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序《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

老早听到过田间的名字，说是一个“牧歌诗人”。既然已经是诗人了，我就不特连做诗的人不想见，纵是诗也暂缓拜读。因此田间在我始终是很生疏的。当然这是因为我对他有成见。成见是要不得的东西，却不是无来由的东西。我并非对“田间”本人有成见，也并不是对年轻诗人有成见，是因为有过一些不知怎么就出了一点名的人，这些所谓的诗人、小说家，就顶上那眩人的桂冠，满身不忘时时放射着艺术风味，“司丹康”和“法兰绒”西装，趾高气扬，徜徉过市。但不久之后，这些所谓诗人艺术家也者，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样经过几次之后，无形之中我便有一点成见。凡是无名者和他的作品我都愿意从那里发现一些好的，有希望的；我愿意在那里得到一点东西和贡献一点微力。至于太骇人的诗人、艺术家，我就不免有意躲避。但这次，田间却用他对生活和对工作的严肃努力以及学习的勇敢虚心打破了我的成见。现在田间在我不特是不生疏，而且我还时时在一些同志面前提到这个名字，愿大家学习他的勤恳。在他的这本诗集前边说几句话，也是这个意思。

他是在临汾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不过，当我们住在洪洞的万安镇时，他就来住过几天；他来的时候，我已去离十里路远的马牧村了。几个国际参观团的朋友在那里要我去多谈几次话。后来我回来了，一到房子里就有同志告诉我，说田间已在这里住了两天，是特意从临汾走来的，仿佛是要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里来。我是希望所有的作家们，都不放过这一个抗战阶段的生活，如果能四方八面跑，到一些实际的工作团体或是部队里去，不特是对抗战宣传，而且对文艺建设，也能尽很多力量，所以我是非常欢迎的。然而又常常顾虑，像我们这末一个纪律严谨，生活劳苦的集团，这些在上海逍遥惯的文化人是否能勉强过一阵。我们大部分团员都热情认真，习惯了思想斗争和生活检讨，而作家的工作和生活的自由性范围要大一点。那末，如果他们不习惯的时候，是否可以因为写了点诗或小说就需要不同等待遇呢？这自然是不能的。与田间见面之后，他的温良纯厚，又使我对他工作的能力起了怀疑。不消说，演戏唱歌作画他是不会了，演讲，接头，以及组织民众工作等，也将因他的沉默而得不到成效。管理总务上的事吧，不成，他不见得能处理对外对内的一切事务。那末参加通讯股的工作，多写点通讯吧。然而做记者也不是容易的，他必须会找材料，会发现问题，有政治头脑，分析清楚，权衡轻重，以及如何使文字经济动人。我对于田间的一切都不大信任，我很愿意帮助他，使他能更多地与大众接近，但吸收到服务团来，却不敢一下决定。于是在几次谈话之后，我答应到临汾再解决。而四天勾留，三个会（一个托派理论讨论会，一个与万安镇民众庆祝元宵及春耕运动大会，一个是彭副指挥来讲战略与策略的问题），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后来经过一番考虑，在临汾时我就让他参加了。很多同志都对他另眼看待，似乎客气一点。我便再三叮咛他，一切都应该与全体一样，劳苦吃力的工作要抢着去做，要关心政治，关心团内整个工作，这样你才有兴致……他很高兴，忙着去买了一套灰布军装，在行列中走着；在车站他用力帮着抬道具箱子，羞涩地偏过头去悄悄拭汗。开大会的时候他发言了，洋烛光在他脸上跳跃着。他出去采访，运城的盐池是他的第一篇通讯，用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田间的名字在《新华日报·团结》上发表了。在西安几次公演的时候，他整天坐在印刷厂印说明书，印特刊，而且在戏院的门口卖着。他同我去参加文学座谈会，发言不少，同我到学校去演讲，讲中日问题。他克制着自己同许多个性不同的人相处得很好。一有空的时候，便伏在小桌子边写诗。有两次他将写好的通讯稿给我看，我贡献了他许多意见，如果要采纳我的意见，这篇稿子得重新写，我想他一定是不愿意的，头一天就刚刚发生过这样的事，但田间却说重写吧。他对工作不惮烦，虚心无骄气。田间脑子虽说很活泼，人却不活泼，于是有同志批评他，说他不接近群众。现在田间在球场上出现了，有时也站在歌咏队的后边唱歌。田间当然还有许多缺点，对于坏倾向的优容，对于政治问题检讨的热心不够，但我相信在田间努力上进的途程中，将逐渐的纠正过来。

至于诗，我实在是外行，我说我很愿意读他的诗，因为那里面，每篇都有一点感情，诗要能写得有感情，在中国还不很多吧。

一九三八年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