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下两段与古之谚语的关系
与上段“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类似的话，古书中早已出现，《战国策·魏策一》有如下记载：
虽然原文不同，但表达类似智慧的话在古书并不少见。例如《吕氏春秋·行论》在描述齐湣王种种骄横之举并因此被燕国灭国的故事后，引用了“《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这是一篇逸诗，不见于《诗经》。但可想而知，类似的话作为歌谣早已传唱了。
我们还可以参考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十六经·正乱》以下这样一段话：
《正乱》描述的是黄帝及其辅臣如何利用蚩尤的贪婪轻敌激其叛乱，最后加以平定的故事，这里面的“累而高之，踣而弗救”（“层层抬高他的地位，高到让他自己向前扑倒下来，谁也救不了他”），和上述《战国策》《韩非子》所引《周书》，以及《吕氏春秋·行论》所引《诗》，在性质上没有两样，也属于谚语的一种。相似的话，还见于上博楚简《三德》：“天之所败，多亓
（赇），而
（寡）亓
（忧），
（兴）而
（起）之，思（使）蹎而勿救。”意为：“上天如果想要一个人失败，反而先增加他的财物，减少他的忧虑，让他兴旺起来，最后让他跌倒而不去救他。”这段话的前面有“皇后曰”，笔者论证，这里的“皇后”就是“黄帝”。[5]可见此类话很可能最先出自所谓的黄帝言。[6]毋庸置疑，这些谚语及其相配合的故事所描述的前后关系，都呈现出为满足动机、实现目的而刻意采用某种隐晦或虚假手段的前后关系。因此是典型的权谋论。
再来看下段的“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鱼不可脱于渊”可能改写自一句古谚，张富祥最早指出见于《列子·说符》及《韩非子·说林上》[7]：
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列子·说符》）
《列子》两句话是说，深渊中的鱼很难被人发觉，如果发现了这个隐匿的秘密，就会出现不祥；靠智巧算出隐藏者的人反而会有灾殃。为了证明这个谚语，《列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得是一个叫郄雍的人善于审视强盗的相貌，晋侯就专门派他去识别强盗，强盗无不落网。余下的强盗走投无路，只能把郄雍杀了。《列子·说符》在引用这两句话之后，还有以下的总结：“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形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有？”就是说，要想天下无盗，只能依赖清明的政治，靠一些小聪明只能起一时的作用，而不可能长久。这里，“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形于下，民有耻心”之类的话看上去像是儒家的说教，其实未必，因为通过前后文可以得知这里强调的是“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形于下，民有耻心”正是合于“道化”的、符合社会管理规律的行为，而非为儒家张目。总之，“察见渊鱼”“智料隐匿”之类的行为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并非大智。《韩非子·说林上》所引谚语只有一句，也配了一个故事，说的是齐国大夫隰斯看透了国君的心思，本想做投其所好的事，但中途又停了下来，因为他觉得如果被国君知道秘密被人看破，那自己就变得危险了，那时讨好不成反而害了自己。因此这里渊中之鱼比喻的是国君的心思。这个故事和《列子》那个故事一样，也讲的是察觉隐秘之类的小聪明并非大智。这个谚语和相应故事表现出为躲避不祥或危险而事先刻意采用某种措施的前后关系，当然也是一种权谋之道。
这两段话里都没有出现“《老子》曰”，而且标明是“周谚”“古者有谚”，看来是流传已久的谚语。张富祥说《老子》的“鱼不可脱于渊”实由“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谚语化出，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由此理解“鱼不可脱于渊”的意思，应该是鱼不可以脱离其藏身的深渊，秘密不可以轻易地被揭露出来。
“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一句，目前并未找到完全匹配的古之谚语。与之形式一致的话有《左传·成公二年》仲尼所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以及《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言“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杨伯峻认为：“‘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或古人语，故史墨及孔丘皆言之。”[8]这说的是国之重器与政治名号是权势的象征，君主必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君主才不会为臣下所利用或架空。这也是一种权谋论，以此可以启发对“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理解，但未必完全合适。因为这里“利器”二字，有不祥之意，应该是刑罚、兵器之类以及由此引申的生杀予夺之权，必须慎用或不用，如《老子》第三十一章就有如下说法：“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除了句式相同，以及都可以朝权谋论方向解释外，似乎“鱼不可脱于渊”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老子为什么会并列引用呢？《六韬·守土》有所谓“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世”。这样看来，这两句话的着眼点都在为人所害的结局上，要么因为揭穿秘密看破心思而被害，要么因为“借人利器”而被害，“鱼”和“利器”都是不祥之物，都会导向消极面。而上段所引谚语正好相反，“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之类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最终导致的是积极的成果。老子在引用谚语时，提供一正一反两种例子，中间加上他的按语，确实是有所用心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老子》第三十六章上下两段并非老子的发明，而都来自谚语。老子为了打造这部宇宙第一书，刻意抹杀所有能够透露时间、地点、人物、典籍的信息，从而增强其神秘性与永恒性。但老子作为史官，不可能不引用或化用古代传承下来的知识。因此，仔细爬梳，就可以发现很多引用或化用的痕迹。对于《老子》与典籍的关系，王博做了不少考察，可以参考。[9]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些《老子》中明显来自古代哲言良谚的文句。例如，《老子》第二十二章有这样的话：“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正好透露出“曲则全……多则惑”这一段来自古代的格言警句。此外，第四十一章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所谓“建言”很可能指的也是古代的谚语歌谣。《老子》中还有很多类似第三十六章上下两段的句子，例如第六十四章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0]；第七十三章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七十四章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五十八章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九章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四十六章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等等。这些虽然没有明言来自古语，但应该不是老子自创，很有可能就是对古之谚语的引用。第三十六章就是在对古之谚语大量引用的基础上，做了老子自己有限但相当精辟的哲学提炼。仔细考察这些谚语的出处、引用的方式、老子的化用和提炼，是研究老子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注释
[1]《左传·昭公十一年》：“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1323-1324）也是类似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只不过没有形成谚语而已。
[2]值得注意的是，王弼本《老子》第三十六章的“固”字，《周书》作“姑”，意思是“姑且”“暂时”“先”。有些学者认为“固”字应该解释为“原来”“本来”，例如刘笑敢认为这才符合“《老子》中事物本来正反相依、正反互转之意”（刘笑敢．老子古今：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76），恐怕没有必要。我们认为王弼本的“固”字以及他本的“古”字，都应该通假为“姑”。因为此处《老子》显然就是在引用谚语，这些谚语强烈地体现出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而有意使用某种方法的主观意图。当然，如下文所示，老子将其提炼、抽象成了客观的、自然的规律与法则。
[3]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308．
[4]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138-139．
[5]曹峰．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88-293，第二编第二部分第四章“《三德》所见‘皇后’为‘黄帝’考”．
[6]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十六经·正乱》和上博楚简《三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累而高之，踣而弗救”很有可能取自上博楚简《三德》“兴而起之，使蹎而勿救”。（曹峰．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94-312，第二编第二部分第五章“《三德》与《黄帝四经》对比研究”）
[7]张富祥．《老子》校释二题．中国哲学史，2003（1）．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1520．
[9]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56-78，第二章第四节“老子与太史所藏古代文献之关系”．
[10]与这句类似的谚语也见于上博楚简《凡物流形》的“登高从埤，至远从迩。十围之木，其始生如蘖。足将至千里，必从寸始”，以及《荀子·劝学》的“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