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想与信仰的概念
对于理想与信仰的说法，大家都非常熟悉。从小我们便经常被问到“你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等到长大成年了，我们又常常会自我反思，追问“我有信仰吗？我信仰什么”的问题。的确，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理想与信仰从来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对于理想，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认为“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还曾经十分犀利地指出:“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它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谈论理想的名人很多，赞颂信仰的也不在少数。对于信仰，人们似乎将它看得更为重要。革命先烈方志敏曾在敌人的刀抵在脖子上的时候仍然高声呼喊：“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写道，“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法国小说家罗曼·罗兰甚至说：“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是世间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宁可受世间的痛苦和灾难，也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那么，究竟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信仰？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深入探讨中国人的理想与信仰之前，有必要先就理想与信仰的内涵做一些研究和描述。
理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你若随便问一个路人，他很可能会笑着用十分朴实的话回答你：“理想，就是你想做的事啊！”这个回答虽然简单，却也道出了“理想”这一概念最为根本的东西。若要表达得更严谨更科学，我们可以看看《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理想”的定义：“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换句话说，它是人们自觉认识到的奋斗和追求的目标，是一个人在与朋友聊天的时候坚定地表露出的内心的想法：“我希望以后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希望自己明年晋升为公司主管”“我想在将来研发一项治理雾霾的新技术”……这种种想法不仅包含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设想，同时也展现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们看到人们真正在意、珍惜和追求的东西。从小的方面说，那是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特的丰富的个体的最初的起点；从大的方面讲，正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他们为实现理想付出的实践构成了这个群体、这个民族不可复制的历史和文化，构成了人类居住了上万年的“地球村”辉煌灿烂、五彩缤纷的文明。
理想不是痴人说梦，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于它的现实可能性和科学性。理想根源于现实，是人们基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现实状况的正确分析，对现实发展的趋势做出科学预见和合理想象，结合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提出对事物美好未来的设想和规划。因此，理想不但来源于现实，而且由于它是对现实必然性的正确认识，在经过人们的自觉奋斗和努力实践后也必将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常常说，“现实是理想的基础，理想是未来的现实”。基于是否科学正确地反映现实、符合客观规律，有无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区分出理想、空想和妄想等一系列概念。所谓“空想”是指天马行空、没有根据的设想，是脱离客观实际和现实基础、忽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完全凭主观意愿做出的想象。胡愈之先生曾经对空想做了一段非常有趣且十分精辟的表述：“完全脱离现实的思想，就是空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孩子想从水中捞月、贫儿想暴富、中学生想立刻变成名作家，这些都是空想。空想如同空中楼阁，本来就无从建立起来。但人到了生活十分无聊，或者精神无所寄托的时候，往往胡思乱想，用各种各样的空想，来逃避现实，安慰自己。但是到头来，空想终究是空想。用空想来安慰一时，希望解除精神痛苦，那不过如同用吗啡来解除痛苦一样，到了后来，麻醉的效果消失，痛苦反而有增无减。所以空想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是有毒的。空想越多，离开现实越远，到最后会变成神经衰弱，甚至疯狂。”如果说空想是脱离现实基础、忽视客观规律而做出的虚幻的设想，那么妄想就是错误反映现实基础、歪曲客观规律而做出的虚假的设想，不仅没有根据和实现的可能性，而且是完全错误的。用中国老百姓常用的歇后语来形容，空想是“上天绣花——想得挺美”，而妄想则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异想天开”。
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来进一步分辨空想和理想的差别。“乌托邦”这一说法现在常被当作“空想”的代名词，它最早出现在16世纪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一部同名著作中。作者在书中虚构了一个故事：主人公拉斐尔·希斯拉德是一位航海家，有一次他航行到了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奇乡异国。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享受劳动生产的快乐，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各种娱乐和科学研究，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它是人类能想象得到的最美好的社会。很明显，莫尔通过虚构这样一个人间天堂，表达了他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种种的不满，以及摆脱这些不如意之事、追求幸福的愿望。在托马斯·莫尔之后，有不少人继承了他的思想，也描绘了一个个与“乌托邦”相似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无情地批判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设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行公有制等原则，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包括早期的莫尔和19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有所发展后的圣西门等思想家所提出的设想，都只能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是主要地扮演了一个“画家”的角色。他们在其作品中一方面如实地描绘了一个物欲横流、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社会，刻画了贫困潦倒的工人和纵情声色的资本家形象，诠释了机械的劳作、肮脏的城市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欺骗；另一方面极富想象力地勾勒出一个令人憧憬的新社会。但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们没能理性地分析造成旧社会千疮百孔的原因，也没能科学地指出从旧社会通往新社会的路径，因而无法真正地将愿景付诸行动并一步步将其实现，最终只能沦为空想和幻想。他们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的蓝图，只是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变成了科学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收了前人思想和总结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史观，尤其是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根本秘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命题，指出了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使得人类描绘了上百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成为一个有实践根据、真正可以实现的科学理想。但是，我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的思想，从未称之为妄想、臆想，而称其为空想社会主义，原因就在于它们的产生有其针对性、合理性和必然性，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的、正确的反映，在对未来社会提出的天才设想中也包含了对旧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的克服和改造，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在这一点上，尽管它们仍是空想状态，但已经开始摆脱非理性而表现了未来的可能性，因而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弄清楚了理想的含义，我们再来看看信仰这个概念。在认识信仰之前，我们还需要先说说信念这个概念。信念之于信仰，就如同水之于冰，有一定的信念才可能升华出信仰。信念是指对某思想或事物坚信且力行的情感、态度和意志，它是人类意识中较为稳定的一种形式，一旦形成便不容易被改变，并因此在指导人们行为的时候常使人表现出执着、固执、偏激等特质。强大的信念会极大地激发人们潜在的体力、智力、精力和其他各种能力，对人们所期望完成的事情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中国古人常常用“志”来指称这种意识。比如，《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春秋·说题辞》中说，“思虑为志”。《孟子》也说，“夫志，气之帅也”，就是说“志”作为人的意愿、思虑、价值观念的表达，是一种具有统摄性的精神力量。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古代的名言警句，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无志，非人也”“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志不可一日坠，心不可一日放”等，都在强调立“志”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而且，这些名言警句所谈及的“志”也包含着一种特别的区分和强调，也就是，这个不可不立的“志”是君子之志、大人之志，而非一般的讲求一己私利和衣食果腹的小人之志。由此可见，信念和信仰自古就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现代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理想”常常与“信念”并提，逐步融合形成一个新提法：“理想信念”。这个提法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尤为常见。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道，“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9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牺牲，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革命年代，这是前赴后继、百折无悔的追求；建设年代，这是艰苦奋斗、激情燃烧的奉献；改革年代，这是敢为人先、搏击潮头的干劲。正因为用理想信念铸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才让我们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也正因为理想信念招展着高昂的旗帜，才让我们得到了亿万人民的支持。”[1]事实上，这种使用习惯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形成发展的历史的。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基本都只是使用“理想”一词，比较通行的是“理想教育”这样的说法，甚至用它泛指包括信念、信仰等在内的对象。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表述并不够妥当，“理想”一词无法完全涵盖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想信念等对象。于是，“信念”作为一个独立且具有褒义的词开始流行，并且逐渐与“理想”连用，融汇成一种新提法。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论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就把“理想”与“信念”并提，并强调了“信念”的重要性：“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由此，“理想信念”也常常被用来指代所有具有科学性的理想。此后，“信仰”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中国登场，在党的文献中，“信仰”则专指对共产主义的笃信和景仰。
信念的进一步升华和体系化，就形成了信仰。对于信仰——人类这一重要的精神活动，历史上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学者会思考审视它，僧侣教徒会追问找寻它，普通百姓会恪守传承它，因而关于“信仰为何物”的说法也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单单从学术研究上讲，诸多学科就曾对它下过定义。比如：心理学认为，信仰属于社会心理学的态度范畴，是人们在自己生活中所遵循的原则和信念及其外化形式[2]；人类学认为，“信仰指对某种主义、理论、主张、原则或宗教的信服态度”[3]；宗教伦理学认为，“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的精神物质活动，表现为对某种被看作是最高生活价值体现的对象的一种由衷的信赖和执着的追求”[4]。概而言之，信仰的确是一个内涵丰富深邃、外延宽广博大，辐射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概念。为了能更好地认识它，我们首先需要用一个简洁有力、普遍准确的定义去把握它的大体含义。借此，我们不妨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上的解释：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5]。比如，有人信仰儒家学说，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共产主义，有人将自己的民族领袖当作信仰的对象，不一而足。当然，不同的信仰也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目标。一言以蔽之，信仰的不同，也意味着人们精神追求的不同。
在理解信仰时，我们也常常会产生一些困惑，需要在这里加以解释与辨析。第一，信仰就是指宗教信仰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信仰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出，信仰的对象不仅仅有宗教，还包括一些学说、主义、主张、理论，甚至也包括作为信仰对象的个人。因此，信仰与宗教信仰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进一步说，为什么每当提起信仰时，我们通常先想到宗教信仰，进而认为信仰就是指宗教信仰呢？首先，“信仰”这个词在中国是个舶来品，并不是中国的固有词。“信仰”一词，最早在西方国家使用，而西方知识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常常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和迷信，将其视为理性与科学的对立物。在中国近代，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界大量引入和学习西方文明之时，习惯性地接受了这种对于信仰的认知，所以常常把信仰误解并等同为宗教信仰。其次，西方知识界之所以会将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也是因为宗教作为人类最早的信仰形式之一，数千年以来形成了强大的权威。尤其是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教会神权成为始终与皇权相抗衡的另一把利剑，牢牢地掌控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造成了不少人对于宗教的盲目信从，使人把宗教这一特殊的信仰当作人类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近代启蒙运动对理性主义、科学精神的倡导，人类的信仰不断地从宗教信仰转变为世俗信仰，开始在宗教之外有更多元的信仰对象。对于中国人而言，信仰并不仅仅指宗教信仰这点就更为明显了。很多研究中国信仰问题的学者会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尤其是民间信仰具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信仰众多：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鸟兽虫鱼都可能成为中国人崇拜的对象。此外，还有众多的神灵、精灵等，这种“万灵崇拜”与“多神崇拜”也是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群信仰的一个突出特征。
第二，信仰是否有高低之别、对错之分？答案是肯定的。信奉一个对象，不管是学说、主义还是宗教，只能表明信仰主体所具有的倾向性，而不能表明信仰对象的科学性。从客观上说，这个对象本身完全有可能正确或错误，这是不以信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衡量一个对象正确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具有充足的科学性，是否是科学、客观和真实的。就此而言，当一种宗教缺乏足够的科学性时，人们对它的崇信和信仰自然就不能够用科学理性来充分解释了。如此一来，对该宗教的信仰也就很容易陷入感性和盲目中。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宗教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能用科学来评判宗教，不能把是否具有科学性当作是否应该有宗教信仰的依据。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如此，一个成熟的宗教也必定是建立在一定的逻辑理性基础之上的，而且也不应当与最基本的科学常识相违背。因此，根据其是否符合科学，信仰就区分为盲目信仰和科学信仰，且这二者是根本对立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迷信，大体上指的是一种盲目信仰，也是一种低级的信仰。在人类早期社会，抑或是在现在一些闭塞落后、依然保有大量传统习俗的地区，常常会有如巫术、占卜、算命、观相、神灵等现象存在，那些缺乏科学认知的人信奉这些巫术等活动，认为它们无所不能。有些人盲目地认为，“神婆”“巫汉”“大仙”这一类人是神的代言人，是可以与神对话的。人们生病不去医院医治，认为只要喝“神婆”开的汤药或者施一场法术赶走邪魔就能痊愈，即便死后也能将魂魄召回、使人起死回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显然是违背科学常识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宗教、哲学等更高级的信仰形式大多是从迷信这种低级的信仰形式发展和进化而来的。信仰的形式越高级，就越能摆脱迷信实用和功利的目的，从而在精神上更多地追问本原，寻求人格和精神的科学超越。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尽管大多时候我们谈到信仰时，都认为它是崇高的、美好的、充满真善美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邪恶、低劣、本质上是假丑恶的信仰，只是它们不容易被辨识出来罢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当局者及其信仰而言，任何一种信仰都有可能披上圣洁甚至科学的外衣，将其中非科学的，甚至邪恶的内容进行包装，使信仰者相信它们才是真理的代表。多数情况下，为了维护信仰“真理的面貌”，人们甚至会为了维护和传播他们的信仰与其他人激烈对抗。在这方面，有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的法西斯主义信奉和宣扬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即所谓的“种族优劣理论”。该理论在生理的、自然的解读下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由此，狂热的纳粹支持者在执行种族灭绝政策时，无不认为自己在干一件极其光荣、史无前例地禆益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事业。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无情地揭露了现实的丑恶，纳粹的愚昧信仰毕竟是人类盲目信仰中的极少数，而且是被遮蔽的非理性的极少数。这种信仰突破了人类伦理的底线，成为杀戮和戕害人类文明的工具。历史的大浪最终会淘尽泥沙，还原真相。邪恶的信仰也终会被揭露，它所激发或掩盖的丑行最终会暴露出其本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只有那些真正符合科学真理、包含真善美信念、最终能够给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的信仰才会促进人的精神升华，也才会得以留存下来，传至久远乃至于历久弥新。
第三，是不是人人都有信仰？答案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或大或小的理想，也可能会有或脆弱或坚定的信念，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某种对象，并愿意身体力行之，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具有了信仰。信仰对信念的升华之处，在于它统摄了人所有的信念，是最高形式的、最根本的或者说是终极的信念，它不仅对人生活某一具体内容具体方面产生影响，而且对人的整个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性、人生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比如，我们可以说，对于交友的信念是要真诚、讲义气，对于工作的信念是要严谨负责，对于家庭生活的信念是和睦高于一切……不同的信念之间有时候可能还会彼此冲撞、存在矛盾，如忠孝不能两全、法不容情，如此等等。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信念，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权衡和取舍，因而也常常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是，信仰绝非如此，“只有关于极高或最高价值的信念才能够成为信仰”[6]。而且，一旦这个处于最高的核心位置的信念明确为信仰，它便会统领其他信念，使它们围绕着最高的信仰形成一个相辅相成、井然有序的信念体系，使人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得到信仰的引导、支撑和鼓舞。因此，一个人大可说自己有诸多信念，但不能随随便便地说“这就是我的信仰”，否则只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误解、讥笑与鄙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信仰，但一个人是否有信仰，他自己却可能会意识到。这种情况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期是比较鲜见的。在那个时候，人们出于本能而产生了对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但他们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信仰，也没有想到过要解释和追问这些信仰，他们只是如此信仰着，并认为这种信仰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状况，充分说明了对信仰本身的愚昧。可想而知，在那样的时代，出生在一个有信仰传统的部落的孩子，从小被教导或教授以某种信仰，他在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处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因为他们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极其少，未知世界远远大于已知世界，尚处于蒙昧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智识的增进，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能力大大提高了，对于自己的信仰也就获得了相对较为成熟的理解和认知。不过，信仰总有非理性的成分，也总有现代逻辑和科学无法完全解释的成分。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普通中国老百姓而言，他们世世代代所恪守和信奉的儒家或各家杂糅的思想和主张，无疑是他们生存信仰的主干，或者说是他们生活信仰的主体。不过，对于多数人而言，这种信仰常常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这无疑是中国人生存哲学信仰的常态，也是中国人生存价值观信仰的一般形态。这种情况，也只是人类信仰发展阶段中比较初级的时期所普遍存在的情形。伴随着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思能力的增强，人们就会动用日常经验和理性知识去审视自己和他人的信仰，在反复的质疑和不断的考验中建立对某种信念绝对的信任，并最终将它作为人生的根本信条。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确立的信仰，才不会是盲目的、游移的、易于发生危机的。唯有如此，人们也才能真正享受到信仰至高的魅力，才可以理解诗人们“信仰是心中的绿洲”之歌颂的意蕴，才可以理解那些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牺牲的烈士在念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时的无私与无畏、包容与伟大、至上与至善。
总而言之，理想、信念、信仰这三个概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信念的深化产生信仰，由于信仰和信念大多指向未来，因而它们必然会对未来做出期望，这就形成了理想。不同的信念和信仰产生了不同的理想。比方说：对于传统社会的儒生而言，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是他的理想；对于佛门弟子而言，参悟佛法，超越生死和人间烦恼，去往净土得以解脱是他的理想；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而言，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他的理想。因此，要准确地深刻地了解一个人、一个民族，去探求和研究他的理想与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不可少了。
注释
[1]杨立新.习近平用典：信念篇.（20150313）.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313/c39417526686653.html.
[2]时蓉华.社会心理学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54.
[3]陈国强，石奕龙.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366.
[4]于本源，索爱群，郭锡民.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宗教伦理学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89.
[5]现代汉语词典.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462.
[6]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