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陆荫乔（戈平）学友
悠悠岁月，往事烟云，在我健忘的头脑中对许多人和事的记忆越来越淡褪，以至消逝了。青少年时同学的印象逐渐模糊，有些人连姓名也不记得了。但有一位学友清晰地铭刻在我脑海中，令我常常怀念，经久不忘，他名叫陆荫乔（后改名戈平）。
我们同窗学习，经历1941年末至1944年夏，共两年半时间，几乎每天负笈上学，课桌相并，同时听课，一起作业，相互讨论，携手散步、游览，甚至争论，友谊深厚，极为相投。我原来在上海租界中的苏州中学高一学习（苏州中学因抗战而迁至上海租界）。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与美、英、法交战，强占上海租界，此前上海租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四年中一直保持“孤岛”地位，即周围地区都被日军占领，而租界不受其统治，依然保持原来面貌。其中公开进行抗日活动，报纸讲演，学校谈话，充满爱国热情，拥护抗日，气氛热烈激昂，抗日歌声慷慨激昂，飘荡街头，国共两党仍半公开地活动。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形势突变，抗日活动遭镇压，迁至租界中的苏州中学关闭，我原本不愿在日本统治下当亡国奴，这时也不得不回到故乡常熟插班孝友中学高一年级。恰在此时，陆荫乔也插班入学，成为学友，两个插班生被安排同坐一桌。入学之初，和其他同学还不认识，因此我们两人常单独在一起活动，自然不久之后，我们逐渐和全班同学认识了、熟悉了，融入了全班集体，情况就不同了。陆荫乔以后还担任全班的班长，成为全班的领头羊。
陆荫乔被举为班长，一是他年龄最长，比我大三到四岁（我插班时只有十四岁），他经验丰富，办事能干，更重要的是他功课优异，是全班学习的第一名，各项课程，均名列前茅。我当时的功课也较好，以他为追赶目标，但除了语文、历史、英语偶尔能超过他，数、理、化等课程远远落在他的后面，陆荫乔在全班是无可争议的状元。
两年半的高中同学时代，陆荫乔对我的影响在学业上极为重要，他待我若弟，我敬他如兄。他的学习成绩出众，读书很多，家多古诗文，我也爱好古文，我们经常论文谈古。我们共同听杨毅庵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课，经常以《昭明文选》为例，我很喜欢这部书。某天，我在旧书店里看到一部稍有残损的《昭明文选》，版本不错，价格很低，便用零用钱买了下来，残损的部分荫乔把他家中所藏的《昭明文选》借给我，并帮助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抄写补足，装订成册。他的古文基础扎实，毛笔字写得很好，他曾写过一幅扇面送我，字体娟秀飘逸，一个中学生能有这样水平，实在难能可贵。
荫乔对我影响更加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回想我在青年时，第一恩师是杨毅庵先生，他引领我走上了治文史的道路。第一知友便是陆荫乔，他打破了我禁锢的头脑，引领我走进了全新知识的新世界。他并未向我言说共产党、新四军的情况，也没有向我宣传任何政治主张，却借给我读了许多新的文艺小说和浅显的政治书籍，他所藏这方面的书很多，轻易不示人。后来，我才悟到他是信任我，推心置腹地希望我阅读，能够进步，所以嘱咐我不可转借别人，也不可丢失。书籍中最多是鲁迅的书，这时期我几乎读了大部分的鲁迅作品，还有巴金、茅盾、曹禺、田汉，外国作家屠格涅夫、大仲马、高尔基，甚至有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自幼爱读“小人书”，年岁稍长，看武侠书、侦探书、《红楼梦》等中国章回体小说，以至《昭明文选》《纲鉴易知录》等，却没有机会接触新版书，听不到时代呼喊的声音，嗅不到进步和革命的气息。读了这些书，像电击一样地受到触动，爱国进步之心油然而发。高中时代是青年的人格思想和知识渐趋进步成型的关键时代，荫乔为我打开了思想启蒙的大门，春风化雨润泽无声，潜移默化，发生了重大作用，我进入北京大学后，很快靠拢共产党，投入学生运动，从荫乔那里读到的这些书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在孝友中学读书时，我们还常向《常熟日报》写文、投稿，主要是徐保衡、顾荣欣（顾忿）、陆荫乔和我四人，报纸有个副刊，徐保衡投稿最多，他极富才华，文字潇洒，顾忿笔墨豪放，我们四个同学又是文友，陆荫乔投稿很少，但作品质量最佳，深沉精辟，他使用笔名，从未用过真名。
常熟在抗战期间是新四军的重要根据地，抗日爱国势力和日伪军的斗争极为激烈，新四军（当地叫“江抗”“民抗”）控制了极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日伪军仅能控制常熟城和几条公路线，日伪军屡次“扫荡”“清乡”，收效甚微。但1941年，日伪军集中较多兵力，大规模“清乡”，新四军大部转移到苏北，此后几年，形势严峻，“清乡”时期，常有抗日爱国人士遭到不幸。我的堂兄“江抗”戴秉忠被日寇捕获枪决，表兄胡天朴抗战前是常熟县高级警官，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领袖，在一次聚会中被日伪军包围，突围中饮弹身殉，我的同学徐菊坡、黄复初被日军拘禁关押。在“清乡”中，淼泉乡一位新四军干部与大部队失散逃到城里，躲在我家暗阁楼中一个月，我经常给他送饭、送水。抗日爱国部队和干部遭到重大打击，我后来才知道，陆荫乔原来也是新四军成员（不知属于“江抗”还是“民抗”），在“清乡”中与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避居城内家中。他的年龄还小，暂时隐蔽下来，为寻求知识而复读高中。荫乔和同学闭口不谈游击队、新四军，是韬光养晦的必要。我们对他的经历抱着疑团，但日子久了，也猜想到几分，从来不询问什么，只是心照不宣。
1944年夏，我们高中毕业，按陆荫乔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条件应当上大学深造，我们这些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纷纷到上海考大学，可陆荫乔选择了“归队”，他完成了正规的高中学业后，就急于返回新四军队伍，我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应该像有名的电影《归心似箭》中那位失散的抗联连长一样，急于“归队”而丢下爱情。高中毕业，他秘密奔赴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不幸在路上被日军截获，押回常熟宪兵队监禁。宪兵队是当年百姓们谈虎色变、万人咒骂的地方，对犯人日夜进行酷刑拷打，我想到荫乔关押在内不知道经历过多大的折磨和苦楚，怎样度过痛苦和劫难，死而复生。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幸而存活下来，日寇把他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共谈判时，他仍未被释放，囚禁在离我家不远的国民党监狱里。
我在去北京大学求学前，曾与何鼎新同学（20世纪80年代已在北京病故）去探监一次，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道别，探监时不能多说什么，我们送了一些食物用具，安慰他，请他宽释心情，不久就会出狱。他打听了几位同学的近况，互道珍重，凄然告别，他面容憔悴，非常消瘦，无复几年前的神采奕奕、英姿勃发。
以后几年，我远去北京，国内战争激烈，南北隔绝，音信不通，我一直不知道荫乔的消息。全国解放后，我们两人虽同在北京工作，却茫茫人海，无缘相见。我改名戴逸（原名戴秉衡），他改名戈平，只知道他可能在新华社工作，后来听说他又离开北京，在河北省工作。我们分别之后，五十多年之久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次去石家庄开会，听说他可能在石家庄新华社河北分社离休，我下定决心要找到这位我青年时代的启蒙者。会议结束后留在石家庄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探访戈平其人，经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他的住址。招待单位特别派汽车送我和夫人前往他家。果然见到了五十年前的友谊深厚的友人，互相谈论当年交往，我当时感触甚深，心潮难平，从话语中听他后来的遭遇似乎并不甚好，受到严苛的审查，夫人是一位农村女干部，儿女拖累，负担较重。他自己身衰力弱，言语木讷，五十多年已同隔世。第二天，他在儿子的扶持下，来宾馆回访，我请他小宴，座谈约两小时。两次谈话中，我仿佛回到了十八岁前的青年时代，谈到了许多人和事，岁月沧桑，不胜感慨，我理解他在解放以后境况不十分顺利，幸而最后平反昭雪，也不敢多问，以免触及他的心灵伤处，因此，对他的经历一直不甚清楚，挚友重逢，喜悦中混杂着某些苦涩，欢乐中带着一点感伤。饭后，珍重告别，相约再见。隔了几年，听说荫乔逝世了，遗憾的是我未能为他送行，甚至唁电也未曾发出。斯人已往，记忆常存！
在近代，中国是贫弱国家，在贫弱中奋斗抗争。我们一代中国人更是多年做亡国奴，苦难深重，郁积着强烈的爱国奋进精神，经受过太多的磨难、挫折。荫乔同志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与组织失散，转而求学，寻求更多知识，渴望再回到组织，冒险寻找组织，不幸被捕，备受苦刑，幸而大难不死，欢庆重生，但又遭到严苛的审查，长期不被谅解，他的一生求知、求真，爱党、爱国，迭遭挫折，在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上探索前进，虽九死其犹未悔，终于得到昭雪，重见天日，但时光急逝，青春不再。前辈有多少人牺牲遇难，有多少人被敌寇虐杀，有多少人含冤负屈，才华被淹没，我们生活在从贫弱走向民族复兴的值得歌颂的伟大时代，但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甚至是错误的弯路，为此付出了牺牲和代价，让我们永远记住它，记住这些付出了各种代价的人们，他们都是我们的先驱者、奠基者和开路人，值得后人怀念！敬礼！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