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合力的结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先进知识分子的创造，离开广大中国人民的奋斗，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更不会有当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成熟的历史，就是先进知识分子投身理论研究和创造的历史，就是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努力以血肉之躯书写传奇的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本质
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在报告的开篇，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这里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这段简练的语言，实际上是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质。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的本质，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并且，俄国的国情与中国又颇为相似，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深受压迫的国家。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进步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作出的历史选择。但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的应用，却必须是由中国人自己去实现的，这是历史提出的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在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各种西方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大量传入中国时，思想界在学习和效仿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如果不能和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都是难以站稳脚跟的，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明确的概念，但一些基本思路已经开始出现。
李大钊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先驱。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否则，若思之不慎，辨之不明，则误解相承，十而八九，毫厘之谬，相去日遥。”李大钊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晰地提出了关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其他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也有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思想源头。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党的幼年时期（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以前这一段时间），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命令起义部队攻打长沙。这显然是片面教条地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照搬到中国。而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反革命的军事力量大大强于革命力量，要让一支刚刚放下镰刀锄头拿起简陋武器的部队去攻打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省会城市长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当部队打到浏阳城下时，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进攻，将部队带到浏阳文家市休整。毛泽东清醒地对革命形势作出了判断，果断决定改变计划，将起义部队向南转移到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在当时却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斥责，认为这是“对抗中央”“右倾逃跑”。今天来看，毛泽东将进攻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退却，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1978年谈到这段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力量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中国则是利用军阀割据，先到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这也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卓越能力。
1931年到1934年末的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错误最严重的一段时间。王明等人完全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只满足于主观地引用和背诵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以“本本”作为指导实践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不但有着完备的理论形态，而且在党内持续的时间长、危害大，把对待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发展到了极端，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得不以反面的形式表现和展开。王明路线的错误，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而在长征初期，王明一伙继续瞎指挥，又导致了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到1934年12月战役结束时，中央红军由10月出发时的8.7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给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3]。
历史常常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前进的。恩格斯说得好：“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4]错误和挫折极大地教育了我们党。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调整了党和军队的组织领导，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后，不负众望，终于以一系列的神来之笔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兵临贵阳、强渡乌江、直逼昆明……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危难之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在此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和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内涵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领导人，但他确实是对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得最有成效的。
如果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而这一点，毛泽东是最早创造性地将之运用于实际的。譬如，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范例。为解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说明。在1930年毛泽东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把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称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并在后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分析起来，这12个字中“武装夺取政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到列宁，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要想摆脱压迫和剥削，在现实的斗争形式上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反动统治者。但是，具体怎样进行武装斗争，则必须根据各国的实际来设定。“农村包围城市”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美体现。
从1936年冬至1937年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了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为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5]
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中国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同样，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会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个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其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并且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与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了解和懂得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之完整的、统一的、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传入中国，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所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摩擦出火花。也正是这种火花照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合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一次是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一次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遵义会议以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与挫折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立足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建设美丽中国，在促进国内发展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全面深化改革。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则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主要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我们党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是，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的完成，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硕果。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正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在党的一代代中央集体的领导下，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不断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我们在不断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并不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5~7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60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