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奇同志

马奇同志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他走得那样匆促，那样安详，我们简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到现在还觉得他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近三十年来，我们住得最近，交往最多，相知最深，他竟然真的离去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长者和朋友，他的睿智，他的仁厚，他的宽容，他的高洁，他的音容笑貌，都随之而去了。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而伤感惋惜！

马奇同志是一位饱经磨炼，具有丰富政治经验，思想水平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老同志。他19岁在河南读中学时，参加了党，从事地下工作，在艰苦危险的斗争环境下废寝忘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跟我们开玩笑说，少年时熟读“五经”，这“五经”指的是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他信仰坚定，理论娴熟，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当时河南地下党遭到破坏，他奉组织的指示及时撤离去延安，未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到达延安后，他本意想去“鲁艺”学习艺术，恰逢“抢救运动”，由于对白区组织的无端怀疑，诬指他们这些刚从白区撤退的一批党员是“特务”“假党员”。正是“刚离虎口”，又入“险地”。马奇同志遭到诬陷和残害，受到严重打击，他和我们谈到这段历史时都是平心静气地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他虽受到很大委屈，但能正确对待。也许由于他有延安“抢救运动”中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教训，所以二十年后，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许多党员、干部被打倒时，他能保持特别清醒的头脑，“文革”开始不久后就非常明确地指斥江青等人的错误，相信那种不正常局面迟早会扭转，革命会继续发展。

“四人帮”垮台以前，他多次和我们交谈，指出江青必定要失败。当“四人帮”垮台时，马奇同志最早向我们通报这一消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兴奋地谈论即将到来的大好政治形势。28年前我们和马奇同志一起欢庆议论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马奇同志政治上十分坚定，能在政治斗争中明辨是非，站稳立场，而他胸怀又异常宽广，对同志关心爱护。中文系教师杨纤如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为革命做了很多贡献，由于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境遇，在原单位长期受到审查，工资被扣发，被残酷打击。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后，马奇同志作为中文系的总支书记，虽然无力挽回局势，但坚持认为杨是一位好同志，多次为杨声辩，对杨采取若干保护措施。“文革”以后，马奇同志又为杨纤如的恢复党籍问题奔走不懈。还记得有一位教育部的老同志，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山西，处境非常困难。马奇同志不但常常关心劝慰，还经常给予经济上的接济，这位同志回到北京时，曾和人谈道：“在那个时候，唯一关心我的人就是马奇。”

马奇同志在哲学系和中文系长期做党的领导工作，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既要坚持严肃的原则性，又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灵活运用，这是他面对的工作任务，也是检验领导者政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奇同志在这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后期，要给每一个同志做出政治历史结论。哲学系有个同志，年轻时，他的家庭通过上层关系弄到一张空头任命状，他自己添上了一个很高的头衔。为了这件事，这位同志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做结论时，得到了正确的处理，解除了多年来的政治压力。即使有的同志确有一些历史问题或是现实问题，马奇同志作为领导，也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他说：“历史问题已经形成了的过去式当然是抹不掉的，但关键是要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问题关系到同志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一定要实事求是，慎重处理。”他亲自参与领导和处理哲学系的许多问题，他和大家客观地、平心静气地研讨各种情况，核实证据。有一次，为了查实一个青年教师的家庭问题，他亲自跋山涉水，到外地去调查取证，而这份今天看来并不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明，在当时却影响了这位同志以后的事业和前途。

马奇同志成长生活在上个世纪，那是矛盾斗争极为激烈的时代。他长期做党的基层领导工作，自己亲历和处理的党内问题很多，他那种立场坚定、胸怀广阔、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敢为受屈同志申冤辩护的精神难能可贵，因此而受他荫庇的同志不在少数。

马奇同志志趣高远，勤奋学习，手不释卷，涉猎深广，是一位思想敏锐、学问渊博的学者。他最喜欢文学艺术，大量阅读了这方面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被分配在教育战线工作，研究和编写了中等教育教学的文章。1958年以后，撰写了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著作和关于北京市宗教和风俗习惯的书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十分努力，非常投入，取得了卓越成绩。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他研究美学，这是他热切的爱好和毕生的愿望。他为此废寝忘食，夙夜追求。他在美学研究中着重以马克思主义分析艺术形象，钻研许多理论问题，如，关于美的本质、美学的对象、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关系、中西美学观念的比较等问题，都具有独创的见解。他曾参加全国的美学大讨论，他写的文章思想新颖，风格独特，词锋犀利，曾严厉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是经验主义的美学。他的美学著作《艺术哲学论稿》《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等是他精心研究的结晶，形成了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对我国美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马奇同志的专业是美学，但他经常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我和他是近邻，我有一间书房靠近大门，马奇同志在院里散步，走到这里，常到书房中小坐聊天，有时谈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有时翻阅架上历史书籍，有时索性借几本回家阅读。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古代美学史和古典诗词散文以及书法画论，如董其昌、八大山人、郑板桥、袁枚、黄山谷、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等人，他都耳熟能详。他对文艺理论、书画理论有精深的研究，曾几次拿来尚未发表的文章，征求意见。他的作品气势磅礴，立意新颖，思想深刻，文笔优美，我是外行人，自然说不出什么像样的意见，但常被他作品的思维力量和文采华章所震撼。马奇同志是一位美学大家，全凭着惊人毅力自学成才，能够写出这样精彩的佳作，实在令人钦佩！

有一次，马奇和我偶然谈到清代书法家邓石如，邓是清乾隆时人，布衣未仕，生计困顿，但书法精善，开创了碑书体例，影响甚大，清代书法风气为之一变。想不到马奇同志对清代书法传承和邓石如生平及书法艺术极为熟悉，信口论说，滔滔不绝。他认为邓石如的艺术成就是天才和勤奋相结合的典范，其言有理有据，多精辟之见，令人刮目。

马奇同志毕生尽瘁于党的工作和研究教学工作，他经历坎坷，立场坚定，孜孜向学，提掖后进，谦虚谨慎，宽厚待人。他深厚的造诣和高风亮节为同事们、学生们所敬仰。晚年离休后，志趣高洁，心情淡泊，辞谢一切职务和社交活动，全身心投入自己喜爱的书画艺术，作画论书，潇洒人生，乐在其中。儿子马中形容父亲晚年“去留无意，墨洒烟云”，达到了无我无欲的境界。

马奇同志的一生既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又蕴涵着中国传统士人清逸淡远、遗世独立的精神。马奇同志可谓不朽矣！

注释

[*]原载《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末署2004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