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与大陆的领导人们

我和江泽民第二次谈话时，

由经常在大陆出入的数位常随众法师陪同。

江先生很高兴，跟我谈起佛学来。

从《金刚经》到《瑜伽焰口》，

他甚至能把《瑜伽焰口》里的《召请文》从头到尾背出来。

我和江主席原属乡亲，

他的家乡和我的俗家，只是数里之遥。

只是，我们从不愿意攀亲邀宠，

只觉得扬州这个地方，

出现了江先生这种人才，

临近扬州六十华里的泰州，

也出生了胡锦涛总书记，

他们都是国家领袖。

实在说，江苏也算是人杰地灵了。

数十年来，我云游在世界各地弘法，经常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人。

我在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小镇，十二岁出家，在各大丛林里参访，先后住了十年；后于二十二岁到了台湾，一住至今已六十多年了。

对于两岸只有一道海峡之距，却分隔了几十年，坦白说，我的政治意识不强，但对于爱国爱教，希望人民幸福安乐的思想却很浓烈。所以早在两岸没有互动往来的时候，我就很努力，希望自己能成为沟通的桥梁，促进两岸和谐发展，因此，我在两岸都有很多朋友。此中和大陆人士的因缘，从中共中央说起，来往最深的，当然就是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居士。

赵朴老，安徽太湖人，一九〇七年出生。他与我的因缘，已有专章另文介绍，此次就不再叙及，只说我和中共领导人的往来。

我于一九八九年春天，在美国组织“国际佛教促进会弘法探亲团”到大陆访问。这时是三月的下旬，从美国搭机经香港抵达北京，已经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三四点钟了。承蒙曾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先生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等，在机场迎接。之后，我就访问了北京的佛教界，参观万里长城以及明十三陵等。

承蒙中央政府隆重的接待，本来是安排我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我那时候认为政治色彩太浓厚，所以就选择住在北京饭店。

记得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当了统战部部长的丁关根先生就来访问。我想，他可能是来试探我有什么其他的任务。其实，我纯粹是如我们访问团的主题“弘法探亲”而来。当他了解我的意思以后，我感觉到他实在也是一位高来高往的人士。

对于我们的访问，中共中央确实是隆重接待，除了进出都有专车开道以外，并且安排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等做一些讲演。

我初抵北京，中央联合北京各界人士，由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先生主持，邀请我们主团七十二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晚宴。会中彼此的谈话内容，谈及与参加的人士，包括后来的访问行程，本来都由依空法师记录日记；但一个月后，在回程中，从杭州抵达香港时，这整箱的资料，不知去处何方了，所以至今我也记不得那许多的过程。下面叙述的一些内容，只能凭大概的情况略说而已。

我非常感谢李主席先念先生，他于一九〇九年出生，湖北黄安人，是一个祥和的长者，跟我们照相，给予我们诸多的关心问候。尤其，记得我邀请他到台湾来访问时，他忽然抬头看着我反问说：“我来得及吗？”

很惭愧，对他的这句话，当时我并不能全然了解。后来才想到，他的意思是，以那个时候两岸的政治情况，他已经八十高龄了，等得及看到两岸开放，让他这样一位高级政治地位的人士来到台湾吗？

李先念先生见过之后，接着就有国家主席杨尚昆先生召见。我记得他要我个人单独前往人民大会堂，但是，跟随我到北京的团队里，也有记者数人，他们一直围绕着我，追踪我的行动，希望从我这里获得什么消息。

其实，我的心胸坦荡，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像我临到大陆前，我也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先生，告诉他我要辞去“中央评议委员”的职务。李秘书长回答我说：“你的信，我放在抽屉里，等你回来再说吧！”我想，他们对于人事的往来，都有非常老到的经验。如果我能和平安全，意思就是可以不必辞职；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就说我已经辞职了。我实在感谢两岸的这许多党政领导人对我的爱护。

为了尊重杨尚昆主席的意思，我不好乘坐北京招待的车辆，只叫了一部计程车依约前往，不知绕了多少圈子，才远离记者的跟随。我进入人民大会堂时，杨尚昆主席和阎明复先生已经在那里坐着等了。

杨尚昆先生，一九〇七年出生，四川潼南人。他的身材不高，略显微胖的身躯，脸上充满笑容。一旁的阎明复先生，是辽宁海城人，一九三一年出生，当时担任统战部部长。正值壮年的阎部长，生得一表人才，是一位英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二〇一〇年五月时，阎明复先生从医院里知道我到了北京，他还特地来饭店探望叙谈。

当时的整场发言，全由杨尚昆主席跟我对讲。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首先向杨尚昆主席提出建议，对于佛教的寺院，不应有园林单位进驻，也不宜把寺庙归于文物单位。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已经是正式的组织了，园林和文物单位应该退出寺庙，所有的寺院归还中国佛教协会管理。

对于我这个问题，杨尚昆主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讲得很好。我是中共最了解佛教的人了，谢谢你提出这样的意见。

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共许多高级政治人物，对于你的问题，他也不置可否，就这样云淡风轻地带过去了。

接着，我又和他提出第二个问题：希望大陆经常讲的“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句话最好不要说。因为现在举世都希望和平，文攻武吓会给世界人士对大陆产生不好的印象。

杨主席听了以后说，你讲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这句话是应付其他党派的，是怕将来国民党招架不住的时候，共产党有一个后备解决问题的规划。我当时觉得，其他党派在台湾还不成什么气候，不应该有这样的小题大作。但是后来我也感觉到杨尚昆主席的远见，可见他们对台湾还是非常有研究的。

我又再跟他提到，我生逢军阀割据、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多年的战争，人命牺牲、财物损失无以计数，可否主席能宣布，台湾和大陆海峡两岸今后成为和平区？

杨主席一听我这个提问，兴奋地回答说，你讲得很好。不过，可否你先回到台湾，请台湾方面宣布金门、马祖为和平区？从金马和平区做起，逐渐扩大，应该会到达你说的目标。

那时候，台湾还是由蒋经国先生主政，我晓得蒋经国先生在晚年时，也知道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问题，但是他的心里究竟有些什么想法，我则不得而知了。不过，像我们佛教徒，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这是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祝愿的。

那次和杨尚昆主席谈论的内容，或许还有其他的问题，只是如今都已不复记忆。但在印象里，中共领导人不似过去我们想象中的三头六臂、荷弹武装。那时，已经是“文革”后，主张改革开放，发觉到他们好像也有一颗希望和平的心，也相当重视人道。

在北京待了五天，后来承蒙中国佛教协会安排我们做全国的参访。从甘肃的敦煌、四川的大足到湖北武汉的归元寺，尤其难以忘记的长江三峡之游，从四川重庆到达武汉黄鹤楼，整整走了三天。

接着，在南京的中山陵时，我们唱了《国父纪念歌》；到杭州西湖岳王墓前，我们唱了《满江红》，陪同我们的领导们惊讶不已。他说，你们怎么会唱这许多歌曲？你们是有备而来的吗？其实，我们一点预备都没有，只是那个时候《国父纪念歌》和《满江红》一直是台湾社会流行的歌曲。

我们在大陆访问一个月，离开时已经四月下旬，感觉北京的氛围相当严肃了。因为当时报纸刊登，在天安门前有不少的大字报出现，许多民众自动组织，为胡耀邦的逝世举行追悼、献花等活动，让人感受政治诡异的气氛。后来“六四事件”发生，震惊海内外，真是非人始料所及。

“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们谨守分际，对于民运人士没有什么特别往来，少部分曾到佛光山参观，他们只是淡淡的一行，我们也以香客的方式接待，没有加以拒绝。在世界各地佛光山的道场，尤其美国西来寺，曾经有人要商借场地举行祭悼法会，我们按照美国的法令——宗教场所不涉及政治，也婉言相拒了。

但是，到了第二年（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那一天，我在澳大利亚接到名记者陆铿给我的电话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先生想借住西来寺数日。我一口答应，因为佛教传统有着救苦救难的精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其他。我还打电话给在美国的慈庄、慈惠、慈容等法师，嘱咐他们好好接待许先生，我会兼程赶回帮忙处理。

当时，许先生暂时住进西来寺在山外的一所别墅，我和他见面时，建议他要和中央联系，并且要和驻美大使朱启祯报告。因为我觉得，做人应该光明磊落，问题不是偷偷摸摸就能解决的。许家屯先生也很快地回答我说，他只是做一个短期的休息和旅游。关于许家屯的事情，我在另文也有撰写，此处就不再赘述。

只是意想不到的，为了接待许家屯先生，我自以为是为大陆做了一件好事，但北京还是误会我，认为我不应该收留叛离大陆的人士。在我的想法中，好比一个人家的孩子离家出走了，别家先把他收留，应该获得感谢，而不至于责怪才是。不幸的是，很多的误传，让大陆误解了我的心意，我因此饱受多年的委屈。

一直以来我对促进两岸的和平，非常用心用力。尤其看到蒋家和大陆，等于世仇一样，后来都能和解而感到欣慰不已。特别是蒋经国先生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开放准许探亲，让海峡两岸的人民可以往来。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大事。因此，我也不惜以老迈之龄，希望为两岸的和平做些什么。

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就因为许家屯先生的事情，多年来，我连要回乡探亲都没有那么容易。有人要我试着向江泽民先生做个解释，但我觉得解释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大陆的情报一向很周全，一切事实，也不需要我做怎么样的解释。

后来，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大会成立时，我也曾经亲自致函北京给赵朴初居士，邀请他担任国际佛光会名誉会长。可惜的是，朴老跟我有很多的联系，唯独此事他没有给我回答。我想，他应该也身不由己吧。其实，假如赵朴老能接受我的诚意，担任国际佛光会的名誉会长，这对大陆爱好和平、重视国际宗教交流，在世界人士的面前，会是一个更好、更成功的范例。

在一九八九年后的十年之内，我也曾经有两次回乡探亲，但都是特例，这还是由赵朴初居士，透过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的帮助，而得以成行的。

第一次是一九九三年元月，我在美国接到国务院的临时通知，告诉我们三天内就可以回乡探亲。这好似天大的喜讯，徒弟们连忙为我赶买飞机票、备办礼品，好让我带回去南京探望九十二岁的老母亲。这一年，我六十七岁。

母亲住在南京雨花台，那是由佛光山弟子萧碧霞师姑等人购买的一栋民房，定名为“雨花精舍”。感谢赵朴老他从北京先我们而到，已经在南京等候我们了。探亲的事情，就不去一一地叙述。第二年（一九九四年），赵朴老盛意殷殷又来信说，中央接受我可以回乡探亲，他老人家再一次不畏旅途跋涉，又到南京来接待。

我记得，当我们抵达南京机场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萧秉权先生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原班人马到齐。意思是，过去在北京欢迎，现在到南京来相迎，都是佛协中的主要干部。记得我还跟赵朴老讲，路途遥远，您就不必南来了。他很诚意地说，我来，总会比较安全。

没想到因为赵朴老的南来，意外地促成了一件好事，这件事我原不知情，是后来在无锡灵山的吴国平居士一再感谢我，我才得知。他说，你的探亲，让赵朴老从北京南下，回程中，视察唐代的古寺祥符禅寺，同意我们在那里建造一尊灵山大佛。那许多的领导，因为赵朴老的一言九鼎，灵山大佛就因此落实。感谢大佛慈悲，让人看到大佛的雄姿，不由得生起中国一定强的祝福。

说到佛陀的慈悲，我想起第一次返乡探亲行程中，赵朴老特地邀我到西安法门寺瞻礼佛指舍利。亲见佛身，我激动无比，深深感到因缘的殊胜不可思议。这样的欢喜，让我生起“如果台湾民众也能同沾法喜，不知有多好”的念头。我当下即向赵朴老表示，希望能恭迎佛指舍利到台湾，让民众得以瞻仰礼拜。当时，朴老也抱以乐见其成的态度。但十多年之间，种种因缘所致，我虽然心系要促成这件事，却一直无法成功。

这期间，我透过旅美企业家李玉玲女士向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建议，希望佛指舍利来台供奉，促进两岸人民来往。经王部长专程把此意报告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后来，江主席批了十六个字：“星云牵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多年来，盼望佛指舍利到台湾普照，就这样，由江泽民主席一言定夺，拍板定案了。

恭迎佛指舍利来台供奉一事，是在二〇〇一年的年底定案的。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以包机的方式前往西安迎请，因为华航的飞机其时还不便前往大陆，只得商之于香港，港龙航空公司派了两架飞机协助，佛指舍利终于在二十三日抵达台湾。

紧接着，二十四日假台湾大学体育馆举行恭迎法会；二十六日起，在三峡金光明寺供人瞻仰。三月三日，以远东航空专机回到高雄，在佛光山接受民众礼拜。三月十五日，应中部信众的要求，在台中港区综合体育馆举行恭迎法会，三月十七日，前往南投中台禅寺供奉。之后，三月二十六日再度回到佛光山，三月三十日，于高雄体育场举行十万人通宵念佛恭送法会；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从小港机场起飞离台，前后共三十七天，有台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五百万人瞻仰礼拜。

由于这样的因缘，三月三十一日恭送佛指舍利回到西安这一天，听说江泽民先生也同时抵达了西安。据李玉玲女士后来告诉我，江主席在北京临上飞机时，听到别人说，我将要和达赖喇嘛共同兴办大学，江泽民先生当时还责怪了李玉玲女士。我想，我们的会面，可能因此就作罢了。

一直等到二〇〇六年，在杭州举行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典礼后，经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蒋晓松先生等人的安排，让我和江泽民先生在上海会晤。

记得江先生跟我见面的第一句话，他说：“过去的种种，一切到此为止。”说时并用他的手作势一挥，我想他的意思，大概就是指许家屯事件带来的种种误会，经过今天的会晤，这个往事就不去谈了。究竟此事谁是谁非，因为江泽民先生这样裁决，我们也愿意让它成为过去，从此就不再提了。

江泽民先生跟我会晤的前后，也有许多好事的安排。例如，二〇〇四年时，两岸共同发起的梵呗赞颂团，联合到香港、澳门、洛杉矶、旧金山、温哥华以及台北等地展演。

当时，有大陆佛教界给予的帮助，以及佛光山一百多位的法师参与，由慈惠、慈容、永富法师，大陆田青教授，国家宗教事务局齐晓飞副局长，中国佛教协会圣辉、明生法师等率团，各处的演出，均在当地造成轰动，引起热烈的回响，成为两岸的盛事。所以那时候有“政治未通，宗教先通”的美谈。

我第二次又应江泽民先生之邀见面，也是在上海。因为其时他已参观过我们在扬州建设的鉴真图书馆了。他到鉴真图书馆时，佛光山派妙士法师前往接待。他看到一个庄严的年轻女性出家做比丘尼，好奇地问妙士法师：“你为什么会出家呢？”

妙士法师回答说：“主席，你选择改变中国；我出家，是选择改变自己。”

因为当时社会正流行一本江泽民先生的传记，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是由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撰写。江先生一听妙士法师的话，非常欢喜，频频点头；后来在鉴真图书馆也和妙士法师谈话参观，足足逗留一小时之久。

我和江泽民先生第二次谈话时，由经常在大陆出入的数位常随众法师陪同。江先生很高兴，跟我谈起佛学来。从《金刚经》到《瑜伽焰口》，他甚至能把《瑜伽焰口》里的《召请文》从头到尾背出来。

我和江主席原属乡亲，他的家乡和我的俗家，只是数里之遥。只是，我们从不愿意攀亲邀宠，只觉得扬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江先生这种人才，临近扬州六十华里的泰州，也出生了胡锦涛总书记，他们都是国家领袖。实在说，江苏也算是人杰地灵了。

除了我和江泽民先生见面以外，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先生也有多次的相见。他那时候是国台办主任，代表中共中央跟我在湖南、上海、海南岛等地谈过话。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他来台湾，到佛光山访问时，基于彼此的友谊，我们给予他隆重的接待。

陈云林先生离开国台办之后，由驻日大使王毅先生调任国台办主任，我和他在北京也有多次的约谈，深深地感到王毅、陈云林担任台办主任都是一时之选。

其他像国台办副主任叶克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孙亚夫，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郑立中、副会长王富卿、驻澳门办事处主任戴肖峰，乃至原外交部长助理，现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武韬及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等，我和他们都有过往来的交谊。

此外，如前后任的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女士、杜青林先生，我也曾出席他们在钓鱼台的邀宴。感念中共领导人对于台湾来的宾客，都是给予优渥的接待。

甚至在此中，也结交了北京市前副市长张百发老先生。张百发先生，生于一九三四年，河北香河人。老副市长爱好京剧，为人热情，曾经要迟小秋女士带领北京青年京剧团，为我举办多次“堂会”。对于迟小秋女士与那许多名家唱的京剧，我实在不懂。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华文化总能揣摩一些意境。尤其，堂会的演出都是素面清唱，配上二胡、板鼓的节奏，令人听了真是叹为观止。

二〇一〇年五月，我到了北京，张百发老副市长在长安大戏院再度邀约京剧各个名家演出。有京剧世家谭门代表谭孝曾，马派再传弟子朱强、马小曼，言派须生最佳传人任德川，奚派须生领军人物张建国，以及五大旦角流派：梅派掌门人梅葆玖、程派传人迟小秋、荀派真传弟子刘长瑜、尚小云大师亲孙女尚慧敏等等。他们告诉我，全国的京剧菁英都齐聚在此了。

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堂会”，但是我懂得是他的盛情难却。像二〇〇八年八月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要邀我参加开幕典礼。我们一团人由慈容法师领队，到达北京后，就住在张百发先生安排靠近“鸟巢”体育馆的附近。那一天，我参加了十万人的开幕式，体育场里密不通风，热得像火炉一样，领教到参与体育竞赛固然不易，观看的人也是非常辛苦。

大陆为了举办这次奥运会，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北京城几乎做了一次改头换面的革新，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世人之前露面的第一次。尤其获得的金牌数，自信可以获得世界总冠军。那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到达现场致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等人，也都参加了开幕典礼。

这许多好因好缘的成就，当中要感谢国家宗教事务局，像叶小文、王作安局长，齐晓飞、蒋坚永、张乐斌副局长，外事司司长郭伟女士等等，他们对促进两岸文化、宗教的来往交流，都是有口皆碑的。

除了宗教事务局之外，文化部也给我深厚的友谊。从蔡武部长、副部长赵少华女士、王文章、周和平先生等，尤其二〇一〇年五月，我的一笔字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和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讲演，他们的助力最多。

过去承蒙大家的爱护，一笔字曾在湖南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地都做过展出。但是我知道，北京中国美术馆有一定的指标意义，不是相当的因缘条件，不可能给予五个展厅，而且完全是作为馆方的展出，不收费用。如果没有文化部和宗教事务局的促成，我想这是无法做到的。

一笔字在北京展出的时候，除了许多中央领导人，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也前往参观了。李瑞环先生和张百发先生一样，同是一九三四年出生，天津人。他曾经写了两副对联给我，一副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另外一副是：“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记得我是在湖南长沙旅行的时候，正在湖南省委副书记谢康生请我的宴席上，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做了这二首诗偈。我实在感谢他的好意盛情。

后来我到海南岛弘法，与李瑞环先生会面的时候，他提到，共产主义与信仰宗教并不冲突，尤其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非常密切，如果把佛教的元素抽掉，就不名为中华文化了。可见，中共国家领导人他们对宗教也有开明的地方。

从李瑞环先生，就想到曾任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生。贾庆林主席，一九四〇年出生，河北泊头人，身材高大魁梧，完全是北方汉子的样貌。我和他有多次的会面，第一次是在海南岛。那时候，宗教事务局在海南岛召开“海峡两岸佛教圆桌会议”，贾主席也前往和大家见面讲话。我们列队和他握手，当他握着我的手时，停顿了很久，告诉我说：“欢迎你到大陆来。”

他跟大家致词时表示，从佛指舍利莅台供奉，在厦门举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到梵呗赞颂团的展演，对两岸宗教的交往贡献很大等。

佛指舍利恭送法会

二〇〇二年，大陆以“星云牵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十六字原则，由台湾佛教界联名签署成立“台湾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委员，恭迎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来台供奉，为海峡两岸交流跨出新页。

佛指舍利于二月二十三日抵达台湾，二十四日假台湾大学体育馆举行恭迎法会，并在台北体育馆、三峡金光明寺、台中体育馆、南投中台寺、高雄佛光山等设坛供奉，有五百万人礼拜。

三月三十日，高雄市立体育馆举行恭送法会，有十万人通宵念佛，隔日搭乘专机返回西安，圆满在台湾三十七天的供奉行程。

后来别人告诉我，从贾庆林主席的讲话、专注的握手中知道，他是为我到海南岛的。为什么？因为他讲两岸宗教往来的三件事情，都是佛光山做的事。他们说，我的问题应该都解决了。

他们竟然可以从贾庆林先生的握手动作，体会出别的涵义来。如果真是这么说法的话，那我真要感谢中共这许多领导人的人情味了。

此外，我在北京前后也有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承蒙他约见。二〇〇八年四月，在毛泽东使用的湖南厅上，承他说我爱国爱教，并且表示对我在《联合报》发表的《体念苍生·感谢台湾·我拒公投》那一篇文章，最为欣赏。

撇开他的赞誉不谈，记得当时我跟他说：“两岸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来往、联络。连战先生已经到大陆访问过了，现任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应该也可以邀请他到大陆访问啊！”他即刻说：“吴主席要来的话，我们热烈欢迎，隆重接待。”

就为了这两句话，我回来告诉吴伯雄主席。吴主席听了说，正好，因为两岸协商七月一日飞机要直航，现在需要有此一行亲自签字。不久，吴伯雄先生于五月底就赴大陆访问，除了安排与总书记胡锦涛、政协主席贾庆林会面之外，他也亲自专程赶到我在江苏复兴的祖庭大觉寺礼祖。当时，中共许多领导人很感惊讶，没想到台湾政治的领导人，竟然这么样公开地拥护佛教。我也感谢吴伯雄主席此行，对大觉寺的建设发展，有着非常正面的帮助。

二〇一三年二月初春，我应邀随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团”赴大陆访问。代表团二十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见面时，他对我说：“我看了您不少的书。”我说，我写了一幅字“登高望远”送给您。我的意思是，现在习总书记“登高”了，未来还要“望远”。

二〇〇六年，习先生还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我前往浙江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当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后来他在浙江兴建“弥勒大佛”，我还为此尊佛像题名“人间弥勒”。

访问团推举三名代表发言，承连战主席让我首先讲话：“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如兄如弟，在一个中国的号召下，希望促进两岸和平往来，是当今的急务，两岸人民不断来往，除了政治、经济之外，文化、宗教、民间、各行各业促进交流，必定对两岸的将来有巨大贡献。”

二十六日，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国家主席胡锦涛见面。胡主席对我说：“您对佛教、海峡两岸的贡献很大。”我说：“您倡导的‘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未来的标杆。”

随后，我在北京威斯汀酒店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说，因为大陆面积大，台湾比较小，大哥对小弟要爱护；并以五根手指头的譬喻，说明小拇指靠近道德，大拇指有实力，但五根手指头需要和谐，握成一个拳头才健全，才会有力量。两岸关系过去都是讲政治、讲经济，但也不一定那么硬性只讲政治、经济，而是要在文化上多来往，宗教上多来往，民间多来往。我与习近平总书记见面时也是如此建议，希望以后真能这样做到，会加速促进两岸和平。习总书记表示，新一届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我和中央领导人的往来，大约就如上述。其他的省级、县市领导人的一些友谊，实在无法一一叙述，只有心香一瓣一并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