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日英同盟”与日俄战争
作为大英帝国称霸世界象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1901年1月22日去世。一年后的1月30日缔结了日英同盟，其主要内容是：为了维护英国在大清帝国以及日本在大清帝国、朝鲜（大韩帝国）的利益，两国相互援助；如果一方与第三方交战，另一方必须严守中立；如果一方与两个以上国家交战，另一方则有义务参战。
此前一直很体面地维持着孤高状态的大英帝国与远东小国，亦即被视作“黄祸论”标靶的岛国缔结了军事同盟。在南非战争的苦战中，大英帝国已然意识到单凭大英帝国一己之力无法用军事来统治世界，这是其反省之后的路线调整。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俄罗斯帝国一直在寻找不冻港。为了阻止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政策，大英帝国把在东端即在亚洲阻止俄罗斯南下的任务交给了日本。
日英同盟的签订也与如下事件相关联：俄罗斯帝国以法国资本为后援，即将建成西伯利亚铁路，如果西伯利亚铁路与南满铁路连接，就可以出入大连和旅顺港。通过“三国干涉”事件，大连和旅顺已经成了俄罗斯的租借地。“英国”为了“填补军费亏空”，利用了在伦敦的夏目漱石写给正冈子规的信中所说的“日俄两国冲突不断”的状况。
总算是被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大英帝国认同。人们非常幼稚地为此感到高兴，大日本帝国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中。针对日本的这种状况，伦敦的夏目金之助在3月15日写给岳父中根重一的信中首先批评了日本人的单纯，然后提到了大英帝国的失败。他指出，在英国，阶级制度固化，听任贫富差距的扩大，国家失去了优秀的人才，只是那些愚蠢的有钱人在统治着国家。他还警告日本不要重蹈覆辙。
日本如果和它处在同样的境地（事实上正处在同样的境地），在那些社会底层人的智识发达的将来，会发生大事。如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有不足之处，但其学说出现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属必然。
作为“纯粹的理论”尚有“不足之处”。尽管持保留态度，金之助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出现“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乃是“必然”之事。在同一时期的“手记”中，金之助首先指出“英国人自认为是天下第一强国”，然后他反问道：“今日之英国难道没有灭亡之日吗？”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见证了日不落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完全崩溃，也见证了其后的美帝国崩溃的现实。这是我们在21世纪重读夏目漱石的理由之一。
1903（明治三十六）年1月，金之助从伦敦回国，并在该年的4月出任第一高等学校教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其时，日本的报纸围绕着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分主战和非战两派。最强硬的主战派乃是东京与大阪的《朝日新闻》。福泽谕吉（1835—1901）创办的《时事新报》《大阪每日新闻》《国民新闻》也是主战派。与此相对，《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二六新报》《万朝报》则是非战派。将此种对立状态一举推翻的乃是发生在该年6月10日的“大学七博士”事件。
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户水宽人为首的七位国际政治学教授，向桂太郎首相提出对俄强硬论的意见书，围绕这一事件引发了报社的新闻大战。七博士的主张是：欲守卫日本则必须守住朝鲜，欲守住朝鲜必须防止俄罗斯帝国对“满洲”的入侵。因为俄罗斯正觊觎“满洲”，所以应早早开战。
最先是非战派的《二六新报》独家登载了这则消息，可是内容有误。6月24日，《东京朝日新闻》公开了全文，迅速点燃了开战论的火种。为这事户水被暂停公职，因为法科大学教授会向文部大臣提出过抗议。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山川健次郎被迫辞职。围绕着言论与学问的自由而展开的大学方同文部大臣方的对立，在报纸的报道过程中被偷换成开战还是反战的对立，开战的舆论高涨起来。原本是非战派的《万朝报》的主编黑岩泪香在10月8日发表“战争已不可避免”的转向宣言，转到主战派一边去了。
内村鑑三（1861—1930）以及幸徳秋水（1871—1911）、堺利彦（1870—1933）等非战派的社论阵营都从《万朝报》退出，内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义上是日俄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两国的帝国主义的冲突”（《万朝报》，1903年9月4日）的本质，戳穿了这一帝国主义战争的面具。商业媒体将正如甲午战争以来用“卧薪尝胆”这一四字成语所表达出来的国粹主义一气转换成了对战争的欲望。
在1904（明治三十七）年之后，所有的报纸内容都成了清一色的战争报道。战争报道以全体国民的规模被商品化，这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历过了。既然战场在外地，身处内地的家属只能通过报纸的快报来了解出征士兵的安危。各大报社都往战场派出特派员，最大限度地使用电信、电话，投资设备购买新式印刷机等，展开激烈的号外大战。大日本帝国的全体臣民都渴望得到关于死亡的信息。关于战争的信息全由政府管理、统制，只有那些让战时民族主义高涨的打胜仗的消息才会被有意识地发布出来。现实中的是死是活这种关于战场的想象力被封固起来。
《旅宿》（《新小说》，1906年9月）创作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既是主人公又是故事叙事者的“画家”虽为男性却没有去参军，他在那古井温泉邂逅了同银行家离婚后回娘家居住的那美。他在火车站送别那美的表弟久一出征时这样想象战场：
只要车轮一转动，久一就不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了，会去遥远的地方。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就在硝烟弥漫中劳作。在红色的血液中跌跌撞撞，胡乱地翻滚。天空中有巨大的轰鸣声，行将去那个世界的久一站在车厢里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们。
这一朦胧的缺乏具体性和现时性的战场意识，俨然是刚睡醒后想起来的梦中光景一般。在推行战争的国家，站在枪杆子后面的人们的那种停止思考和感觉麻痹的典型形象在这里被凸显出来。起初，帝国主义战争对身处后方的人来说，是在不曾去过的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遥远世界”的事情。但是，我们已体验过把无差别的空袭作为最大战略的战争，那种战争不存在前线和后方。不是“天上”，就在我们的脚底下会突然“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安静、平和的日常生活变得“鲜血淋漓”，我们每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这里同样有我们在21世纪重读漱石小说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