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密得法、不拘一格的尉迟乙僧

大约与阎立本同时，来自于阗国的尉迟乙僧也是人物画的高手，然而或许是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其艺术风格却迥然不同。史载，他的作品构图险峻、意象新颖，善于处理复杂多变的画面，“千变万化，实奇踪也”（《唐朝名画录》）。在技巧上，他疏密得法，不拘一格，“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历代名画记》），对盛唐时期的吴道子当有重要的启示。相传，他生前的影响已然很大，一幅扇面竟“值金一万”。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他“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物象，非中华之威仪”。可惜的是，尉迟乙僧的《外国人物像》《龟兹舞女图》等大量作品均未能流传下来。所幸的是，我们可以从章怀太子墓中的那幅不知名作者的《客使图》（018）上看到类似的题材和风格。该壁画中的人物不仅衣着不同，形貌各异，就连神情、举止也显示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民族特征，真正做到了形神兼备。

018 章怀太子墓前室西壁南侧的《客使图》

除风景、人物之外，隋、唐时代的花鸟画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花鸟画起源于彩陶、青铜和画像石上的纹样，因而比山水、人物画起步要早。然而直到唐代，花鸟画才成为专门的画科。仅据《历代名画记》和《唐朝名画录》等唐人的著作统计，当时能画花木禽兽的，约有八十余人，其中专攻此道者亦有二十余人。这其间，薛稷的鹤具有开启先河的意义。李白与杜甫这两位大诗人都赞美过薛稷的鹤，前者云：“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后者曰：“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似长人。”（《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可见生动之至。薛稷的鹤不仅形象不俗，而且渐成范式。他的“屏风六扇鹤”，以六只形态各异的仙鹤装饰屏风，成为后代沿袭的样本。

总之，隋及初唐的书法和绘画均具有融汇南北而创立新风的意义。尽管此时的胸襟尚不及盛唐的开阔，此时的色彩尚不及盛唐的绚丽，此时的题材尚不及盛唐的丰富，此时的骨力尚不及盛唐的强劲，然而新的审美风范已然超越了北朝的古朴和南朝的空灵，而向着雍容典雅、恢弘壮阔的盛唐挺进。这一挺进是大胆的、全方位的，是重新建立法则和理想的，因而是“万象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