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实验室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更无从知晓他们为何选择捐献遗体。对他们来说，这里代表医学；而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具具尸体。

对我而言，去解剖室代表了我第一次与死亡真实的接触。入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就要面对满屋捐献的遗体。灰色的金属门里，飘出一阵阵浓烈的甲醛味儿。我犹豫了片刻，壮着胆子用冒冷汗的手推开了门。解剖实验室分成了3个隔间，中间那个隔间沿着墙排列着几张不锈钢桌子，上面盖着深蓝色的布，隐约能看出死者的轮廓。另一面墙上有扇窗户，早晨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投在蓝色牛津布和油迹斑斑的地毯上。所有隔间的门都开着，我环顾左右，看到另外两间一模一样，都有几排覆盖着蓝色牛津布的推床。我走进左边的隔间，找到指派给我的那具尸体。尸体是靠左边倒数第二个，和其他尸体没有什么区别。

那天早晨，我和4个同学一起掀开了那层牛津布，下面是一具女性尸体，微小而干瘪的乳房塌陷在两侧，乳头呈浅褐色。她的头和手裹着一层细棉布，并紧紧地被一个大金属别针扣了起来。那天早晨，大家都很胆怯，根本不敢仔细看尸体，刚看到躯干，就把蓝色牛津布重新盖了起来。两个月之后，我才开始了解她的身体，也熟悉了她的解剖结构。我可以沿着她的脾脏动脉找到腹腔动脉，也可以通过臂丛神经找到正中神经，还可以标记出她整个胃肠道的走向。

然而，我对死亡的认知过程是颠倒的。还未目睹人类垂死前的挣扎，毫无生命的躯体就逼近了我。我对她身体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对其他活人的了解，然而对于她的心灵和灵魂，我却一无所知。

作为实验室标本，带有她个人特征的根本迹象已经荡然无存。固定液彻底洗去了岁月的痕迹，我们甚至无法辨别她的年龄；解剖刀分割开她的身体，使她消失于无形；棉质裹尸布包裹着她，使她失去了面庞。

在对所有死者的悼念仪式上，阿莉莎透露从每具尸体上找出个体的特征有多么困难。她说：“每次，看到新的尸体，我都会在心里默念，这一次会有所不同，他会有明显的特征。然而，每次尸体看起来都没什么两样。所有的尸体看起来都一样。”

在上解剖课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人都做过和尸体有关的梦。埃德·亨德特院长早就告诫过我们，这很正常。我期望每晚梦见的是划动着手术刀和戴手套且操作自如的双手。不过，我翻来覆去地梦到握着尸体的手。在梦中，我们5个人围着推床，站在平时的位置上。显然，我们正在工作。我握着她的手，就像在安慰一个朋友或亲人，鼓励她勇敢面对一场痛苦而可怕的手术。在梦中，我创建出了一种实验室里不可能存在的人性情感纽带。

与这些死者素不相识，我很遗憾，但我却并不想了解他们，了解会带来人性、情感和责任，会因痛苦万分而不忍下手解剖。

假如说首次体验死亡，我面对的只是尸体，而在不久之后的体验中，我面对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就在解剖学结束的前一周，周一下午的“病人–医生”课程上，我见到了萨拉。

74岁的萨拉孤身一人，在死亡的边缘踱步。当我走进病房时，她正静静地躺在床上，双臂交叉着放在腹部，眼睛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床前一道极暗的帘子，将她和邻床的病人分开了，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凄凉景象。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萨拉，本以为只有1年存活期，却活了11年。现在，死神逼近了她。虽然她想平静地接受死亡，但是等死的过程还是让萨拉很愤怒。由于病情的加重和行动不便，朋友和家人都与她越来越疏远。医生们也表现出不想再浪费时间的态度。萨拉对医生们很失望，她把医生们的无礼态度归咎于自己迅速恶化的病情。

“我很清楚，对他们来说，接近一个要死的人是件困难的事，但是他们不和我说任何话，这意味着：作为医生，他们没有给我什么鼓励和支持；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对我也漠不关心。”萨拉说。

还有一些人。16岁的阿曼达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作为“病人–医生”课程的内容之一，我与几位同学一起和她进行了面谈。阿曼达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看电视，她浅褐色的头发随意地扎成一个马尾，皲裂的嘴唇结了一层深褐色的硬痂，中央静脉通路装置的导管从她的病号服里露了出来。去年，她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弟弟死于艾滋病。除了椒盐饼干，她不吃别的。她已经有一年多没去上学了，现在，她几乎整天都在看电视。我们问她最喜欢哪部电视剧，她说：“我不知道。”问她最喜欢哪位男演员，她说：“我不知道。”问她最喜欢做什么，她还是回答：“我不知道。”她已经自暴自弃了。

丹和史蒂夫也是艾滋病患者。在选修“危重病人的生活”这门课的时候，我拜访了他们的家。这门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疾病晚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疼痛管理、临终关怀医院的护理等。当我走进他们的家时，史蒂夫正躺在床上。丹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到起居室的摇椅上。

丹看上去气色还不错，而史蒂夫则面容枯槁，骨瘦如柴，淡蓝色的眼睛周围有着深深的黑眼圈，一看就知道是到了慢性病晚期。

当我结识丹和史蒂夫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人生的长期规划，正计划进行一次拍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死后，家人不会妥善保管他们的古董。不过，即便是濒临死亡，他们也不忘给自己的猫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减肥。

我经常会想起他们俩。当第一年圣诞节临近时，我又想起了萨拉。医生们估计她活不过12月。但是当我计划圣诞假期回家的时候，还是很想知道萨拉是否还活着——她能和家人重归于好吗？她和朋友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密切吗？

我发现自己牵挂那些垂死的病人。即便面对死亡，他们也在为活下去而奋力抗争，为活得更好而努力挣扎。我被他们的无畏吸引。当我逐渐深入到这些病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担忧中时，我对临床工作和“病人–医生”课程产生了热情。刚进医学院的时候，我还不确定是否要做一名执业医生。现在我发现，我并不喜欢从事纸上谈兵的伦理学工作，我想要的是真正走到病人中间。

有时候，死亡好像无处不在。在解剖室里，最终，我们打开尸体头上的裹尸布，剖开颅骨，解剖大脑，一切都很顺利。今天我和一个病人面谈，他昨天晚上差点儿死掉，而且肯定活不过几个月，我们的谈话很顺利。但是回到家里，我养的金鱼死了，真是太不顺了。我哭了足足有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