机制的研究，也促进了婴儿早期发展的研究，使气质研究日益走向今日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二、气质定义

气质在哲学领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用于人类发展实证研究只有较短的历史（Rothbart ＆ Derryberry，1981）。气质涉及人的先天特性，又受环境、人际关系、接受刺激和活动条件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些是主要的、根本的，它们之间是以怎样的方式相互作用的，构成了十分复杂和难以简单陈述的一种心理现象。气质这一概念在多个学科并在从古代到当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被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对气质的定义的补充永无止境。这一情况导致了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气质，对气质的科学界定也不尽相同。气质心理学家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如下几种。

奥尔波特最早对气质进行了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定义。他指出： “气质是个体情绪本身的特有现象，它包括对情绪刺激的感受性、反应的一般速度、个体主导心境的品质及心境波动和强度方面的所有特性。而这些现象都依赖于个体内在的体质结构，因而大部分是与生俱来的。” （引自庞丽娟，李辉，1993）这一定义概括出了气质与情绪、心境的密切关系，以及气质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和不变性。

托马斯和切斯（Thomas ＆ Chess，1989）认为气质是指个体所具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独特的行为表现方式，也是一种人格特质。它与人格的情绪性、动机性和社会性方面相联系，同认知、智力、文化和道德方面相对应。进一步说，在人格的情绪性、动机性和社会性方面，气质更多是先天的，较少受后天环境的影响，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以婴儿为对象，其所描述的气质特征对婴儿发展的预测作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孟昭兰，1997）。他们对气质的解释具有鲜明的教育意义和临床价值。

布斯和普洛明（Buss ＆ Plomin，1984）认为遗传素质对行为的影响绝不是简单化的直接的作用，气质具有遗传性，出现在早期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他们不同意把气质当作仅由体质决定的事物，尤其反对气质仅是由基因遗传所决定的观点。他们把气质作为一种中介因素，研究在父母与孩子双方的气质相同和不同的情况下儿童行为变化的情况，从而探讨气质在行为中的表现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先天因素。

戈德史密斯与坎普斯（Goldsmith ＆ Campos，1982）在界定气质时，严格限定于婴儿。他们认为气质首先是先天决定的，因而在社会影响和认知发展较少的时期来研究，比较容易揭示气质的本质。他们认定诸如情绪活动、活动水平和觉醒水平等因素在强度和时间参数上决定气质。

斯特里劳（Strelau，1983）认为气质是指有机体的主要由生物因素决定的、相对稳定的动力特点，它是由反应的外部特质表现出来的。

庞丽娟和李辉（1993）认为气质是受个体生物组织所制约、不依活动目的和内容为转移、典型且相对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气质是关于心理活动、行为速度、强度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动力倾向性，而非个别行为特征，并不受活动目的和内容的影响。 （2）气质具有生物遗传性，是一种在出生后即表现出来、具有“天赋性”的个体特征。（3）气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气质是从新生儿起就开始表现出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但它在后天生活环境和教育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变化的。

由于不同的使用者定义气质的领域不同，所以建立一个唯一确定的、 “包罗万象”的气质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Goldsmith et al ．，1987）。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气质是个假设的概念构建。综合所有的气质概念，我们可以发现，气质定义的核心共同点是大家都认为气质是儿童早期表现出来的受生物基础制约的行为差异，并且在不同情境的发展过程中是相对稳定的，它与大量的社会性交往活动相联系。

气质研究的行为领域很广泛。描述个体与生俱来差异的气质的内涵因其研究角度和研究课题的不同而各有所侧重。我们的研究侧重于中国儿童气质的特点。因此，我们研究中的气质概念既与上述基本点保持一致，同时又在具体内涵上提出自己的假设。气质是个体最早表现出来的行为差异，受生物组织制约，是个性中最稳定的方面。它具有以下特点：

（1）气质具有生物遗传性，但从孕前、孕期开始，环境就对儿童气质的各种特质产生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变化的。人与其他生物在基因编码系统的开放程度上有很大差异（刘晓东，1999）。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生物学哲学家迈尔以及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对此都有所论及。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微生物、植物以及低等动物的DNA编码是特异的、封闭的，它们直接地表现在生物机体的生长发育方面；而高等动物的基因编码具有两重性，即高等动物的DNA编码有一部分是特异的、封闭的，而另一部分则是非特异的、开放的，基因中的开放性部分要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才能完成编码，这种编码是不能遗传的，而特异性编码则可以遗传。人的基因编码系统中绝大部分都是开放的，需要吸收后天的信息才能最终完成编码。甚至人的那些少量的特异性本能行为，也需要在后天环境中加以锤炼。

（2）气质是儿童个体在情绪和行为方式诸特质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

（3）气质的这些特质发展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持久的，因而具有一定的预示性。

（4）气质是儿童反应性和自我调节过程的个体差异的外在表现。

三、气质的生理基础

谈到气质问题不能不涉及气质的生理机制问题，综合古今中外的气质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下列五种关于气质生理机制的阐述。

（一）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20世纪20年代，巴甫洛夫在动物实验研究中发现，狗的条件反射形成和演变具有个别差异（引自Strelau，1983）。例如，有些狗能对外界强烈刺激产生兴奋反应，有些狗则不但不兴奋，反而还产生抑制。他根据动物神经活动的这些差异提出，个体条件反射的个别特点即神经活动的特性，就是气质的生理基础。具体地说，即兴奋、抑制过程的强度，以及这两种神经过程的平衡性和灵活性。三种特性的不同整合，便构成了四种神经活动类型及神经活动基本特性，它们原则上也适用于人类。人类三种神经系统活动特性及其组合便是人的气质的生理基础。

巴甫洛夫的这一学说为国内外所广泛接受，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气质的生理机制，为气质生理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之后，一些心理学家特别是捷普洛夫和涅贝利岑通过一系列神经解剖学和光电化学生理实验，验证了巴甫洛夫关于神经系统强度和灵活性两特性的存在，补充了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并修正了对平衡性的看法。他们指出，高级神经活动特性应该是强度、灵活性和动力性这三种，而平衡性只是存在于这三者之中的一般特性。另外，他们还指出了高级神经系统一系列的二级特性，如：强度的二级特性就有感受性、兴奋性和反应性；灵活性的二级特性就是易变性；动力性的二级特性则包括兴奋（形成速度、难易程度）和抑制（消退抑制、分化抑制）两个过程。这些观点补充、丰富、完善了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二）英国传统流派的观点

这一流派的观点与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互动（庞丽娟，李辉，1993）。1915年，斯皮尔曼的学生韦布（Webb）和伯特（Burt）各自采用智力研究中的因素分析技术，对气质进行了因素分析研究。在对情绪性、活动性和自我质量等因素进行分析以后，韦布提出了一个W因素，即“由意志或意愿所导致的行动的一致性”。后来，伯特等对韦布的数据重新进行分析以后又清楚地界定了神经活动的内外倾特性。与此同时，伯特又引进了情绪性或者说情绪稳定性这一因素。心理学家艾森克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假说，并把它命名为“神经质”。在早期，艾森克主要把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过程看作内外倾的生理基础。他提出外倾者的大脑皮质抑制过程强而兴奋过程弱，其神经系统属于强型，因而忍受刺激的能力强。而内倾者的兴奋过程强而抑制过程弱，其神经系统属于弱型，因而其忍受刺激的能力弱。由于外倾者的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较强，其反应慢且弱，他们渴求刺激，渴求接触外界环境，如参加聚会、交友和冒险等以寻求感觉刺激。而内倾者生来就有较高的兴奋性，大脑皮层对刺激的反应既强又快，仅能忍受较弱的刺激。因此，他们总是避免从外界环境中获得刺激，用很多时间沉思冥想，例如读书、写作和下棋等。这就是艾森克早期提出的抑制理论，用以解释内外倾者在行为上的不同。抑制理论后来得到了实验证实。虽然抑制理论能解释内外倾者的不同行为，但是由于兴奋和抑制极难测量，后来艾森克用觉醒理论来进行解释。觉醒（arousal）是指个体身心随时准备反应的警觉状态，又称为激发状态。一般认为觉醒状态与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ascending 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有关。艾森克认为，内倾者大脑皮层的觉醒水平天生比外倾者的高。因此，当同样强度的客观刺激作用于内倾者和外倾者时，内倾者所体验到的强度就比外倾者要高。艾森克对外倾者尤其感兴趣。艾森克开始时把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作为神经质的生理解剖基础，后来又提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包括海马、杏仁核、扣带回、中隔和下丘脑）是神经质的解剖结构。精神质是艾森克人格维度理论中后期的一个维度，可能和雄性激素有关。在随后的四五十年代，英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气质的生物过程，证实了内外倾特性和神经质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在对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气质与隔核海马的功能密切相关，其在气质特性的形成和表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提出了关于气质生理基础的“隔核海马功能说”，这一学说后来为不少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所证实。

（三）现代神经递质学说

格雷（Gary，1972）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想法。他发现哺乳动物大脑两侧神经回路控制动物最基本的适应功能。一个被称为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 inhibition system，BIS），另一个被称为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 activation sys-tem，BAS）。某些人生物学上更易受惩罚和陌生情境的刺激信号的影响（他们的BIS比BAS更为活跃），而某些人更易受奖赏的刺激信号的影响（他们的BAS比BIS更为活跃）。即，遇到惩罚和奖励刺激时，某些个体学习一种类型的暗示比另一种更快。BIS和BAS是互相依赖的，受到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的影响。祖克曼（Zuckerman，1991）综述了6位理论家关于五羟色胺的观点。例如，潘克普（Pankepp）强调了其对情感抑制的作用。克洛宁格（Clon-inger）讨论了谨慎、优柔寡断、焦虑是由过高的五羟色胺水平导致的。一些精神药物可以减慢五羟色胺的再产生，即使突触间隙中的五羟色胺逐渐增加。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与之相反。祖克曼等认为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是扩大信号。克洛宁格认为去甲肾上腺素与社交性、积极情感和奖励敏感相联系。格洛（Grow）也强调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对奖励信号的关注。多巴胺似乎有相同的作用。克洛宁格强调多巴胺激活反应与奖励和积极情感有关。这些神经递质与BIS和BAS的作用是对应的。但是，任何神经活动都是兴奋和抑制的混合体。还有一些神经化学物质影响这些过程，比如酶（单胺类、氧化物等）、激素等对神经递质的产生、释放都有影响。

（四）遗传学说

我国古代中医素有禀赋观以概括先天遗传对气质的影响（胡聪，王米渠，1997）。第一类是含义较窄的胎传，它明确地说明父母，尤其母体的直接遗传作用。第二类提法通常为禀赋、禀性、资质、资禀、禀气、赋气、禀命等。第三类提法是素体、素来、素有、素质等。总括中医对先天遗传对气质的影响的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性状遗传方面，包括强弱、胖瘦、高矮、大小、方圆、丑美等；一是心理行为遗传方面，如智力高低、情绪躁静、行为快慢、动力类型、性格刚柔、意志强弱、表现勇怯等。遗传在气质中起着显著的作用，这方面的证据也似乎越来越多（Goldsmith，1989）。一项研究选取同一性别的双生子（平均年龄5岁），观察他们在社会性、情绪性和活动性方面的特征。结果发现，同卵双生子相关性达到0．5～0．6，而异卵双生子的相关性则近乎于0。有关研究也表明气质的个体差异有33 %～50 %是由遗传变量所决定的（Goldsmith，Buss，＆Lemery，1997）。迪拉拉（DiLalla）等分别用维度和类别的极端组的方法考察了抑制的遗传性。他们所用的数据是从麦克阿瑟姆（MacArthum）纵向研究的100个同性别的24个月双生子中收集的，在维度方面迪拉拉等发现整个样本的行为抑制的遗传性是显著的。同卵双生子内部相关是0．82，异卵双生子的相关是0．47。在类别方面他们鉴别出抑制分数在前20 %的遗传病史的渊源者。迪拉拉等所进行的遗传评价中，极端组比整个样本有更高的遗传分数，但不显著。另外，当他们用不同的阈限值界定极端组的时候，遗传分数增大。极端组比中等抑制组更受遗传影响，但不能完全证明这种现象。

综述以往的文献，气质特性中的变化似乎受适当的遗传影响。消极的气质特性（如恐惧、气愤）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积极的气质特性（如高兴）受环境的影响。行为抑制也有遗传基础，却很少受环境的影响。

行为遗传学家戈德史密斯等证明了从婴儿到学前期儿童气质的很多维度受遗传影响。其研究所依据的是婴儿行为问卷（IBQ ）、学步儿行为评价问卷（TBAQ）和儿童行为问卷（CBQ）提供的积极情绪评价和情绪控制。研究结果证实，遗传对气质的影响较大而环境的影响很小。

（五）脑电活动和大脑不对称性研究

生理测量可确定人格差异的观点已经提出很久了。弗洛伊德认为，总有一天科学家会发现人格的神经病学基础。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脑电图（EEG）来测量一个人大脑不同部位的活动水平（Davidson，1988）。研究证明，大脑前半区的α波对于理解个体的情绪差异非常有用。这一区域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联系非常广泛，研究者现已查明，这一区域有重要的调节情绪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大脑右半球前额叶经常表现出与左半球前额叶不同的活动水平。研究者把这种大脑左右半球活动水平的差异性叫作大脑不对称性。不同的大脑不对称性形式与不同的情绪体验有关。具体说，左半球活动水平高与积极情绪相连，而右半球活动水平高与消极情绪有关（伯格，2004）。在不到1岁的婴儿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大脑活动形式。例如，在一项以10个月的婴儿为被试的研究中，微笑与大脑左半球的活动水平增高相关，而哭泣则与大脑右半球活动的水平高相连。在所有的情况下，婴儿在体验积极情绪时，他们的大脑左半球相对于右半球来说更为活跃。由于这一研究结果是以不到1岁的婴儿为被试得出的，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大脑不对称性与情绪之间的联系是先天获得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

总之，随着行为学和生物学的观点进一步联合，发展的交互作用模式逐渐得以形成，它对理解气质的作用具有指导意义。神经科学在近几十年里发展出的生物医学成像技术、脑神经相关电位方法以及细胞神经科学和分子神经生物学范式，为直接研究人类的行为活动，探求人类行为的脑神经机制提供了可能。神经系统科学的惊人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事实，使人们有可能开始合理地假设人的行为的生理基础。赫布（Herb）把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异的事件称作“不一致事件”。这种“不一致事件”是动物恐惧反应的基础。神经科学家发现，海马状突起对鉴别不一致事件起着重要的作用（Squire ＆ Knowlton，1995）。来自海马状突起的反射激发了杏仁核的活动，从而引起无意识动作和姿势发生变化。大量的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节物影响着神经结构和它们的反射，在这些结构和环路上的神经化学成分以及它们的兴奋能力方面，很可能存在着遗传导致的个体差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多巴胺、谷氨酸盐、γ-氨基丁酸（GABA）、乙酰胆碱和其他分子水平的不同可能反映了个体对不一致性的反应强度和形式的差异。随着神经系统科学的迅猛发展，那些只用心理学术语描述和解释行为及情绪事件的传统心理学家逐渐意识到，对心理过程的全面理解和概括不可能离开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研究；同时，一些神经科学家也强调神经细胞的染色体会顺应环境而发生改变。正是建立在这种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对人类发展问题的全面、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出现了心理观点和生物观点融合的现象，并引发了大量的有关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说明，生物因素的影响只有从它们与社会和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角度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因此，继续探讨这种生物环境相互作用的性质是非常有意义的。人们现在已不把遗传和环境看作静止的、固定不变地起作用的因素，它们相互作用、交互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在个体发展的任何一点上，任何经验的效应均有赖于具体经验的性质与个体的天赋结构。也就是说，个体所经历的发展在任何一点上均反映着他们的内部特性和他们的生活史各方面的交互影响，反映着二者的交互作用。婴儿生来具有一种机能性的行为倾向，这种先天机能在发挥作用时受婴儿所处环境影响，他们的生活经历制约着这种潜能如何作用，从而导致各具特色的早期发展过程。

目前气质和个性的生理基础是发展心理学家的一个热点课题，并且有了一些新的研究，这对探讨气质结构和类型都十分有益，特别是这种遗传的差异对人气质的发展的限定和预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到目前为止对其生理基础仍不能下一个十分清楚的结论。

四、气质类型及其理论

基于上述气质生理基础理论和气质的定义，古今中外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气质类型的学说。前文提到，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体液气质说认为人体有四种体液的组合，它们构成了人体的气质，那就是血液占优势为多血质，黏液占优势为黏液质，黄胆汁占优势为胆汁质，黑胆汁占优势为抑郁质。我国古代也有人提出类似气质分类来表示个人的心理差异。例如，孔子曾把人的特质分为“狂” “狷” “中行”之类。他认为：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书《皇帝内经》曾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把人的特质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类型；又按阴阳强弱，把人的特质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五类（引自齐群长，高家亮，钱虹，1995）。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克雷奇默根据对精神病患者的临床观察发现，人的体型结构与气质特征以及可能患的精神病种类之间有一定关系。他把人的体型分为瘦长型、肥胖型、斗士型和发育不全型。美国心理学家、医学家谢尔顿不仅主张人的气质与其体型有关，而且从胚胎学角度把人的体型分为三种类型，即内胚叶型、中胚叶型和外胚叶型，进而将气质分为内脏优势型、肌肉优势型和大脑优势型。伯曼（Berman）根据人的某种内分泌腺的发达程度及其分泌激素的多少，把人分成各种类型，包括甲状腺型、肾上腺型、脑垂体型、副甲状腺型、性腺型。美国心理学家布斯以反应活动的四种特性（即活动性、情绪性、社交性和冲动性）为指标，区分出以下四种气质类型：活动型、情绪型、社交型、冲动型。我国心理学界一般公认，气质的生理基础是巴甫洛夫所提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后来的研究表明，神经活动的类型并不总是与气质类型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气质特征和神经活动类型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几种不同的气质特征依赖于同一神经过程的特性，有时一种气质特征同时依赖于神经过程的多种不同特性。实际上，气质不仅与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有关，而且还与皮下中枢和内分泌腺等的活动有关。

尽管气质研究有着一个久远的历史，但对儿童气质的研究却相对较晚（Rothbart ＆ Ahadi，1994），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性研究。格赛尔（Gesell）和舍里（Shirley）最早开展了儿童气质的系统研究，认为气质是“个性的核心”。他们认为尽管气质中的情绪随年龄增长而变化，但儿童的恐惧、积极情绪、幽默和易激惹等总能被观察到。格赛尔对同卵双生子T和D进行了长达14年的追踪研究（引自庞丽娟，李辉，1993），结果发现T和D的气质发展几乎表现出首尾一致的个体差异，但他认为气质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变化并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社会经验。

从那时起，关于儿童气质的研究大量出现，主要集中在两个重点问题上：一是儿童气质是什么，即结构；二是儿童气质能够做什么，即预期和诊疗作用。

一、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

在儿童气质的研究中，托马斯和切斯领导的纽约纵向研究（NYLS）最有代表性。以他们于1977年出版的《气质与发展》一书为标志，气质研究进入了复兴时期。他们对141名儿童进行了长达10年的观察研究，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基本知识，用9个维度来描述儿童的气质结构。他们提出的九维度结构甚至达到了学校教科书的地位。这9个气质维度是：活动水平、节律性、趋避性、适应性、反应阈限、反应强度、心境、注意力分散度、注意广度和持久性。通过因素分析又可将这9个维度综合为3个主要类型，即容易型、困难型和慢热型。

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他们突破了巴甫洛夫对狗的神经活动的实验研究框架，把研究对象直接对准了婴儿，其所描述的婴儿气质特征对婴儿的发展有预测作用，这一点受到了众多相关领域研究者的重视；他们重视和强调气质的临床价值，提出了什么样的生理、生活基础将导致社会行为障碍等问题，对如何使父母让自己的孩子顺利地实现社会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他们采用的日常行为观察法和父母问卷调查法易于操作、测查，可以进行因素分析，九维度气质模式开创了儿童气质研究应用领域的先河，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许多的测量工具，通过父母或教师的评定，测量从婴儿到学龄儿童的气质特点。由于临床应用的普及，托马斯和切斯的气质量表成为评价婴幼儿气质差异的很有名的测量工具，并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用于儿童气质的测查。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大学的徐澄清（Hsu，1982）将托马斯和切斯的3～7岁儿童气质父母评定量表和凯瑞及麦克丹维特的4～8个月婴儿气质问卷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台湾分别对2 000名3～7岁的儿童和349个婴儿的气质进行了测查，计算了平均数和标准差，并与美国儿童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一些维度上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文化差异。但遗憾的是，他没有使用因素分析方法或类似的统计方法，检验中国儿童气质的基本维度是否与托马斯和切斯的九维度结构完全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张雨青（Zhang，1992）将托马斯和切斯的3～7岁儿童气质的父母和教师评定量表译成中文，对我国4个城市的近千名儿童进行了测查，并通过因素分析获得了包含6个因素的较简单结构。对于父母评定量表来说，这6个因素分别为集中注意力、灵活性和自控能力、负面情绪性、羞怯或社会性退缩、活动水平和反应阈限、节律性；对于教师评定量表来说，这6个因素分别为集中注意力与活动性、适应性、反应阈限、社会性能力、负面情绪性、坚持性。由于儿童在学校或幼儿园期间的生理节律基本相同，故没有节律性这个因素出现。但是，学校或幼儿园教师认为儿童是否能适应新的环境或新的同学很重要，因此出现了适应性这个因素。这两份量表中的6个因素似乎与托马斯和切斯的某些维度比较类似，然而，并没有证实他们的9个维度的气质结构。

那么，在其他国家，甚至在该量表发源地———美国的研究结果又如何呢？马丁等通过回顾对运用托马斯和切斯的量表进行儿童气质测量的12个大样本的因素分析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均未能证实托马斯和切斯的九维度的气质结构，最多只能获得7个因素的结构。没有一项研究能够证实9个维度的儿童气质结构，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思考托马斯和切斯的九维度气质开始建立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纽约纵向研究的分析是基于婴儿个体差异变化，因而早期儿童气质发展的维度没有被考虑到。例如，关于执行性注意，小婴儿在出生时注意力分散是自然反应，而到了上学阶段，它则会直接影响情绪和自我调节。另外，这9个维度起源于诊断而非心理测量的目的，表现出相对的概念重叠。例如，适应性维度和趋避性维度就相互重叠。这就造成了跨文化研究结果中出现少于9个维度的现象。这样，虽然托马斯和切斯的九维度气质结构及3个主要类型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特别是能够用来较好地解释亲子关系及儿童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综合上述有关儿童研究文献的结果，可以推论：九维度的儿童气质结构缺乏研究的一致性，其科学性尚有不足。这使我们无法借以深入探索儿童气质。

二、布拉泽尔顿的研究

布拉泽尔顿将新生儿分为活泼型、温和型、中间型3种。活泼型儿童是连哭带斗地来到人世间的，他不像一般儿童那样要靠外界帮助才哭，他等不及任何外界刺激就开始呼叫或哭喊。温和型儿童从出生时就不活跃，出生后安安静静地躺在小床上，很少哭，动作柔和、缓慢。鲍秀兰等根据布拉泽尔顿的分类对55个新生儿进行的测量发现，在这3种类型的新生儿中，活泼型占36．4 % ，温和型占41．8 % ，中间型占21．8 % 。但这个分类仅限于新生儿，且被试的样本较小，并且没有研究进一步的发展变化。

三、布斯和普洛明的研究

布斯和普洛明用4个维度描述儿童的气质，即情绪性、活动性、社会性和冲动性，后来又减少到了3个。这3个气质维度为情绪性、活动性和交际性。由于用这3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可组成缩略词EAS，这个模型就被称为EAS气质模型。情绪性是指一个人情绪反应的强度。总是哭的孩子和容易受惊吓、容易生气的孩子，其情绪性水平高。活动性指一个人能量释放的一般水平。活动性水平高的孩子动来动去，喜欢游戏，需要大量的活动。交际性指一个人的人缘及与人相处的特点。好交际的孩子会去寻求玩伴，喜欢也容易对别人做出反应。这3个气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遗传的。他们认为人格特质有无数个，但是人的气质的维度数目却很少，气质个体差异往往在1岁时就能看出来，并且保持终生。

四、罗斯巴特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罗斯巴特的研究代表了偏重婴儿期气质的研究取向。我国学者叶仁紫与罗斯巴特等合作研究，探讨了3个月至1周岁婴儿气质发展特征及中美婴儿气质发展水平差异。他们的研究运用罗斯巴特的婴儿行为问卷，从婴儿气质的特定反应入手，包括5个方面：活动水平、欢笑、惊怕、抗限制、声响活动。研究结果发现，婴儿气质的这5个方面数值基本上都随年龄增大而呈现上升趋势。随后他们在中美6～7岁儿童气质研究中发现3个因素：趋向性、焦虑和自我调节。中国儿童样本中自我调节和趋向性呈负相关，而与焦虑无关。对该结果的解释为：面对失望、羞怯、恐惧等焦虑因素，美国的文化价值强调个体应该进行自我调节以克服这些焦虑因素，而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努力克服这些焦虑因素。中国文化价值不鼓励像大笑、高活动性、冲动性这些趋向性的特质，即使婴儿也是如此。

五、斯特里劳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斯特里劳的研究代表了来源于巴甫洛夫理论的气质研究取向。他在25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气质调节理论，认为气质是由反应的外部特质表现出来的。反应的外部特质包括行为的能量水平和时间特点，它们构成了气质行为的两个重要成分。行为的能量水平和时间特点体现了个体差异。两个与行为能量水平的个体差异有关的气质基本维度是反应性和活动性。它们对有机体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反应性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一种气质特点，它决定个体反应的相对稳定性、特征性。当分析反应性程度处于极端的个体时，可以区分出高反应性和低反应性的个体。高反应性的个体具有感受性高而耐受性低的特点，低反应性的个体则正好相反，所以反应性可以被看成对刺激的一定强度或幅度反应的相对稳定的趋势。活动性涉及刺激数量和形式，它具有对环境刺激值的调节功能。气质行为的另一个主要成分是时间特点，涉及6种特质：反应持续性、反应再生性、反应灵活性、反应规律性、反应速度性和反应节奏性。为了测量行为的时间特点，斯特里劳编制了学前儿童反应评定量表（RRS1）和小学儿童反应评定量表（RRS2）。我国学者杨丽珠、刘文应用学前儿童反应评定量表对气质的专注性、抗挫折的耐受性、主动性、抗障碍的耐受性、适应性、指向性等9种特质的年龄特点进行了描述，发现就总体而言，各年龄阶段幼儿的9种气质特质分布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就是说，随着年龄增大，幼儿气质特质也会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但是各种特质所发生的变化又是不同的。

六、凯根的研究

凯根在对婴儿进行长期追踪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只有抑制非抑制这一项内容经过时间的推移显示出明显的稳定性。这表明抑制非抑制有可能是气质真正的实质性的内容。据此，他把婴儿划分为两种气质类型，即抑制型和非抑制型。研究显示，大约10 %的白人儿童属于抑制型，大约有25 %的白人儿童属于非抑制型，其余的处于中间状态。凯根认为： “婴儿气质在成年后有些很可能会显现，有些可能不会显现———不是完全不可能，是否显现要看环境。”陈会昌和张越波（1998）的研究证实了华裔儿童比白人儿童更拘谨、害羞、害怕。

个体2岁时的抑制非抑制气质类型能够由4个月时其对不同形式刺激的反应性来预测。面对痛苦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刺激表现出高活动性的婴儿很可能成为抑制型儿童。也有纵向研究表明，2岁时表现出稳定的对不熟悉的人、程序和情境的回避或痛苦的儿童直到7岁时仍保留着这些倾向，伴随着心血管系统中更强的交感神经紧张。2岁时对上述情况表现出较少回避或痛苦的儿童也会保留此种倾向，伴随着较大的副交感神经紧张。

凯根在一项大规模追踪研究中发现，早期对不熟悉情况的反应模式是与杏仁核兴奋性阈限的差异相联系的，凯根将活动／不休息（motor／unrest）和哭泣行为作为杏仁核高反应性的潜在指标。在研究中，面对非预期的不熟悉的视觉、听觉或嗅觉刺激，大约20 %的健康婴儿表现出高频率的活动和哭泣。这些婴儿被称为高反应性婴儿。大约40 %的健康婴儿在面对上述情况时表现出低频活动和较少哭泣，这些婴儿被称为低反应性婴儿。高反应性婴儿在青少年期被报告更多感到悲伤，有更频繁的心率变化、手掌出汗、肌肉紧张、脸红和呼吸困难，有较高的收缩期血压，在11岁和15岁时其EEG和ERP （事件相关电位）波形也有独特之处。凯根认为高、低反应性是由不同生物因素导致的两个独立分类而一个连续体上的两极。此外，他认为不同的表现应当源于不同的基因组。后来凯根承认，具有高反应性气质的个体也可能成为伟大的人物，这取决于遇到的环境，如社会阶层、文化、家庭和历史时代的相互影响。但凯根仍认为气质会对个体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低反应的婴儿可能会成为一个律师、投资银行家、海军飞行员或罪犯，但是不太可能成为一名静修的隐士”。

七、马丁的研究

马丁研究了3～7岁儿童的气质，区分出抑制性、负性情绪、活动水平、缺少任务坚持性、冲动性5种特质，进而归纳出7种气质类型，即抑制类型、高情绪型、冲动型、典型类型、沉默类型、积极类型和非抑制类型，并取得了美国白人、黑人、印第安人3～7岁儿童的常模分数。

八、凯斯比的研究

凯斯比在新西兰对3岁幼儿的气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4种气质特质：缺乏控制、自信、抑制和谨慎（Caspi ＆ Silva，1995；Caspi et al ．，1995）。

九、赛森的研究

赛森通过对澳大利亚的3～8岁儿童气质特质的研究发现，易怒性和非合作性、保持性、社会适应性和韵律性一直保持稳定（Putnam，Sanson，＆ Rothbart，1995；Sanson，Prior，＆ Oberklaid，1991）。

十、国内的研究

周胜利运用凯瑞和麦克丹维特的1～3岁婴儿气质问卷（TTQ）对西安的2～3岁儿童进行了测查，并分析了儿童气质与环境因素及儿童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张劲松和王玉凤运用托马斯和切斯的3～7岁儿童气质的父母评定量表对北京市儿童进行了施测，并按照托马斯和切斯的3种气质类型对这些儿童的气质特点进行分类；此外，对儿童气质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研究。洪琦等（1999）对凯瑞和麦克丹维特的4～8个月婴儿气质问卷（RITQ ）、1～3幼儿气质问卷（TTQ）、3～7岁儿童气质问卷（BSQ）和8～12岁儿童气质问卷进行了修订和标准化，并建立了4个月～12岁儿童9个维度的中国常模。后又修订了富拉尔德（Fullard）等设计的1～3岁幼儿气质量表（洪琦等，2001）。两次研究均发现幼儿气质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卓秀慧等（2001）采用他们修订的3～7岁儿童气质问卷对深圳特区学龄前儿童气质特征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总体与洪琦等的研究保持一致，但在节律性和反应性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即深圳特区学龄前儿童的节律性较差、情绪反应趋向温和。然而，这些研究直接使用翻译的国外量表对我国儿童进行测试，虽然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没有进一步对研究结果进行因素分析，从而无法验证我国儿童的气质结构和气质维度，因此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当代儿童气质心理学家的研究在下列方面取得了一致：（1）儿童气质是由特质组成的；（2）不同特质发展变化的速度不同，有的保持相对稳定，有的变化较大；（3）儿童气质可以划分成类型；（4）儿童气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法、观察法和实验室评估法；（5）研究的年龄阶段集中在12岁以前，每一种理论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年龄范围，因此划分的类型适用范围也不同。

研究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对气质特征的测量，所关注的是气质最基本的问题。第二种为气质类型或特征对以后发展结果的预测。第三种为使用气质作为一种调节变量，进行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西方关于儿童气质的研究都是基于本土的测量工具，因而研究处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的阶段。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者使用的名称和描述都不同，所以很难把研究者提出的这些气质维度加以对照和比较。我国还处在翻译、修订别国量表阶段，因此没有产生出基于我国本土的儿童气质测查工具和气质结构。

托马斯和切斯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学者们对气质的进一步思考。他们就气质研究的方法、思路以及如何对气质进行深层次的研究等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工作。

首先，人们对气质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很多人在对气质进行研究时采用父母报告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两种方式———父母访谈和父母问卷调查。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从父母那里获得有关儿童的信息。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父母对儿童有最直接、最可靠的了解，能够提供儿童在较长时间段内的最广泛的信息，父母有机会观察儿童在各种自然情境中的行为，能提供关于儿童的典型行为。问卷调查还能以标准化的方式最快速度地获取信息。但人们逐渐发现，这一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其一，父母进行报告的时候，他们的言语符号系统与非言语的感知觉经验会发生冲突。言语系统总是要求前后一致，他们进行言语描述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心理漏斗”过滤的过程，以修正感知觉方面的不一致，增大或减小差异，从而创造一个清晰、一致的儿童形象。其二，问卷言语词汇毕竟是有限的，它不足以描述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或特征。其三，问卷的问题备选答案中无法涵盖所有的可能性，儿童的真实情况在问卷上得不到全面的反映。其四，问卷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有假设的背景，不同父母对词义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的判断标准的宽严也不一样。其五，父母人格、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等也影响对问卷的回答。例如，在对困难型气质的概念的理解上，贝茨（Bates，1980）就认为它更像是一种日常的社会知觉概念，而不是一个表示个体之间的差异的概念。另外，在用父母报告的方式获得的资料中，在父亲和母亲以及父母观察者之间的一致性最高也只能达到中等程度的相关。对于那些经过认真修订的气质问卷，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在使用后发现，它们的设计具有局限性。

其次，致力于气质研究的学者对气质研究的思路问题也进行了探讨。目前对气质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自然科学界，尤其是在生理学和化学界，研究者对应用仪器设备就某一现象进行分析的实验控制式的研究情有独钟；另一种则是喜欢构建高深的、权威的理论，用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在气质研究领域，还没有哪一个研究者能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完全的实验控制，所以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转向了构建理论思想，为其感兴趣的现象提供一个满意的逻辑结构，但这不应该成为气质研究的发展方向。当一个领域的研究还很稚嫩的时候，运用本体论的思路进行研究是很自然的。但是，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用强有力的函数关系代替柏拉图式的思辨定义，这必将成为发展心理学的一种趋势。现在许多文章或研究报告仍旧从一些本体论的概念界定开始。凯根认为，先确定一个概念，再根据概念进行研究，这在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是有用的；但是，当新的证据逐渐使它们的有效性丧失时，这些概念就应该被抛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要放弃所有的本体论问题，对本体论问题的思考有利于对数据的分析和理解，并由此关注由一系列相关函数式界定的概念。当研究者细致地探查、研究儿童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新的气质概念就会被提出。心理学家应该在他们还没有提出一种完美的气质理论之前，尽可能地去探究各种气质类型，而不应该受到理论概念的限制。

最后，在长期深入的研究中，凯根的行为抑制性研究独树一帜。凯根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气质研究思路，而且对方法进行了改造。他认为，托马斯和切斯所运用的父母报告方法适合于临床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当自然科学家开始拓展一个新的领域时，他们有三种可选择的策略：一种是依赖于以前的理论（如物理学家），一种是依赖于新的实验观察（如生物学家），还有一种是依赖于研究者或信息提供者的直觉（这种策略常常被社会学家所采用）。每一种策略在研究初期都是非常有用的。但历史表明，实质性的进步常常发生在研究者放弃开始的直觉、想出新的资料收集的办法的时候。托马斯和切斯的分类没有错，只是缺乏对气质类型的形成基础的生理学模式的深刻理解。这使得许多研究者别无选择，只能关注儿童身上的那些极为明显的行为表现。一个科学家要想开创新的领地，必须依靠在其时代最为合理的思想和方法。因此凯根认为实验室观察是深度研究儿童气质的最好方式。实验室观察要求给儿童一些有控制的具体的刺激，以此引发儿童的特定行为反应，从而研究儿童行为上的、能反映内在特征的个体差异。为此，凯根对安斯沃斯等（Ainsthworth et al ．，1978）的陌生情境技术进行了改造，并将其应用于儿童气质研究当中，目前这一方法还在完善中。

总之，在心理学家共同努力下，儿童气质的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也体现出多种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