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判词最高峰：《清明集》

这本书叫《名公书判清明集》，就其整体水平而言，是中国古代判词中最好的。这是一本由当时的名人写就的优秀的公文和判决书的合集，写成于南宋晚期。“名公”就是指有名的人；书是文书；判就是判词；“清明”指案件处理得清正明白。它与唐代的判词不同。唐代是拟判，清明集则是实判，也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判词。所以这本判词集的选择标准也不是辞藻华丽，而是“清明”，即案件处理得公正。

为什么说他是我国古代判词中的最高峰呢？有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宋代是我国古代法制最发达的一个朝代。陈寅恪先生说过：“中华文明的发展造极于赵宋。”那是一个商品经济和法律制度极度发达的社会。许多法律制度在今天看起来都是极为合理的。二是宋代是我国文人地位最高的一个朝代。在这本判词集中，时刻可以体会到审判官思想的自由与洒脱。这是其他朝代所不具有的。这对于法官的法律适用和文字表达是极为有利的。

但这部书在史学界的名声却远远大于在法律界的名声。因为都是真实的案件和判词，所以“清明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它真实地反映了南宋晚期的社会生活。其中不仅有司法状况，而且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有很多专门的学会和刊物从事清明集的研究，甚至日本的“清明集”研究也很兴盛。

这种状况多少让我觉得有些不应该。我总想将“清明集”翻译成白话，发挥它在法律界应有的作用。让现代的法官能够参考一下，看看该怎么样办案子。这样的愿望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甚至我还想，能不能编一本《中国当代法院清明集》，和宋代的这本“清明集”比一比谁更加清明呢？

从这本“清明集”中我们也能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记得有一篇《竞渡》的判词，其中的当事人名字都很怪：詹万十四、吴百十七、朱细十七、诸葛大十官……这是中国人的名字吗？的确，当时的中国人就是叫这种名字，四个字并不少见。与今天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同。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应是一个变化的概念，而非固定不动的。我今天所谈到的传统文化和所谓的国学，其本身也是在变化的。今天四个字的名字非常少见，宋代是常见的。今天中国人使用桌椅，秦汉时却是席地而坐，桌椅却是胡床。今天我们围桌共餐，鸿门宴上刘邦、项羽等人却是分餐的，甚至比今天的西方分得还厉害。由此可见，什么是传统文化，还真应当好好思考一下。

有变的，就有不变的。司法的精神实质不会改变。这些真实的诉讼记录向我们如实地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司法状况。作为一个学者，你可以指出宋代的实体法、程序法与今天有多大的差异；但作为一个办案多年的法官，我却可以说，从适用法律这一点上来看，那时的法官与今天的法官几乎毫无差别。

下文推送的不是判词，而是一篇名为《示幕属》的公文。这是一名叫蔡九轩的官员写给自己的下属们的半命令半规劝的公文。通过这篇公文可以看一下那时的司法环境，与今天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示幕属

我掌管九州的刑狱，关系重大。其间经常有外面的官员来到我这里，直接进到官衙，也不管是什么事情，徇人情，坏法度，书信联络，甚至夹带传票等类文书，到官衙来嘱托官司的事情，把法庭变成了交易的市场。以前经常和大家说这个意思，大家也都听从了，但时间一长，又怕大家松懈了，所以还希望大家坚持不懈。

前些天程右司来信，说我派人嘱托他办的一件事情，已经给我办好了。我自我反省，从来没有委托下属到他那里办什么事情呀？怎么会出了这样的事情呢？

故而还要求诸位每天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只准带一名为人老实的随从。我会让秘书等在官衙里听差。如果需要案卷，告知秘书，按照案件分别调取，不可让随从擅自参与案件，打听消息。可能这样做，我的职守才不至于败坏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举措，实在是为了保全大家呀，万望诸位支持理解。

哎！古代有句话叫悍吏难管。蔡九轩是一个干练果敢的人，从他留在清明集中的判词可以看出，他的作风是很强硬的。但他对于自己手下的僚属的一些“小动作”也只能半哄半吓，不好过分苛责。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去办私事，他也不好公开追查，只能给大家一起“吃药”。这样的苦衷，恐怕今天法院的领导也都有。一些好的措施，好的想法根本贯彻不下去。而且对于违法违规的嫌疑也不好过分苛求。“水至清则无鱼”，这可能就是任何官僚体制都无法避免的问题。

怎么办呢？其实，衣服穿久了就会坏，房子住久了也必然需要修补。天下哪里有什么万年不坏的物件呢？制度建立了，总要经受现实生活的“磨损”。一定需要有人去不停地维护，不停地修补。这才是正常的。

蔡九轩那里不是没有制度。以前他那里的法庭也曾乱哄哄，人们往来频繁，想必“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些肯定都是违反制度的。蔡九轩已经给大家下了命令，让大家注意。下属也都收敛了许多。但正如他在这篇公文中所说，天长日久，大家又松懈了。我们今天不是也有千条制度，万条规定吗？又有多少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呢？大多不都是天长日久就没人遵守了吗？

订立更加严格的新制度是办法之一，如明令限制来到衙门的人数。然而，这样就够了吗？我们今天不是也很热衷于订立新制度吗？但这些新制度不是同老制度一样，日子一久都无人问津了吗？制度毕竟只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制度当然不行。但首先必须“欲善其事”，想要把事情办好，才会有制度的用武之地。蔡九轩写这篇“示幕属”的目的就是针对新的情况，让下属们警醒。不要越界，不要过分。

同时，上下级之间，地位不同，利益不同。不可能要求大家完全的同心同德。工作还得有人做，不能一味地生硬命令。即使是蔡九轩这样干练的官员也不好对下属过分要求。这也是蔡九轩在文中说自己掌管九州的刑狱，关系重大，让下属们知道自己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的用意。

只有像蔡九轩这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工匠”去时时刻刻地维护制度、修补制度的漏洞，才能让制度得以万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