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〇一期编者的话

《文艺》出版到一百期，合订起来已是厚厚的一本。但当回顾这半年的辛劳时，却只感到一种重荷，因为它曾经占去读者很多时间。个人是否尽了编者应有的责任，愿意更听取些责难，也想趁这机会，说几句话。

《文艺》占《解放日报》八分之一的篇幅在边区出现，是第一次，以前不可能有。这时因为党报扩大，需要以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的作品。同时，来到延安的作家们缺少发表文章的地盘（去年这时只有一个《文艺月报》）。加上边区军民对文艺生活感到缺乏，他们要求文艺学习。而且许多青年作家，也愿意有那么一个地方能把自己的作品供给大家并征求意见。《解放日报》一开始，文艺栏就担负着几层任务：一、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二、尽量培养提拔青年作家；三、反映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四、提高边区文艺水平。文艺栏始终在此种精神中进行工作（编者本人对副刊更不愿采取报屁股，消闲，小玩艺，吃甜点心的作法）。这时文艺栏，及改版后初期的《文艺》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较长的缺点。当然其中也的确有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譬如在延安的作家几乎全是杂志的作家（写长文章的），不常为报纸写作。而短小的报告速写之类又因交通的关系，收不到很多稿子。在有限的篇幅中，不愿使其太单调，不能不登载两篇以上的作品，以致常常一篇小说要连载两天或三天。这种不活泼、不能提高读者兴趣的缺点常常使编者们不安。于是在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在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更尽量登载有关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作品，把小说所占比例减少很多。直到现在，编辑的方法都是这样的。编者今天检查过去的工作时，是有其得失的，现在先说所得。

《文艺》中出现了三十几个作家是新人，其中有不少甚具写作才能，虽说只登载了他们很少的一点文章，然而却在读者群中取得很好的反映，很多读者来信时都把这些名字经常提到。如灼石的《二不浪夫妇》，葛洛的《我的主家》，邢立斌的《回家》，叶克的《猎人的故事》和《科长病了》，温馨的《凤仙花》，平若的《温情》，鸿迅的《厂长追猪去了》等，这些文章虽然还不能说是很完整的作品，但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们努力把握到的技巧，他们已经不是茫然从事写作，而是已经摸索到一点路径，懂得如何处理题材，以及抓得一些很好的表现手法。这些作品都是在五百万字的来稿中选取出来经过编者们两度至四度的审阅的。我希望这些作者们更深沉些，更努力些，更谦虚些，将来，工作的成果，会使你们更加充实。

其次是所有五百万字的投稿者。虽说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把这些作品全刊出，但这里并不缺乏较好的在我们是割爱了的作品。假如没有这样多的来稿，编辑就不会有这样的从容，给予读者的失望就会更大，而我个人所受的良心的惩罚就将更重。这些作者在严肃地努力地写作，都有希望成为很好的文艺工作者，作为《文艺》的柱石。

第三是读者们的热诚拥护。假如没有读者们坚信《文艺》的重要，《文艺》的命运是岌岌可危的。假如没有读者们经常提意见，我们就无从考验《文艺》到底起了些什么作用，如何改进，使它更合乎广大读者的要求。

最后是延安所有的有成就的作家们的协助。

现在再谈我们的不足。

应该受责备的是没有尽最大的可能，征求搜取反映前方生活的速写，成为《文艺》的缺憾，这种最为读者欢迎的稿子，登载得太少了。

没有把所提到的几个文艺上的问题如“作家与生活”，关于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论争，以及文学上的语言问题等等多方展开讨论。延安对于文艺运动的自由讨论向来就不热烈，而《文艺》负有这种使命。虽有企图，却未达到。尤其是反对主观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排外与排内的宗派主义的文艺理论与创作的清算，虽说这似乎应该由我们的理论家负主要责任，然而作为一个党报的副刊却默默无言是要不得的。

缺点自然还很多，小小的毛病随时都可以发生。只要觉得《文艺》有它存在的价值，编者就该更耐心些，谦虚些。作者和读者更能多给予些宽容和帮助，那事情就会进行得更顺利，更完满。

最近我大约要离开报馆，工作不久就告一结束，但不管我离开多远，我是不会和《文艺》无关的，也许我会更多地替《文艺》写稿。只要我有空，有什么文章或问题需要垂询时，仍可寄给我。我暂住文抗，投寄稿件请径寄文艺栏收。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