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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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定理论自信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一次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一次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我们说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这一理论体系,自觉地不断坚定理论自信,对于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科学理论内在的真理性是建立理论自信的根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树立坚定的理论信仰,培育坚定的理论自信,必须依赖于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首先就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把握其内在的科学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首先体现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和机制……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这一理论体系又在创造性的运用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新思想、新观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观点,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点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这一理论体系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具有的这些内在的真理性成为我们树立理论自信的根基。我们必须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坚持不懈的、形式多样的学习和宣传,从而使之深入人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以延安整风为标志的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迎来了中国革命高歌猛进的辉煌;经历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解放思想为标志的又一次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今天,历史将迎来又一次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全党学习运动。毫无疑问,绚丽的理论之花,必将再次结出丰硕的实践之果。事实上,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大大加强了对党员和干部的学习培训,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热点面对面》等一大批理论读物的推出,都极大地推动了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进程。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始终坚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以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契机,以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培训为抓手,利用多种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鲜活的语言,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宣讲活动,掀起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高潮。特别要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团队集体学习制度,在由组织团队所营造出的学习氛围和环境中,对学习的组织形式、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机制等进行全面规划,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建立理论自信的力量源泉

理论自信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赋予一个理论体系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归根结底是由实践来决定的。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被实践所检验,在实践中发展;科学的理论又引领实践,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7]

这一伟大实践的历史起点首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邓小平曾经深刻阐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从事的事业与毛泽东的关系。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8]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9]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则是源自改革开放。正是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真正地活跃起来、发展起来、繁荣起来。所以,改革开放既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又是推动这一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强大动力,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正是在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各种复杂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与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潮、各种理论的比较鉴别和斗争中凸显出了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这一理论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本区别;这一理论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相结合,与民主社会主义鼓吹的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具有根本区别;这一理论强调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和发展途径的灵活性的统一,把本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同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借鉴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中发展,与曾经僵化的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这一理论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强调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所有制、分配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等方面,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传统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这一理论强调发展目的的人民性,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这与资本主义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和个人价值的追求放在首位具有根本区别。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高达两位数的年均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属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57万亿元左右;人均GDP则由230美元左右提高到已经突破6000美元,跻身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实现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2年到2010年短短数年间,我国的经济总量从全球排名第六位一跃提升到全球第二位。我国人民的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保障,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在短短30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堪称“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持重新审视的态度。随着对中国关注度的增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度也大大增加。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统计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是迅速增长的,而且绝对数量巨大。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约占关注中国的论文和著作总量的5%,西方看待中国的主流观念开始逐渐转变,在西方理论界出现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讨论。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的一篇论文《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德特勒夫·科特、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等在不同场合,均对中国发展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取得的现实成果,在政策加强、人民满意、海外关注的氛围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不断推向前进。[10]

第一,要以开阔的国际比较视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就和力量。我们不仅要与今天的发达国家作比较,还应该将今天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历史上处于我国今天相近水平时的发展轨迹作比较,将中国与当今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效。

第二,要加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外的影响力,对国外各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评价进行全面的调查。我们应该拥抱世界,和世界人民共享人类思想的硕果,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理论赢得更多的认同和赞赏。

第三,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实践的成果和成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进步性和有效性,通过深入总结、广泛宣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力,提升我们的理论自信。

理论自信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理论之树之所以常青,是因为有实践沃土的不断滋养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需要形成一个能够凝聚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了新内涵。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以来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他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用最简洁、最生动的语言通俗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振兴联系在一起,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是引领、激励我们团结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三、敏锐的问题意识是强化理论自信的内在动力

在马克思的墓碑上铭刻着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段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哲学价值观,那就是把正确地解释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归宿。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2]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在哲学语境中,问题就是矛盾。问题不是纯概念的演绎,不是无病呻吟式的主观臆造。“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3]只有充分体现“时代的口号”与“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相统一的问题,才是真问题。真问题是事实之真和价值之真的统一。这里的事实之“真”,是指它能够在深层次上揭示事物内在本质联系,客观反映事物的整体状况,并能准确预见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价值之“真”,则是指必须从人民的立场提出问题,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自信,也是因为这一理论体系从来都是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突出贡献就表现在围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大新问题。

第一,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抓住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遗产,总结列宁、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二,探索和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执政以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如何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是生死攸关、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创新理论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第三,探索和回答了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面对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繁重任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尤为紧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取得了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要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自信,就要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为目的,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秉承着这样一种深刻的问题意识,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和部署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措施,并实现了若干理论观点的重大突破。譬如,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首次提出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首次在“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外加上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首次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注重从思想上、制度上谋划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从而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具体目标。特别是提出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主张,对执政党成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必将对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树立敏锐的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解决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加自觉自信地接受科学的理论并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

资料小链接

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王列平

1848年2月,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共产党宣言》公布于世,它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由于《共产党宣言》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因而它的诞生就像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复杂和曲折。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过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然而就在他们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是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这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一个刊物。该报刊很早就登载过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消息。随后,又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并把它们通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

189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该文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而文中关于“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内容意译(今译“资产阶级”)。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介绍,告知清政府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闭关锁国是不行的,同时还规劝清廷当权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无意之中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

此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然而这些介绍都是在所谓“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旗号下,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绍而已,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清廷施行君主立宪政体。

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还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不同之处在于,是用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宋庆龄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

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认识,因而他自信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诩,并怀着虔诚和热情四处寻找社会革命党。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当时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及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会见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尽管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摘译,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都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起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第一国际)奉以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又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为此还专门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4段内容介绍其要点。如第一章开头译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今译“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束语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5号上,宋教仁也以“犟斋”的笔名译著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其曰:“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他所译的比朱执信译的更贴切于原文。叶夏声也以“梦蝶生”为笔名,在《民报》第7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10条纲领。

1908年1月,在同盟会成员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的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天义报》第15号上,刊登了民鸣所译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就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编者按语:“按《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随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

上述《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摘译主要来自日文,而日文《共产党宣言》全文本,则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虽说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上,出现了不少曲解和误解,但毕竟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时,一方面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运用其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了以“舍”署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le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基本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还着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政纲,较之《民报》的译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该文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该文的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五四运动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而他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谈起,并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的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方面。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便离开此地,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因受《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当他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便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共产党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胜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日文本译,同时参考英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天气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在1920年4月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

陈望道把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版、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当李汉俊校毕,又送陈独秀再校,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由于《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问世。

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马格斯、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也是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该书刚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一时间“洛阳纸贵”。

《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很快售罄。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被抢购一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投书给《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在何处,怎样才能购买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为题,复信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而从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发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的一次次查禁封锁,终于使之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读本。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影响和培育了当时整个一代革命者,促使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时说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sup>[1]</sup>周恩来在谈个人和革命的历史时也说道:“这一时期(1920年),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由此可见,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虽然在中国经历了万分艰难的传播过程,但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催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

[1]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269页。

资料来源:《文史精华》,2007(6)。


注释

[7]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00页。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参见王向明:《论“中国梦”的内涵特征》,载《前线》,2014(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