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职业作家“夏目漱石”的诞生
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部《旅宿》感动了因为在甲午、日俄两战中建立速报体制而扩大了经营的《大阪朝日新闻》的主编鸟居素川，也引起了该报老板村山龙平的注意，这成了夏目金之助以写小说为职业的契机。
日俄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作为每天的主力信息商品的死亡信息断了来源。各大报社还没有完全收回投资设备的成本，就陷入到读者锐减、经营困难的境地。大阪、东京两地的《朝日新闻》也不例外。自该报创刊以来一直担任评论的须藤南翠、关新吾、小宫山桂介、三品长参郎等老资格员工都在1905（明治三十八）年被迫辞职。可以举一个在当时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为例。《东京朝日新闻》的主编池边三山曾对此前负责收集俄罗斯信息的长谷川辰之助说，如果不回到以“二叶亭四迷”为笔名去写小说的话恐怕就职位难保了。池边三山欲将小说定位成新的主力商品。
就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小学的就学率就已超过了90%。初中生的人数已逾十万人，至于高中，国家已颁布增设第八高中（名古屋）的计划。在那个时代，除了东京和京都，在东北和九州也增设了帝国大学。在“文明开化”路线的指导下，接受了要追赶欧美列强的知识训练的年轻人数量急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池边三山打算把小说这一新进口的文艺类型作为报纸的商品。
池边三山选派金之助在熊本五高时代的学生涩川玄耳和白仁三郎为说客，劝说金之助从1907（明治四十）年2月末起作为专职小说家加盟《朝日新闻》。3月4日，金之助提出了条件。对此，三山回信说：“吾确信，先生之名声日后定会随着朝日新闻的流行而广为世人所知。切盼！”通过报纸这一综合媒体，在社会上制造出“流行”现象并将其商品化的时代已经到来。通过《我是猫》，夏目漱石一跃成为“流行”作家，三山成功地将其商品化。
而且，对于自己被商品化这件事，“夏目漱石”是有高度清醒认识的。尽管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著作权”这一概念，但“夏目漱石”作为提供信息商品的小说家，在3月11日的回信中明确提出条件，“希望和报社老板签订合同”。具体条件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刊登在《朝日新闻》上”，这些作品的“分量、种类、篇幅、长短以及时间的安排”由自己“任意”决定。报酬是“月薪两百元”，“年中年末的奖金”和“其他职工一样”，“由双方商定，为每个月工资收入的四倍”。他希望拿到2400元年薪，800元奖金，一共是3200元。他之前在大学任教的年收入是800元，在“一高”（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预科——译注）的收入是700元，在明治大学的收入为360元。所以，他的收入增加了许多。
如果要在其他的活字媒体上登载“文艺作品”，必须要得到《朝日新闻》方面的许可，但如果是“在谁看来都”不是“文学性的”“边角文章”以及“学术性论文”，则自己有“发表的自由”。而且，漱石还“要报社的老板保证”自己的“职位安全”。
以上就是“夏目漱石”所开出的条件，他在1907年4月加入《朝日新闻》社。在“就职演说”（《朝日新闻》，1907年5月3日）中，夏目漱石这样宣称道：
如果说报社是买卖的话，那么大学也是买卖。如果不是买卖的话，恐怕就没有必要想当教授、博士，也没有必要想提升工资。更没有必要做敕令官了。正如报纸是买卖一样，大学也是买卖。如果说报纸是下贱的买卖的话，那么大学也是下贱的买卖。只是有个人经营和公家经营之差而已。
这是很有挑衅性的发言，把“大学”和“报社”等同起来，根本性地颠覆了当时的职业观。把“报社”定位成“买卖”的正是劝他入伙的池边三山。在1896（明治二十九）年的“就辞演说”中，三山曾宣言“所有的新闻记者要向社会承担言辞之使命”，就正如“农作物”之于“农民”、“工业产品”之于“工人”一样，“新闻记者”是以“言论”为贩卖品的。“夏目漱石”继承了池边三山的这一立场，并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是把“公家”和“个人”相对立起来的观点：“大学”是“公家经营的”，即是国家经营的。与此相对，“报社”是“个人经营的”。所谓的“敕令官”乃是指由日本帝国的“统治者”“天皇”所任命的职务。断绝了“要当教授博士”、在“公家所经营的”组织中飞黄腾达的路子，夏目漱石选择了“个人经营”的、作为报纸小说家的生存之路。
这种将国家与个人对立起来的认识，在《旅宿》的结尾处，在那位既是主人公又是叙事者的“画家”——既没有画在“写生夹”里，也没有对“别人”说起过，只是面对读者以激越的口吻讲述的——关于“火车”的一通议论中明确地表露了出来。
越来越被拽回到现实世界里来了。能看得到火车的地方就是现实世界。再没有什么像火车更能代表20世纪的文明了。数百人挤在同一个箱子里轰隆隆地驶过，真是太可怜了。被塞在里面的人都以同样的速度，停在同一个车站，而且还必须同样地沐浴在蒸汽的恩泽中。说是人坐火车，我却要说人是被堆放在车里的。人家说坐火车去，我说人是被火车搬走的。在没有什么比火车更蔑视个性的了。文明使尽各种手段让个性发达之后，又要使尽各种方法来糟蹋这一个性。现代文明给每个人几平方米的空间面积，让其在这里自由地起居。同时，现代文明又在这狭小空间的四周安装上铁栅栏，威胁说不许越过此栅栏一步。在这狭小空间里获得了自由的人，当然也希望在栅栏之外的世界里获得自由，这是自然的趋势。可怜的文明的国民们，日夜就在这铁笼子咆哮撕咬。文明给予个人自由，让人变得像虎一样威猛之后又使其身陷囹圄，以此来维持天下的和平。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动物园的老虎瞪视着游客睡觉的那种和平。铁笼子的铁棍哪怕是断掉一根，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第二次法兰西革命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如今，每天都在发生个人革命。北欧伟人易卜生就这种革命发生的状况为我们详细地罗列了例证。每当我看到火车凶猛地、毫无区别地把所有人都当作货物时，我就会把囚禁在车厢里的人和毫不尊重个人的这疙瘩做个比较。危险，太危险了，若不小心的话，这太危险了！现代文明里刺鼻般地充斥着这种危险。两眼一抹黑地盲动的火车就是危险标本之一。
“画家”把带走出征日俄战场士兵的久一的火车看作是“代表20世纪文明的东西”。“沐浴着蒸气恩泽”的“火车”和汽船对于欧洲列强来说是在19世纪割据世界的工具。其“在20世纪”的代表则在大日本帝国。通过与大英帝国签订日英同盟，大日本帝国第一次获得了“文明”国的资格，也即获得了可以进行韦斯特法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体制中所规定的作为发动主权战争的国家资格(1)。韦斯特法利亚条约体制认为，只有加入其中的国家才是“文明”国，打着“文明”的旗号，擅自承认对其他“野蛮”地区进行殖民地化（文明化）。
就在国家在“文明”的幌子下发动战争的瞬间，此前被视作“个性”的东西遭到了彻底的蹂躏。之前被认为是很自由的个人，被国家征去当兵，“被塞进同样的箱子里”，“毫不留情地”被送到“同一个车站”即战场上去。个人并非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乘车”，而是“被堆放在车里”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的，只是按照国家的意志，像货物一样“被搬运”去的。
打着“文明”的幌子，将“新大陆”殖民地化的欧洲人，把此地作为“无主之地”，把在欧洲大陆原本是属于“公家”的“土地”私有化。从这里开始了“个性”的“发达”。也就是说，正是“现代文明”“给每个人一点地盘，让其在这个地盘里自由地起居”。不用说，此前曾有原住民生活在这个“地盘”上，但是，原住民没有被当作人看待，殖民者随心所欲地“设置了铁栅栏”。
既然出现了“在狭小的空间里可以随心所欲的人”，模仿他们，把世界上的“无主之地”“擅自”归为己有之后又会怎样呢？“在这个铁栅栏之外也希望能随心所欲就成为了自然趋势”。“文明的国民”，即在国际法上可以行使主权战争的“文明”国家的国民“已经变得像老虎一样凶猛了”。其结果之一乃是南非战争。这个“铁笼子”的“哪怕是一根铁棍断了”又将会怎样呢？那就会演变成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法兰西革命”的防卫战争之所以很快就演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原因就在于此。通过反复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文明的国民”无数次体验到了“世界变得一团糟”的事情。但是，我们尚不能改变“充斥着刺鼻的危险”的“现代文明”。
倘若如此，变革的可能性在哪里？“画家”认为是“第二次法兰西革命”，即“个人革命”。这个“个人”是与“文明的国民”截然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与能够发动体现主权战争的国家不可分的“国民”，而是“个人革命”。
“个人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呢？“画家”说“关于这场革命发生的状况，北欧的伟人易卜生详细地为我们提出了例证”。就在《旅宿》发表的前几个月里“易卜生”去世了。挪威在此之前的1905年为止都不是“文明”国家，即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是瑞典的属国。所以，他是“北欧的伟人”。
在“易卜生”戏剧作品中最有名的当属《玩偶世家》（1879年初演）。曾经默默无闻的做律师的丈夫成了银行的董事，像玩具一样地玩弄妻子即小说的女主人公拉娜。尽管按照法律规定女性是不能借钱的，但她之前曾借过钱的事情被曝光后，她遭到了丈夫的非难。拉娜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待遇，她抛弃了只有在与男性丈夫的关系中才成立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离家出走了。这出戏剧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解放运动相关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旅宿》的女主人公那美与银行家丈夫分手后，抵抗着来自周围的误解和非难，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在“夏目漱石”的报纸连载小说中，必定会出现在日俄战争后新的“贤妻良母主义”的浪潮中坚强生活的女性形象。生活在21世纪的读者我们会被质问能否从这些女性的生活方式中读懂“画家”从“易卜生”那里读出的关于“个人革命”所“发生的状态”的“具体的例证”来？
第一章 战争与漱石
前言
就在夏目金之助快满一岁时，明治政府通过戊辰战争（1868）从旧幕府手中夺取了政权。十岁左右时，因为养父母的离异，他从盐原昌之助回到了夏目家。那时，在最后的内战西南战争（1877）中，西乡隆盛军败给了刚刚通过征兵令组织起来的国民军(2)。
在金之助从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考进研究生院的1894（明治二十七）年夏天，爆发了甲午战争。正冈子规作为报纸《日本》的从军记者去了战场，金之助在送别子规后，去了他的故乡松山中学当了一名教师。而且，在熊本第五高等学校任上赴英国留学之后，在日俄战争第二年的1905（明治三十八）年1月，用漱石这一笔名在《杜鹃》上发表了《我是猫》，开始了其作为小说家的生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个年头的1916（大正五）年的12月9日，对德国军国主义向英法两国渗透一事表示担忧（《点头录》）、留下未完成的《明暗》的夏目漱石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小说家夏目漱石的人生就贯穿在这五场战争中。同时，夏目漱石的小说也是日俄战争的战后文学。而且，就在列强迈进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金之助获得了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在伦敦的金之助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19世纪确立起来的大英帝国对世界的统治及日不落帝国的没落。
进入21世纪后，我们曾真实地直面过美帝国崩溃的现实。一百年前的人类，之后相继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历史重演，战争必然会到来。为了不再重复战争的历史，那就要看我们读者如何来接受、实践夏目漱石在一百年前的忠告：“危险，危险。如果不小心会很危险的。”
1.借“运动”名义的杀戮
Ⅰ “运动”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针对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多处同时并发的自爆式攻击，第二代布什总统实施了对阿富汗的“复仇”战争。21世纪通过与20世纪完全不相同的“战争”方式揭开了序幕。支持对阿富汗实施空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同时又对由他们自己命名的“恐怖”“报复”感到十分害怕。他们虽然明白依靠这样的方法是无法阻止暴力的连锁反应的，却依然通过行使暴力来抑制暴力。难道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联想起人这一物种吗？或者说遵照用语言书写的规则，通过国际协议来制裁暴力防止其再次发生？我们需要在新世纪伊始，尖锐地拷问这些问题。
名为“复仇”的战争报道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报纸。与此同时，一郎（职业棒球明星——译注）获得美国职业棒球联赛首席击球者和盗垒王双料冠军、野茂英雄获得棒球三振王等消息在别的版面上被大肆渲染。即便是在调频音乐台的头条新闻中，体育报道与“战争”报道同等地位地并行播放。这依然是从上一个世纪继承来的话语结构。
体育，即“运动”真的就是人类如此重要的活动吗？
《我是猫》（1905年1月—1906年8月）第七章是以这样一节内容开始的：
咱家最近开始运动了。有人不问青红皂白大肆嘲讽：“区区小猫，还搞什么运动，真是狂妄！”想对这些家伙说句话。说这番话的诸公，在几年前难道不是还不知运动为何物，只把傻吃酣睡奉为天职的吗？要记住，正是他们从前提倡什么“平安即是福”，把袖手闲坐、烂了屁股也不肯离席视为权贵们的荣誉而洋洋自得的。至于频频提出无聊要求——什么运动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游海吧，一到夏天，去山里避暑，聊以餐霞饮露吧……这是近来西方传染到神国日本的一种疾病，可以视之为霍乱、肺病、神经衰弱等疾病的同宗。的确，咱家去年才出生，今年才满一岁。因此，记忆中并不存在当年人类染上这种疾病时是什么情形。而且，完全可以肯定，当时我还没有卷入人世的风波，然而可以说，猫活一岁，等于人活十年。
谷内田正浩曾引用过上述内容，阐明了如下事实：夏目漱石自己卷进了“强健身体马上转换成强健民族，或者反过来说强健民族通过强身健体这种形式来对个人提出要求的帝国主义时代”里作为身体意识形态的“体操热潮”中去了（《健身者们的帝国主义——漱石和世纪转换期欧洲的身体文化》，《漱石研究》第5号，1995年11月）。“我选择的运动不花一分钱，是被称作不需要器械的种类”。但是，谷内田通过漱石日记证明，在1909（明治四十二）年6月27日的日记中曾有“一款体操器材”——“跳绳”、“自己致力于身体锻炼”等记载。
在此基础之上，谷内田就其时刚出版的拙著《重读漱石》（筑摩新书，1995年）中的漱石形象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在小森氏所刻画的漱石形象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其不可救药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在意识形态之外还设定了一个充满自由的错误而虚假的外部，毫无批判地揭示了通过个人的意志或努力，作家就能超出这一自由的空间，获得超越时代的超越性视点。
我曾提出夏目漱石通过在伦敦的体验，转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斗争。上述观点就是针对我这一“漱石形象”所提出的批评。此外，谷内田还认为：“尽管猫在讽刺体操热，但结果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体操进行了一本正经的报告，道出了自己对此热衷的程度。与此正好相同，漱石以及漱石性的存在形式与讲述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口吻完全是丝毫没有被卷入的样子。但实际上总是与该对象融为一体无法区分”，指出不要忽视被卷入“体操热潮”这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漱石。
“因此，认为漱石对于帝国主义式的思考提出了英雄般的斗争，这是轻率的评论。事实并非如此，描写了在帝国主义和对抗它的理论之间，实际生活在这种不断摇摆的晃动中，不是正好看出在这一夹缝中自身不断被撕裂的漱石/金之助的形象来吗？”我同意谷内田的这一批评，但是我想重新来测定“咱家”所说的“运动”这由两个汉字组成的熟语的外延。
“运动”这一二字熟语从明治初年开始作为一个具有多义性的翻译词汇使用。首先是作为“movement”一词的译语。结果，从物体按照时间改变其空间位置到为了达成目的的活动即政治“运动”、学生“运动”等意思，具有较宽泛的幅度。作为“motor”的译语，用于生理学或解剖学方面，比如“运动”肌肉、“运动”中枢、“运动”神经等。“momentum”是“运动”量，“mobility”译作“运动”性。此外，作为游戏性的娱乐和为了体育、保健等活动身体的“sport （s）”的译语的“运动”也在使用。当然，不能忘记的是，“sport”这个单词含有达尔文进化论关键词之一的“突然变异”这一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体育=“运动”也即是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键词。
Ⅱ “运动会”的思想
在“运动”这个汉字熟语广泛地流通、普及至普通百姓阶层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运动会”。《运动会与日本近代》（吉见俊哉、白幡洋三郎、平田宗史、木村吉次、入江克己、纸透雅子著，青弓社，1999年）恐怕是关于“运动会”的最早的综合性研究书籍。通过收录在这部书中的几篇论文来大致了解一下“运动会”的历史。平田宗史指出，1874（明治七）年3月21日，在东京筑地的海军兵学生宿舍举办的“竞技游戏”（athletic sports的译文）是明治日本最初的“运动会”（尽管没有使用这一名称），1878年5月25日在札幌农学校的“力艺”、1883年6月16日在东京大学的“运动会”、1884年1月和4月体操传习所的“东京体育会”以及1885年6月6日的“东京大学预备门竞技运动会”等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举办的。同在1885年，因为时任文部大臣森有礼的教育改革，“运动会从大学、体操传习所普及到了师范学校、中学和小学”（《我国运动会的历史》）。
颁布学制来对臣民施行“规训”（M.福柯）的学校，较之学校更是规训的军队。军队与学校这两个装置，通过军队体操这一身体的“规训”的方法被结合了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运动会”得到了普及。
平田将明治时期的“运动会”划分为1885年至1887年、1888年至1900年、1901年至1912年这样三个时期来列举各自的特征。在第一期，重视体操项目，是把多所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聚集在附近的原野、海边、神社、练兵场等开阔场所来举行”的“远足行军”搭配起来的“军事教练”型“运动会”；第二期也是联合“运动会”。但是，“项目的种类增加了”，“推出了许多游戏竞争性的项目”。第三期是在小学就学率达到90%左右的时代，在“单独的学校”举办的“校园”运动会开始出现。
吉见俊哉指出，“近代一方面把这种规训式的权力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并不是通过对节日的压制，而是通过对节日的发明、再编、关于个人的日常性和非日常性的新的行动方式的创造来达成的”，在这一逻辑中来定位“运动会”的基础上，吉见指出：“尤其是运动会是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一方面明治国家的精英们在作为意识形态装置的学校这一空间里试图填充的关于国民身体的战略被最集中地发动起来。同时，它也与日常感觉中的村落祭祀的实践多重地交流、结合，村落祭祀深深地扎根于村落的集约性。运动会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带有这样的二重性。”（《作为民族仪式的运动会》）
进而，木村吉次指出：海军兵的学生宿舍的“竞技游戏会”型和体操传习所的“体操演习会”型“运动会”“两种方式相互交错、影响，塑造了日本的学校（也包括后来的企业等）运动会”（《明治政府的运动会政策》）。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指出发生在1885年的一场事件：“运动会原本是身体运动的展览场，可是其游行的效果带有更丰富的含义，被误解成了政治游行”。东京府师范学校的学生举办的“运动会”遭到了警察的取缔。这是因为受到集会条例和其他规定的限制，被禁止在室外集会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壮士们会借口“运动会”在室外开展游行活动的缘故(3)。这是作为政治运动的“运动会”的普及。
木村直惠关于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运动会”做了如下的定位：
为了要解决条约修正问题或是迫使政府解除、缓和取缔言论的诸多条例，最有效的办法并非是端坐在宿舍的二楼，抄着手静思默想，而是召开一场把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作为口号的“运动会”，尽情地挥洒汗水，声嘶力竭地狂吼，尽可能猛烈地碰撞身体，竭尽全力奔跑，拼命地扭扯在一起，醉心于争抢旗帜，豪饮美酒，浑身沾满砂尘和鲜血。“壮士”的“运动会”恰好就是这种由身体的动作所构成的实践。在这里，政治的实践竭尽一切可能猛烈地转向华丽的身体行动和夸示。（《“青年”的诞生——明治日本的政治性实践的转变》，新曜社，1998年）
从“壮士”的“运动会”，再到由作为国家“规训”而组织的学校来管理的“运动会”，通过圈住“少年”而创造出了“青年”。在这个意义上，森有礼的“运动会”构想最初被实践的1885年成了极为重要的转机。这是因为在这一年镇压了困民党和贫民党的武装斗争，包括头年解散的自由党在内，是民权派向“国权派”大转换的一年。
1884（明治十七）年12月4日，发生了福泽谕吉参与支持的朝鲜金玉均等人发起的宫廷政变，但旋即就被清政府镇压，这就是所谓的“甲申事变”。福泽谕吉早前曾奖励过“运动会”。而且，1885年1月18日，在东京，因为对“甲申事变”的解决方式不满，情绪激动的各个学校的学生举办了“运动会”。结果，东京府和文部省于1月25日禁止在校学生的“运动会”。就在这年的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脱亚论》。
Ⅲ “运动”与“自我殖民化”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话语修辞和“咱家”关于“运动”的说法极为相似。在《脱亚论》的开头，福泽针对“东渐之势猛烈”的“西洋文明”，打了一个疾病的比方，称其为“如麻疹流行”。而且，在“目下东京的麻疹从西边长崎之地东渐，与春天的暖流一道次第蔓延”这一说法里，读得出想唤起读者对西南战争之后，从九州向全国各地蔓延的霍乱流行的记忆的意图来。倘若把福泽“脱亚论”中的“西洋文明”替换成“运动”的话，就成了“咱家”的“运动”论的框架。
无需赘言，作为体育翻译词汇的“运动”，是“西洋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再进一步地说，就像西南战争后霍乱开始流行一样，开往长崎的英国船只上驻日英国人的体育运动和作为海军兵学生宿舍的“竞技游戏”，奠定了“运动”会的原型。这一过程既然是把此前的日本人的身体转换成作为他者的“西洋”人的身体的系统，那就无异于是“从西洋传染到神国来的最近的疾病”。
伪装成自发性，将原本是他者的欧美列强的“文明”渗透到精神和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的“自我殖民化”的过程就是“文明开化”，而“运动”这一汉字二字熟语也正是从脑“运动”中枢通过“运动”神经再到“运动”肌肉的每个角落传达“自我殖民化”命令的身体改造实践。
“咱选择的运动，属于可谓分文不花，不用器具的那一种”。其内容乃是“捉螳螂”：
捉螳螂没有抓老鼠那么大的运动量，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从仲夏到秋天的游戏中，这种玩法堪称最佳。倘若要问是怎么个抓法，就是先去院子找到一只螳螂。碰到运气好时，找到一两只，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一旦发现螳螂，咱家就风驰电掣般地扑到它的身上。于是，那螳螂会惊叫一声，扬起镰刀状的脑袋。别看它只是螳螂，却非常勇敢，它也不掂量一下对方的力气就想反扑，真是有意思极了。咱家用右脚轻轻撩拨它的镰刀头，那昂起的镰刀头稀软，一碰就软绵绵地向旁垂了下去。这时，螳螂老兄的表情特别逗，它完全怔住了。于是咱家就一步窜到仁兄的背后，从背后轻轻搔它的翅膀。那翅膀平常是精心折叠着的。被狠狠地一挠，便会刷地一下子张开，中间露出类似棉纸似的内衣。即便是在夏天，这仁兄也不嫌麻烦地穿两层衣服，别有一番风韵。这时，仁兄那细长的脖子总会扭过头来。有时面对着咱家，但大多时候是愤怒地将头部挺立着，仿佛在等待咱家动手。假如对方一直坚持这种态度，那就不成其为运动。所以又延长了一阵子，咱家又用爪子撩拨了它一下，这一爪，若是有点见识的螳螂，一定会逃之夭夭。可是在这紧急关头，它竟然还冲着咱家蛮干，真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
可以说，在描写作为“咱家”“新式”“运动”的“捉螳螂”的文字里，非常露骨地表现出了帝国主义式殖民主义的暴力。与此同时，作为“运动”的体育很显然是作为隐藏帝国主义式殖民主义的暴力装置在发挥作用。如果说前面引用部分的描写就是体育实况转播式的话语，就可以当作是猫与螳螂之间的拳击直播。所谓的“轻弹一下”，“用爪撩拨一下”等无非就是猫用“右前爪”打出的拳击。在引用处之后，时而用“前爪”“摁住”展翅欲逃的螳螂，时而又“放开它，马上又抓住它”这样的暴力性描写还在继续，这是摔跤实况转播。换言之，这是关于拳击和摔跤这种格斗竞技体育的代表性描写。在摔跤即wrestle这个词汇中，有“动物相互嬉戏”的意思。
玉木正之指出：“正如该词的词源所表明的那样，摔跤在捕获、降服四足动物方面是很有效的技能”（《何谓体育》，讲谈社现代新书，1999年）。无论是“锁头式翻摔”还是“熊抱”，摔跤中的“所有招式”都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动物”来使用的。“与此相对，拳击（包括脚踢在内的格斗技能）则是将人对人的原始的格斗竞技化了的东西”。“全面禁止攻击拳头正前方之外的地方的近代拳击”，“正因为其是最难得学到手的技术”的缘故，成了“先掌握了技术的人就会取胜”的体育项目。玉木指出：“因此，先于别国成功实现产业革命，在世界各地构筑起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将近代拳击作为‘绅士的格斗技能’传到世界，打败殖民地的原住民，英国人当上了全英冠军（也即是世界冠军），由此来大肆宣传英国人的优势地位”。
正因为如此，“当犹太人（何塞·门德萨）击败英国人当上冠军时引起了大骚动”，“当冠军腰带转移到曾经的殖民地美国时也引起了极大的骚动”（玉木，同前）。拳击就是象征着“文明”对“野蛮”或宗主国对殖民地这一殖民主义式的二元对立的游戏。包含着由此而来的“两义性”以及带来“文明化”的野蛮之于“文明”的胜利这一侧面。
美国人包揽了重量级世界冠军，这也是大英帝国衰退的象征。在不久之后的1908年，黑人杰克·约翰逊成了冠军。夹杂着人种问题，拳击成为将“文明”对“野蛮”、“征服者”与“原住民”、“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主人”与“奴隶”、“中心”与“边缘”、“正宗”与“赝品”这一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作为身体演出而表现出来的格斗技能。
Ⅳ 作为“运动”的战争
“文明”化了的猫和“野蛮”的“螳螂君”之间的格斗，以猫把螳螂“最后大口地吃掉”而告终。如果把猫和螳螂视作“运动”这一框架中同样的对斗者的话，这恰恰就是食人肉。猫掉进了食人肉这一终极的“野蛮”中。但是，如果说因为对方是黑人“食人人种”而将“杀人取乐”正当化的是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年）的话，那么，也可以认为，猫的反论暴露了大英帝国式殖民主义暴力的“野蛮”根性。如是说来，以国家的名义将大规模的“杀人取乐”正当化的乃是战争，尤其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点非常清楚。
在此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前面引用部分的开头处的内容：“捉螳螂虽然没有抓老鼠那么大的运动量，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将简单“运动”的“捕螳螂”与“大运动”的“捕鼠”相对比起来。关于“捕鼠”的趣事在《我是猫》的第五章里有所描述。就是指猫目击苦沙弥家失窃后，作为家养的猫，连作为最起码义务的捕鼠都不会的“咱家”下大决心抓老鼠的那件事。在那一节里，抓老鼠和日俄战争之间被赋予了比喻性关系。“据说在不久之前日本和俄国打了一场大仗。我是日本的猫，当然要袒护日本了。倘若可以的话，想组成一个混成猫旅团去撕咬俄国士兵。咱家如此身强力壮，如果想要逮住一两只老鼠的话，就是躺着也能轻而易举地搞定”。“咱家”把自己比作“东乡大将”（指日本明治时期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译注），把老鼠军团比作“黑海舰队”，将老鼠藏身的“吊柜”称作是“旅顺碗”。作为“大运动”的“猎鼠”就是指日俄战争。
倘若如此，“咱家”是把“运动”和“战争”放在同一逻辑上的。而差异是作为杀人暴力在量上是“小运动”还是“大运动”；是没有什么“危险”能顺利抽身，还是“危险”度很高。但“咱家”的这种“运动”观、体育观未必稀奇。
为什么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源于大英帝国的绅士阶层呢？对此，学者多木浩二借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见解做了如下说明：
在18世纪的英国，形成了不使用暴力交接权力的体系。当然，这仅局限于拥有土地的绅士阶层的代表，但已经有了上下两院，对立、争论、宽容已成为这些人的习惯。依仗暴力的对决让位于通过议论来解决的对决，为回避相互对立的权力者之间的斗争而在英国发达起来的议会制度和在这些特权阶层里产生体育运动之间具有等值性，其关联绝非偶然。（《思考体育——身体、资本、民族主义》，筑摩新书，1995年）
作为规避内战和内乱装置的议会制度、在规则中管理直接的身体暴力、培养作为游戏来竞争胜负的体育活动是同时进行的。与此同时，在隐蔽革命这一内战和内乱的记忆的同时，跑步进入——通过以作为拟似性、想象共同体的民族为统和母体的崭新的国民国家而策划出来的充满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
“咱家”的“运动”是以螳螂为对手的赤裸的“野蛮”暴力，这件事也“并非偶然”。我们熟知“螳螂之斧”的故事。
齐庄公欲外出打猎，一只螳螂在庄公的车轮上挥足做攻击状。庄公问驭者此为何虫？驭者答曰：“此螳螂也。此虫只知进而不知退，不自量力轻率近敌”。庄公曰：“此若为人，必是名满天下的勇士也”，乃回车避让螳螂。
在想到猫“捉螳螂”这一“运动”时，在夏目漱石的脑海里一定是想起了被他认为是“汉学中所谓文学”（《文学论》）的“左国史汉”（《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之一《后汉书·袁绍传》中“运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这样的字句了。
对猫来说，“慌张迎战”的螳螂的形象与庄公所见到情景是一致的。明明知道没有胜算把握，却要端出一副无谋的要打仗的架势。总之，所谓的“螳螂之斧”是指不顾自身能力有限毫无准备地迎战强敌的人。如果在“螳螂之斧”的故事中叠加上日俄战争的话，写下这一节内容时的漱石的思考路径就清晰可见了。
不妨把下列事实放在一起来考虑：“咱家”关于“捉螳螂”的叙述显示了与日俄战争的关联性。此外，关于“运动”的说辞就脱胎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日本的那些超级精英们曾深深卷入的“甲申事变”结果被清朝的军事力量给打垮，以数小时的宫廷政变而告终。那之后，日本以清朝为假想敌人，走上了一条彻底的军事扩张道路。所谓的“螳螂之卫”乃是军备弱小之喻。可是，日本并非是从“螳螂之卫”中脱离出来挥舞着“螳螂之斧”，而是致力于建设可以像欧美列强一样行使军事实力的国家。这就是福泽谕吉所说的“脱亚”及作为其结果的“入欧”。
“脱亚入欧”的证明当属甲午战争。一直到开战前夕，日本还急于同大英帝国修正条约。只要不修正条约，日本就不能成为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与大英帝国间的条约修正交涉正式实现是在1894（明治二十七）年7月16日，对清朝发布宣战诏书则是在8月1日。
日方于7月23日在没有发布宣战通告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进攻朝鲜王宫。凭借不宣而战，取得了对清首战的胜利，日本成功地实现了与大英帝国之外的其他欧美列强的条约修正。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国，实现了其“脱亚”的目标。
但是，沙俄、法国、德国立即行使了“三国干涉”，不允许日本像欧美列强一样将大清帝国的内陆地区占为殖民地，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有权。那之后，围绕着朝鲜半岛和“满洲”的统治权，日本将俄罗斯帝国作为假想敌，在扩军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在甲午、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将庞大的战争赔偿投入到军费中，针对俄罗斯帝国曾经一度构筑起了并非是“螳螂之斧”“螳螂之卫”的军事力量。
对欧美列强而言，击败“黑海舰队”取得日俄战争胜利的大日本帝国果真已不再是庄公的“螳螂”了吗？
Ⅴ 杀死“神”的时代
从“咱家”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出，杀伤他人的欲望与强奸中对于暴力的欲望是相同的。“那翅膀平常是精心折叠的。被狠狠地一挠，便会刷地一下子张开，中间露出类似棉纸似的内衣。即便是在夏天，这仁兄也不嫌麻烦地穿两层衣服，别有一番风韵。”似乎“咱家”意识到“运动”有消解性欲的功能。
紧接着“捉螳螂”之后，还介绍了“捕蝉运动”。在叙述中也有与性欲相关的描写：“捕蝉的妙趣就在于耐着性子静悄悄地走上前去，就在那可怜的仁兄拼命地伸缩着尾巴的当儿，啪的一声用前爪摁住它。这时，仁兄会发出令人心碎的哀鸣，横着竖着竭力抖动它那薄薄的、透明的羽翅。其动作的速度之快，姿态之优美，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这实在是蝉的世界中的一大壮观。每当我小心翼翼地摁住它的时候，总是恳求仁兄表演给我看这艺术一样的演技。这个玩腻了，对不起一口就吞下肚了。”把被自己施加致命暴力的对手临死前痛苦的身体扭动当做是“艺术一样的演技”，或者当做是“一大壮观”，能够将其当做美丽且伴随着性快乐的鉴赏对象的能力，“咱家”是通过“运动”养成的。
紧接着“捉螳螂”的就是“捕蝉”，这也不是偶然，因为有句成语就叫做“螳螂窥蝉”。琢磨着要抓住正在专心喝露水的蝉的螳螂背后，突然出现了一只黄雀，这只黄雀又被后面的猎人盯上了。这句成语的寓意就在于如果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就不会顾虑到后面将要发生的危害，会蒙受极大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就是名副其实的“螳螂窥蝉”的情形。在日俄战争之后，如何规避同样的状况成了燃眉之急的外交课题。
“窥”这一监视、目击乃至偷看的视线。若设想那堪称视奸的视线暴力的话，在《我是猫》的第七章里，“运动”以及“咱家”偷窥澡堂的那段逸事邻接在一起将第七章一分为二，这也“绝非偶然”。
“在玻璃窗里面，人群蠕动，乌烟瘴气，每个人都是赤身裸体”。能够从浴室的天窗上看到这一幕的人，一定是特权的存在。目睹在战争中打败俄罗斯帝国，实现了“文明开化”，开始以“一等国”自居的这个国家的“人们”，“咱家”视他们为“台湾的生番。20世纪的亚当”。显然是将其视为回归到“野蛮”的人。
在“文明”与“野蛮”这一二元对立的背后，隐藏着“人”与“兽”的二元对立。“咱家”一边引证卡莱尔《衣服的哲学》的主人公“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恶魔的粪”这一德语的变形），下定义说“人是服装的动物”，对于眼前的“人们”光着身子以及对在六十年前大英帝国设计学校成立时贵妇人们拒绝“裸体画”和“裸体像”等事件做了如下说明：
作为人，若不穿衣服的话，就像是没有鼻子的大象，像没有学生的学校，也像没有勇气的军队，完全失却了其本真。既然失去了本真，那就不再是人，而是兽类。
“咱家”宣布：原本是“穿服装动物”的“人”如果“突然成了裸体动物”，那就“不承认它是人而是兽”，“断定它是比猫都还要低等的兽类”。用“敲破钟般”的声音喊道“加冷水，加冷水！太热，太热！”的“大汉”的出现、以“尼采所谓的超人”的出现而结束。这些都“不是偶然”。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中给“超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大约所有的存在在此之前都超越自己，创造出了某种更高的东西。但是，你们不过是要成为这大潮流的退潮，与其说是要超越人类，不如说是要变成兽类”，“猴子是什么？是受嘲笑的靶子，是充满痛苦的耻辱的种类。对超人来说，人诚然会变成这样的东西。是遭嘲笑的靶子，是充满痛苦的耻辱的种类。”
换言之，尼采把身体被精神压抑、被认为是接近“上帝”有“理性”的“人”贬低到了没有精神的“兽类”的地位。藉此来颠覆“上帝”和“理性”的统治，抨击了欧洲的精神以及源于“理性”的“人类”的解放这一贯穿整个“近代化”过程的幻想。而且，他也主张，只有身体才是一个最伟大的“理性”。当然，这样的主张如果被曲解，身强力壮的士兵的身体会被理想化，只有特定民族的身体被特权化，不久之后会成为将纳粹优生学的杀戮正当化的依据。
在《我是猫》中，被还原成身体存在的“裸体”的“人”，被本是“兽类”的猫视作“兽类”。“咱家”绝对算不上是“超人”。是从“兽”化的“人”群中诞生“超人”的目击者。但是，刚刚诞生的“超人”所发出的“加冷水，加冷水！太热了，太热了”的命令完全被忽视了。此外，“只见那个清国佬儿模样的三介嘴里喊道烧吧，就把一块煤扔进了炉子里”，“咱家”“感到有点虚了，赶紧从窗子上跳下回家去了”。
让“咱家”感到发怵的是什么呢？杀死神并创造了诞生超人的无神时代的人，已经知道再次成为“神”的是注视着丑陋生活的、无处不在的“目击者”。当忍受不了“目击”了“人”的一切的“目击者”的视线时，“人”就杀死了“上帝”。“咱家”赶在被杀之前放弃了“上帝”的位置。
在21世纪的第一年，口口声声谈“神”的“人”再次发动了连锁的暴力(4)。但是，这不过是要隐蔽单纯的对于杀戮的欲望。“神”已被杀死，已不复再生。就像那只来自“天窗”的目击者的“咱家”再也没有重生一样。
2.作为矛盾的《哥儿》
Ⅰ 对《哥儿》的回归
为我创造重读《哥儿》（1906年4月）契机的乃是大高知儿、五位渊典嗣、高原和政三位高中教师。事情的发端是1998年年初，日本中央大学附属高中的教谕说要在该校一年级国语课堂上讲解一年时间的《哥儿》，让我在6月份去那里做个演讲。五味渊、高原二氏是该校的教师。从那以来，以商谈为名，我从三位老师那里接受了关于《哥儿》的特殊训练。总之，我们调查了与《哥儿》相关的同时代的所有文化和社会现象。以我的判断，三位先生的处理方法展现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可能有的最高水准。
不用说，由三位老师组织的特训，目的是要让我的演讲内容对孩子负责。如果不认真对待，会有用老一套的本事去敷衍之嫌。对我来说，安排这么一场特训就等于是得到了一次再好不过的学习机会，对此我非常感谢。但是，压力很大。这是因为我必须要面对特训我的三位老师的学生，也即是要面对说不定比我们更深入细致地阅读过《哥儿》的中央大学附属高中一年级学生来做演讲。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在演讲进行的1998年6月24日星期三这个时间点上，课程刚刚进入到第二章。至于三位先生是如何评价演讲效果的，除了演讲结束后宴会上的外交辞令之外，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不对，准确地说我已经烂醉，记不太清楚了）。
得益于三位老师的安排，差不多时隔十五年，我得以以全新的心情再次活在《哥儿》的世界中。仔细想来，我发表的关于夏目漱石小说的最初的论文乃是《有表里结构的语言》（《日本文学》，1983 年3—4月号）这篇《哥儿》论。这既成了我深入研究漱石的契机，也是我编辑《漱石研究》的远因。
在这个意义上，本稿是对于大高、五味渊、高原三位的一份报告书。我想申明一点，如果读者有什么新的发现，这首先是得益于他们三人的努力。同时，于深度解读的全部责任则在我。
Ⅱ “山城屋”之谜
“我”是彻底的歧视性的人物。总之，和别人一碰面就会对骂个不停。在这个意义上说，《哥儿》是一部典型的歧视小说。
但是，“我”的歧视意识，绝非来自于一定的立场。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歧视他人的标准就彻底地不同。这可谓是一种人格分裂般的深刻的差异。在这种分裂中可以看出在“我”所处的时代里关于人种、民族、阶级、职业、性差等最基本的歧视形态。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章中的歧视意识。在小说起始处，作者为了表现“我”“天生鲁莽”的性格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从学校的二楼上跳下来，再就是用一把小洋刀深深地斜切进自己右手拇指的指甲盖（“我”或许是个左撇子！）。紧接着就介绍了下面这件事：
往东走上二十步到了院子的东头，在偏南处有一小块菜地，菜地中间有棵栗子树。那可是比命都重要的板栗。在果实成熟的时候，早上一起床就从后门溜出去捡起掉下来的栗子留着在学校吃。菜地的西侧紧靠着一家叫做“山城屋”的当铺。在这家当铺里有个名叫勘太郎的十三四岁的孩子。当然，勘太郎是个孬种。虽说是孬种，可他总爱翻过格子篱笆来偷栗子。一天傍晚，我躲在折叠门后面总算是逮住他了。那时，勘太郎没有退路，拼命地向我猛扑过来。对方是比我大两岁的人，尽管他是个孬种，可力气却很大。他伸出那瓦盆般支楞着的脑袋，咕噜咕噜地就冲着我胸口顶将过来。就在这当儿，勘太郎的头一滑，钻到我夹衫里去了。被他这么碍着就无法用手了。我拼命地晃动着双手，可钻进我袖子里的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左右晃荡。最后，勘太郎不堪其苦，在袖子里紧紧咬住我的双腕。咬得太疼了，我把勘太郎摁倒在篱笆边上，下绊子将其推倒在地。山城屋的地基要比菜地低六尺左右，勘太郎把格子篱笆撞坏了一半左右，一个倒栽葱滚回自己的地盘上去，发出咕咚的声响来。就在勘太郎倒地时，我夹衫的袖子也掉了，双手立马获得了解放。当晚，妈妈去山城屋道歉了，顺便把我夹衫的半个袖子也取了回来。
“勘太郎当然是孬种”，这无须赘言，因为勘太郎是“称作山城屋的当铺”家的“儿子”。在这里，对于当铺这一职业，即对以物质担保借贷金钱的金融业带有歧视的同时，也鲜明地打上了过去的阶级——幕藩制社会中的武士和町人、“原本是旗本”的“我”和当铺——的歧视意识(5)。
“以前我们也是旗本”这一围绕着过去所属阶层的特权意识，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山手地区、“山城屋的地基比菜地要低六尺”这种凭地基位置的高低来歧视对方的事情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正因为有了“原本是旗本”这样的阶级意识，才会出现“这可是比命都重要的栗子”这一对于“栗子”的过度执着。
众所周知，所谓“旗本”就是直属将军、可以直接服侍将军的武士，俸禄不足一万石，但又比“御目见”身份高，列席俸禄在一万石以上的大名在江户的公馆，多数人会在山手地区建造房屋。但是，所谓的“直参旗本”则需要随从将军出征，听从其指挥参加战斗。是名副其实的担当战场名声的阶层。换言之，是有了战争才能发挥其自我同一性的阶层。
也就是说，直参旗本像守卫着江户城一样在江户的山手地区建造住宅，这本身带有在发生大的战争时防守江户城的山城的意思。当被切断粮食补给时，作为自给自足的重要的救急食源，在宅子里种植栗子树，即便是平常时期也要巩固战时准备。对于“旗本”来说，“栗子树”名副其实地“比命都重要”，或者说是为了活命的“重要”树木。
或许，“我”的父亲是在大战时不战而败的旗本。当然，所谓的大战无非是指从鸟羽、伏见之战（1868年1月）到五陵郭之战（1869 年5月）的戊辰战争（指维新政府军与旧幕府军之间的战争——译注）。1868（庆应四）年4月，幕臣胜海舟（1823—1899）面对直扑而来的征东军（官军），请求政府军代表的西乡隆盛保护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江户城无血开城。在那个时候，旗本、御家人都退到了隅田川的东岸，以示恭顺。只有捍卫幕府的武士涩泽成一郎（1838—1912）率领的彰义队占领上野宽永寺企图抵抗，但是遭到了支持维新政府的长州藩武士大村益次郎（1824—1869）的总攻击，仅仅一天就宣告失败。面对着用斯宾塞连珠枪和斯奈德步枪所组织起来的征东军，彰义队的战法真的是“无铁炮”式的蛮干，所以吃了败仗。“我”就是不战而败的“旗本”的后代。
如是想来，在比“我”家“低六尺左右”远的地方，紧邻着一家叫做“山城屋”的当铺这件事意味深长。关于“栗子树”和“山城屋”，在《哥儿》发表第二年的1907（明治四十）年，在是年的谈话笔记《我的过去》一文中，漱石证实道：“在我家屋后有五六棵大枣树”，而且“有一家叫做相模屋的大当铺”。学界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利用漱石的这一证言，把“我”和漱石等同起来考虑。
但重要的并不是“我”家和漱石家的类似性，而是其差异性。在“我”家里有“栗子树”，是因为“原本是旗本”；而潄石家因为是在江户西边的牛込马场里弄村长的家，所以是“枣树”。在江户西边的新宿附近，即便是有一家叫做“相模屋”的当铺也不稀奇。但是，很难认为自江户时代以来，在距离“原本是旗本”家的宅子“六尺左右低凹”处就有一家叫做“山城屋”的当铺。
1999年的春季学期，我本人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四年级学生的课堂上，学生提问说，明明在注释中说夏目漱石家附近的当铺叫做“相模屋”，可为什么“我”家旁边的当铺却叫做“山城屋”？为什么在仿佛是松山这样的地方城市里“我”住过的“旅店”也叫做“山城屋”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其原因也在于此。
和“相模”一样，“山城”也是个地名。众所周知，所谓的“山城”乃是在桓武天皇时期迁都平安京以来由“山背”改过来的称呼。自那以来成了古都京都某个地区的名称。“山城屋”取自与平安迁都紧密相关的一个地名。
除了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和本田升、尾崎红叶（1867—1903）的小说《金色夜叉》中的银行家富山唯继等个别例子外，要把近代小说中出现的固有名词的依据弄清楚，是非常牵强的事情。但是，关于“山城屋”，在一定程度上的想象和联想还是允许的。
“山城屋”这家当铺或许是与1869年明治天皇东迁，江户变成东京并成为首都的政治过程一道，从西边到东京来的金融业者利用与明治新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向因废藩置县、没收俸禄而失去经济基础的旗本等附近的士族阶层借贷金钱而一夜暴富。“山城屋”正是这样一间店铺(6)。
“我”家也一样，在经济方面似乎在“山城屋”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是因为和勘太郎打架的事后处理很不正常。那时候，勘太郎“十三四岁”，比“我”“年长一两岁”，所以，“我”只有十一二岁。而且，勘太郎把“我”的“夹衫的一个袖子”撕破并拿回家里去了。所以，以常识性而言，大孩子欺负小孩子，甚至把对方的衣服都撕破了，理亏自然是在勘太郎一方，理所当然地道歉的应该是“山城屋”一方。可是，反过来“我”母亲“当晚”“道歉去了”。“夹衫”是换季时穿的衣服。去“取回”“一只袖子”的母亲的身影与当掉衣服借钱，换季时还完钱把衣服取回来的这一总去当铺的人的形象在某处重叠了起来。
不仅如此，“山城屋”因为同“我”的关系，两次出现的年份也值得注意。《哥儿》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的大事件乃是以日俄战争的“庆功会”为舞台展开的。所以，“我”去中学任教是在1905（明治三十八）年的秋天。《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就在当年的9月5日。就在同一天，在河野广中、大竹贯一的策划下，在东京举行了反对该条约的“反对讲和国民大会”，人们高举“反对日俄讲和”“继续战争”“弹劾政府”等标语。大会在遭到当局的镇压之后，发生了所谓的“日比谷烧打事件”。九月份，正好与“我”赴中学任教的时期相重叠。那时，“我”就住在一家叫做“山城屋”的“旅店”里。
如果说“我”去地方城市松山的某中学任教是在1905年的话，那么从物理学校毕业也是在同一年。因为上了三年学，所以入学是在1902（明治三十五）年的9月，其父亲的死是在该年的一月。因为是在同年初中毕业的，当时初中是六年制，所以，他初中入学应该是在1896（明治二十九）年。如此说来，和“山城屋”的勘太郎打架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所以真好和甲午战争爆发的时间相一致。“山城屋”这一名字的出现都是在战争时期，也是军队出现在报纸报道中的时代。尤其是从《哥儿》发表的时间来看，与对日俄开战的最终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元老山县有朋相关，很多读者极有可能会想起“山城屋”这个固有名词。
山县有朋（1838—1822），乃是当年长州派阀及军阀的长老。在明治维新时率领长州（今山口县——译注）的骑兵队极为活跃，是在大村益次郎被暗杀之后，在创建近代日本国民军和军政方面手握实权的人物。在将近代日本的国民军从此前的藩兵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中发生了“山城屋和助”事件。山城屋和助（1836—1872）是长州藩出身的商人，是骑兵队的财政支柱。他利用同山县有朋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了陆军省的御用商人，花费高达六十万元的官金充作在横滨的生丝贸易。但是，由于生丝行情下跌，无力偿还官金就躲到巴黎去了。但被叫回日本后，于1872年在陆军省内自杀。由于这一事件，陆军省里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译注）和长州藩之间的对立公开化，山县有朋的贪污事件受到了萨摩藩的攻击，曾经一度辞职。但由于西乡隆盛的调解，事情得到了解决。“山城屋”这个词具有从那些生活在明治时代的人们的记忆中，唤起军方参与贪污事件的记忆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山城屋”的毋庸置疑的厌恶感，象征着对于由萨长藩阀主导的明治政府的反拨。
仅仅就“当铺”“山城屋”事件来看，“我”与勘太郎之间围绕着“栗子”的争闹，可以理解为戊辰战争在明治时代的孩子们的世界里的重现。佐幕派与官军派、江户与京都、德川将军与天皇这一对立，在“我”家与“山城屋”的对立中昭然若揭。在第一章中，“我”的歧视意识的基础，正是源于“原本是旗本”这一被明治时代所抹去的阶级意识的复活。
Ⅲ 二儿子的落伍
除此之外，我还干了不少调皮捣蛋的事。我曾经带上木匠家的兼公和卖鱼的阿角，把茂作家的胡萝卜田踩得稀烂。在胡萝卜尚未发芽时，上面铺了一层道草，我们三人在上面玩了半天的摔跤，结果胡萝卜全被踩烂了。我们曾因为把古川君家稻田的水井填埋了而被追究过责任。
“原本是旗本”家的老二和木匠、卖鱼店的儿子结伴两次搞的“恶作剧”，都是针对持有生产土地的农民。众所周知，在江户城，木匠和卖鱼的人分别处在幕藩体制的陆上和水上的末端发挥着作用。没有生产土地阶层的孩子们，把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手段荒废掉并毫无反省。这可以理解为，被剥夺掉生活手段的旧佐幕派一方的仇恨一直残存在孩子们的心中。这件事已公开化。也就是说，小学时代的“我”过多地带有落后于时代的士族意识。
“我”的士族意识与世事背道而驰，这是源于对败坏“原本是旗本”家庭的父亲及继承了家业的哥哥的过度反弹。所谓过度追求自我同一性的意识乃是指没落阶层的怨恨、憎恶以及无法实现的羡慕、憧憬反转而来的内攻型嫉妒心郁积在心里，在反复出现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也是没有得到父母之爱的孩子很容易陷入的心理状态。
“我”曾说过：“我家老爷子一点都不喜欢我”。他对哥哥充满了仇恨和嫉妒。
母亲一味地偏袒哥哥。我这个哥哥皮肤偏白，喜欢模仿戏曲里的旦角。每次看到我，老爷子都会说，反正是个不成器的东西。母亲也会说，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真的很担心他的将来呢。
有必要注意如下事实：在说起父亲时，使用的是“老爷子”，在提到母亲时则是使用“母亲”一词。分开使用不同的词汇来区分表达对父母的亲密程度。“我”暗中有种要超过作为长男的哥哥与父亲同化的欲望，也有种要把“原本是旗本”和自己重叠起来的欲望，并通过武士般的男性特征=“粗暴”来将其表现出来，离开“母亲”身边。与此同时，想要把作为长男的哥哥和“母亲”粘连在一起，来强调其“喜欢扮演旦角”的女性气质。在这里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性差和围绕着长男和二男之间的歧视意识。
哥哥被描写成“原本是女人一样的性格”，包含了他不配继承“原本是旗本”之家的家业这层意思。这是因为哥哥虽然原本是士族阶层出身，却是个上了“商业学校”，“成天想要做实业家，还一个劲地鼓捣英语”的男人。哥哥打算从商，那可是最为士族所鄙视的行道。而且，“原本是旗本”的父亲也容许了他的这一选择。与其说是容许，应该说是积极地支持。对我，父亲总会说“这小子不会有出息”，“他一看到别人就会说你不行，你不行，这成了他的口头禅”。由此看来，我们知道父亲是在和长男相比较的基础之上来贬低二男的。
“我”的父亲是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尽管他“原本是旗本”，但是估计没有跟随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一道去过静冈，又不会拍以旧萨摩藩、长州藩阀为主流的明治新政府的马屁而弄个一官半职，他是个时代的失败者。在这个意义上，他让自己的长男选择了做“实业家”的道路，在甲午战争后的泡沫经济时期，让他上商业学校。他作出这种判断，说明这个被时代抛弃的男人为自己的长子选择了一条适应时代的路子。在这一点上，他采取的是一种能力至上（基于精英教育制度的能力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参照竹内洋，《日本的能力至上主义》）。这是“原本是旗本”的父亲的转向。
父亲与兄长是在沿着能力至上主义的方向上来开拓生活道路的。与此相反，“我”连公立中学都考不上，只好上了一所“私立中学”。比起“爱学习的哥哥”，“弟弟则不爱学习”。“我”被父亲抛弃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只有一个人支持“我”的人。那就是“原本颇有来头”、“在幕府瓦解时家境衰败了，最终沦为替人帮工”的“叫做阿清的女佣”。阿清并不知道什么学历社会，“坚信我将来会有出息”，“你喜欢哪里？是鞠丁还是麻布？在院子里装一架秋千吧。洋式房子一间就够了，诸如此类，她总是自个想当然地制定一些计划”。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身上的那种士族意识之所以落伍于时代，乃是因为我生活在与阿清之间所形成的幻想之中。
我曾在《有表里两面性的话语》中指出，《哥儿》这部小说的话语，原本应该是地方城市松山的“我”写给在东京的阿清的另一封——当时并没有写，在她死后才写出来——信件。“我”所叙述的故事的潜在读者乃是阿清。所有的出场人物都是用诨名来称呼的，这也是因为“我”和阿清之间通过第一封简短的书信已互相知道这些诨名的缘故。在疑似松山这个地方城市里，去中学任教的“我”在那里感受到生活威胁的同时，拼命想要同阿清一道返回幕藩体制式复古的路上去。成了“电车公司的一名技工”的“我”，在阿清死后又想回到老路上去。但是，事实上是绝对回不去了。
Ⅳ 学历社会的落伍者
在第二章之后的“我”依然是带有歧视性观点的人，在这一点上和第一章并无不同。但是，对他者的歧视基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嘟的一声，汽船停了下来，驳船离开岸边划了过来。船老大全身赤裸着，就扎着一条兜裆布。这是个野蛮的地方。
“我”看到“船老大”“光着身子”干活的样子，于是就武断地认为刚到之处是“野蛮之地”。为以近乎裸体的形象来营生一事贴上“野蛮”的标签。很明显，这种感性是以欧美列强的生活习惯为前提、对亚非展开殖民侵略的欧美侵略者，打着“文明”的幌子将其统治正当化时所发动起来的东西。将世界二分为“文明”与“野蛮”、“文明”与“未开化”，把产业革命后欧美诸国的生活模式视作“文明”，并强加给其他地区。而此时此地的“我”，已内化这一逻辑。通过在明治初年制定的轻微犯罪条例，在日本国内彻底取缔了光着身子出入公共场所的习惯。这也是为了不要让以外国专家为首的欧美人看到“野蛮”的日本人形象而采取的强权性措施。换言之，如果从“原本是旗本”的佐幕派士族的立场来说，“我”和明治新政府本应是对立的。可“我”却把由明治新政府推动的“文明开化”的逻辑和感性内在化，并以此为基础歧视所到地方的人们。
与此相关联，另一套歧视的逻辑在起作用。驳船靠岸后，“我逮住一个流鼻涕的小孩子，问他中学在哪里？”对此，“小毛孩一脸的茫然，直是说不知道”。面对这个“小孩子”，我在心里骂道：“真是个不懂事的乡巴佬啊。就这么巴掌大个地方，这小子竟然连中学在哪里都不知道！”
很明显，“东京”对“乡下”这一二分法是和“文明”对“野蛮”这种二元对立在这里是重叠起来使用的。而且，被断定为“乡巴佬”和“小毛孩”的依据只是因为不知道“中学”在哪里。不知道作为中等教育场所的“中学”之所在，这事成了衡量是否是“乡巴佬”的标准。
“我”是通过“文明”=“东京”=“受过教育的人”对“野蛮”=“乡下”=“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一在学制颁布之后，尤其是在1890（明治二十三）年10月30日颁布的《教育敕语》之后被强化的明治学历精英的逻辑和感性来歧视对待“船老大”和“小毛孩”的。
此外，在所赴的中学，当校长“老狐狸”对“我”介绍教务长“红衬衫”时，“我”心想“听说他还是个文学学士呢。如果说是文学学士的话，那就是大学毕业生了，是个了不起的人吧。可奇怪的是，他说话像个女人似的，细声细气的”。以“我”此前的价值基准而言，正如“我”曾经否定过“像女人一样天性”的哥哥那样，因为“红衬衫”是个“说话像女人一样细声细气”的男人，所以马上就排斥他。但是，“我”在学历上输给了“红衬衫”。“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很了不起”。很明显，在“我”身上，已把这种学历社会、明治能力主义的逻辑和感性内化了。
去疑似松山这个城市任教的“我”，显然是从“原本是旗本”这一与阿清共有的过重的佐幕派士族意识，转到明治新政府一方的价值体系上来的。从江户转向帝都东京、从“粗暴的坏孩子”变成金字塔形学历社会中的一员。那么，“我”的转向始于何时？
父亲死后，哥哥处理好家产去了九州。那时，作为遗产“我”分到了“六百元”，和阿清一道开始独立生活。“我”的转向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也即是说，在“我”决定把“六百元”“充作学费”的同时，“我”从“原本是旗本”这一过去所属阶层的归属意识开始转向。“以目前这个样子，不能在人前抖威风说自己受过教育。所以总是吃亏”。他的如是判断，明显是属于学历社会、明治能力主义式价值观。通过“接受教育”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学历精英意识就要抛弃对出身阶层的眷念，选择适应明治时代新创建出来的学历社会的体系的立场。
但是，就在决定按照学历社会的逻辑去生存这一转向时刻，“我”基本上已失去了成为精英的可能性。父亲死后，失去了抚养者的“我”还在寻思“我必须在东京做学问”。可是，“哥哥卖掉了房子，清理好家产说是要外出工作”。也即是说，哥哥拒绝作为家长来供弟弟完成学业，或者说是放弃了这么做。当然，“我”只能上“私立初中”。所以，毫无疑问，高中毕业后考上帝国大学这一精英之路是希望渺茫的。但是，把从哥哥那里分来的“六百元钱分成三等分，每年花销两百元的话，可供三年学费”。从这样的打算中看得出来“我”对考高中是彻底地绝望了，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就在那时，即在“我”决定上“物理学校”时，“我”就已经从学历社会的精英路子上跌落下来，成了个失败者。
早早地从学历社会的精英路线中脱落出来，走上失败者的道路。而且“在班级的排名总是从下面往上数会更方便些”。“我”就这么个水平，所以，对书中另一人物“红衬衫”“大学毕业”的学历顿时就屈服了，毫无根据地陷入“是个了不起的人吧”这样的幻想中。对于上层人的羡慕，越是同一价值体系中的下层人，这种感情越是会被强化。反之，对那些比自己差的人会带有一种更强烈的歧视意识，一定会谋求一种心情上的自我保护。在码头碰到的那个“流鼻涕的孩子”就因为不知道中学在哪里就被骂作“不懂事的乡巴佬”，这完全就是基于如是的歧视意识。
总之，如果没有阿清这一精神上的，不，毋宁说是心理上、情绪上、感情上的支柱的话，就无法保持“原本是旗本”这一自我认同意识。在物理学校与阿清分开生活的“三年间”，“我”沦落成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只是在学历社会的中下游混生活的男子。不，准确地说，就凭物理学校毕业，能谋到初中数学老师的职位应该算是发迹了，是一夜之间的暴发户，“可以在人前耀武扬威地说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学校的老师正好就是“每天在人前耀武扬威地说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职业。
我们来看另一个标准，即“是否吃亏”这一点情况又是如何？毫无疑问，因为当上初中数学老师，“我”在经济上是有“收获”的。如果简单地算笔账就能明白，物理学校时代的“我”的生活，包括学费在内每个月要支出十五元八毛三分。为什么能得出这个数字呢？按照“我”当初的计划，“把六百元分成三等分，平均每年使用两百元”，但是“我”省吃俭用，过着“蛰居在四铺席半的屋子里”的生活，所以在毕业时攒下“三十多元学费”。平均每年要余下十多块钱，也就是每个月节约八元三毛六分。在这三年期间，“我”在金钱上一定是精打细算的。“我”特别在意“豪猪”请自己吃的“一毛五分”的“冰棍”，这是在物理学校时的贫困生活中所养成的经济观念。
在物理学校时代，包含学费在内，“我”每个月依靠十五块多的费用度日。因为做了初中数学老师，“月薪四十元”的生活突然有了保障。正是物理学校毕业这一学历给了“我”“四十元”的月薪。其社会身份提高了二十五元。“我”一定是陶醉在从此前的节俭生活中解放出来的感觉中。这是因为动身去疑似松山的“四国地区的初中”赴任的单程旅费就花了十六元，高于之前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到达“山城屋”旅店时，“我”被领到“二楼楼梯下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心想“被塞在这间狭小而漆黑的屋子里，怕是因为没有打点茶钱的缘故吧”，于是他就盘算开了：
我掏最高的小费，吓他们一跳。我带着从学费中节约出来的三十多块钱离开东京。除了火车、汽船和杂费开支，还剩下十四块多。就算是全部拿出来，也没关系，往后我每个月有薪水。乡下人小气，若给他五块钱一定会大吃一惊，眼珠子都瞪圆了。
在这里同样赤裸裸地表现了对“乡下人”——具体说来是对旅店里的女人们的歧视意识。支撑这种歧视感的，乃是从“三十块钱”中刨去十六块的旅费之后剩下来的“十四块钱”。他之所以认为即使全部用掉也没关系，这是因为可以拿到“四十元”的薪水。“从物理学校毕业”所得到的能力主义的社会身份原本是没有实体的虚幻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只有通过作为月薪的金钱来表达出来。依靠“月薪”来测定自我同一性，可以说就在这一瞬间“我”的转向已经完成。当然，即便“我”不愿转向，因为哥哥把“原本是旗本”的家财全都兑换成了金钱。所以，“原本是旗本”这一存在依据就在那个时候被抹消掉，作为其痕迹的“六百元钱”也被“我”在“物理学校”读书的三年期间消费殆尽。就在消费干净“旗本”的痕迹时，在从明治日本这个国家拿“月薪”这事确定下来了，此前极度节俭的“我”马上就以暴发户的心情，打算大方地出手“五元钱”“小费”。奇怪的是，或者说是理所当然吧，从国家给“我”的“四十元”工资中扣除每个月消费的父亲遗产的十五元，正好就是做了“电车公司技工”后的“我”“月收入”的“二十五元”。
Ⅴ 《教育敕语》和“御照”
“我”的分裂、“原本是旗本”这一落伍的士族意识和学历精英社会的中间阶层这一意识之间的分裂，像再转向一样重新回到前者一方的，是在那场有名的“值班”事件之时。
在“值班室”的“被子”里被塞进了蝗虫。“我”立马断定这是学生所为，便诘问带头的人。但是，“我”这次的问责不得要领，最终也没能弄个水落石出。“我”死了心，打发走学生，“一边想着阿清的事”刚要入睡时，“突然，在我的头上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吧，打着节拍，一齐踩踏地板，发出咚咚的响声。紧接着，又发出了与踩踏声相匹敌的吼叫声”。“我”遭到了学生们如是方式的“报复”。等“我”跑到二楼时，学生们早就不见了踪影，抓不到什么证据。这时，“原本是旗本”的意识在“我”的内心苏醒了过来。
就此罢休的话，我太丢脸了。江户仔被人觉得窝囊可不是一件体面的事。被人认为在值夜班时被一帮黄毛小孩耍弄了却没有招，在被窝里抹眼泪，那真是丢一辈子的人。怎么说“我”原本是旗本出身。旗本的先人是史上名门清河源氏，是原籍多田的名将源满仲的后裔，和这些泥腿子天生就不一样。只是脑子不够用，挺让人懊恼的，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虽然很为难，但岂能输这个份？
很突兀地，“原本是旗本”这一自我同一性，通过扯出“清河源氏”和“多田满仲”的形式出现，这是为什么呢？“我”不单是回归到了德川家康的“旗本”，而是回溯到了其源头的“清河源氏”，即回溯到了作为天皇武臣的士族的源头（源氏为天皇赐姓——译注）。这无非是因为蝗虫事件、踩踏事件所发生的现场是在“值夜班的房间”的缘故。
“值夜班的房间”究竟是什么地方？此外，“值夜班”又是一项什么性质的工作？不知何故，由研究者编撰的关于《哥儿》的众多注释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当时，在“值夜班的房间”里“供奉”了天皇的“御照”和《教育敕语》(7)的誊本。天皇“御照”于1887（明治二十）年肇始于冲绳县寻常师范学校，然后分发给全国的学校；《教育敕语》誊本于1890（明治二十三）年10月30日颁布，翌日起开始发送至全国学校的。所谓的“值夜班”，乃是拼死守护这两种天皇象征的教师的重要工作。
在1891（明治二十四）年11月17日的文部省第四号训令《关于御照及敕语誊本的供奉方法》中有这样的规定：“下赐至管内学校的天皇陛下、皇后陛下的御照以及教育敕语的誊本，需选择校内固定场所来郑重供奉”。关于这个“御照”和《教育敕语》的誊本同“值夜班”之间的关系，副田义也曾这样指出过：
作为供奉“御照”和《教育敕语》的“校内固定场所”，当初选择的是校舍中的一个房间。但是后来在学校的正门附近修建被称之为“奉安殿”（奉安所）的设施，这里就成了供奉它们的场所。作为校舍内的场所，如果是在二层楼建筑的话，会选定二楼的房间。其理由是，如果供奉在一楼，教员、学生就会在“御照”和《教育敕语》的头上来来往往的，这多有不敬。将其供奉在二楼，如果学校发生火灾，就加大了转移这些东西的难度，加大了教员为此丢命的可能性。（中略）因此，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了“御照”及“敕语誊本”的供奉、护送等的值班体制。这样一来，值班体制的管理疏漏以及值班时若出差错的话会受到惩罚（《教育敕语的社会史——民族主义的创造及挫折》，有信堂高文社，1997年）。
“我”所在学校的学生们不仅在“供奉”“御照”和《教育敕语》誊本的“值班室”里放进大量的蝗虫，还在上面“来来往往”，甚至“踩踏地板”，发出“咚咚巨响”“以至于二楼都快塌下来了”。而且，对此感到很气愤的“我”，置“御照”和《教育敕语》的誊本于不顾，泡温泉去了，末了被校长“老狐狸”看到。那天发生在学校里的事件，很明显是侮辱了天皇，是够得上“处罚”对象的。
提起“多田满仲”即源满仲，他是清河源氏源经基的长子，在“安和之变”（969）中，他告发了源高明觊觎皇位的阴谋，使得高明下台。他曾侍奉过藤原兼家和藤原道兼，也就是说他是瓦解、虚化天皇亲政，创建了所谓的藤原“摄关政治”这一政治形态基础的武臣。众所周知，在223年之后，清河源氏的头领源赖朝（1147—1199）创立镰仓幕府（1185—1333），开启了武家政治，一直延续到江户德川家康时代（1603—1867）（除了建武中兴(8)这一时期）。
但是，并不因此就立即断定《哥儿》是一部大不敬的小说。但是，有必要确定“我”这个初中数学老师是一个彻底的反《教育敕语》的男子。在《教育敕语》中所期待的“臣民”形象是这样的：
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此能启发智能，成就德器，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如一旦有缓急，应义勇奉公，以此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又足以彰显尔祖先遗风。
说是“孝父母”，但是“我”“在母亲病死前两三天，在厨房里悬空嬉闹”伤到了肋骨，被母亲呵斥“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样的东西了”。在去亲戚家居住期间母亲去世了，被哥哥骂作“不孝之子”。对这个哥哥，“我扇他耳光”，下象棋时，他说了句“卑怯的卧槽马”，我抓起一个“飞车”棋子，“掷到”他的“眉间”。所以，也有悖“兄弟相和”。中了“红衬衫”“马屁精”的计策，马上就怀疑“豪猪”，所以也不符合“相信朋友”这一条。他不断对周围的人恶语相向，这与“恭俭”“博爱”无缘。更为重要的是，他违反了“如一旦有缓急，应义勇奉公，以此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条。如果把《哥儿》的后半部分发生的事件与日俄战争的庆功大会相重叠起来阅读的话，所谓的“缓急”的确就是指日俄战争了。
但是，“原本是旗本”的“我”，通过消费父亲留下来的“六百元”遗产的方式，进了“物理学校”，由此免掉了兵役，没有参加日俄战争。在“物理学校”的三年间，后面的两年正好就是日俄战争时期。直到1943（昭和十八）年12月的“学生出征”为止，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们也是不用上战场的特权阶层。
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发生冲突的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也都是些不用上战场的精英分子。在“战争未亡人”成为社会性问题的时期，围绕着“麦当娜”的争夺战十分激烈。正是在这里，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仅仅是男性的特权知识精英集团的任性。即便是对“红衬衫”扔生鸡蛋，但无论是“我”还是“豪猪”，都是强化天皇象征性的明治日本的中坚力量。“会津仔”和“江户仔”的骚动，不可能是白虎队和彰义队的再生。
但是，“我”辞掉中学数学教师工作回到东京后做了名“电车公司的技工”。每月的工资降低了十五元。没落的中产阶层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末路，小说没有交代其去向。
Ⅵ 世界认识“旋转”运动
在大英帝国首都伦敦渡过20世纪最初几年的夏目金之助，曾在1月23日遭逢维多利亚女王之死。在他巧遇女王葬礼的第二天，即1901（明治三十四）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夜里，在住宿处的三楼认真思考了日本的前途。日本必须要认真对待，日本人必须睁大眼睛”。
对于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诞生，伦敦留学的决定性意义在于他获得了“日本人必须睁大眼睛”这一意识。“日本的前途”，即“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置产兴业”“脱亚入欧”的核心榜样之一就是“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之死是一件清楚地再现了作为“日本前途”化身的“大英帝国”衰退的事件。
在伦敦体验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金之助，获得了从外部来打量“大日本帝国”“前途”的“眼睛”，同时也获得了从其内部来打量作为“日本前途”标杆的“大英帝国”这一外部的“眼睛”。
这双“眼睛”，在如此观察着现实。这是他1901年4月19日写给在病床上的好友正冈子规的私信，也是后来用“漱石”这个名字公开发表的最初的散文《伦敦来信》。其中，有这样一节内容：
俄罗斯帝国与日本明争暗斗；支那天子受蒙尘之辱；英国挖出德兰士瓦的钻石来填充军费亏空。就在这多事的世界日夜不停旋转掀起波澜之际，在我所居住的小天地里也不断发生一些小的旋转和波澜。
在这里有一双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世界局势的“日本人的眼睛”。
自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来，“俄罗斯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争。以租借的名义对旅顺、大连这两个重要港口城市实施殖民统治的俄罗斯帝国与未能占领辽东半岛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针锋相对。
清朝在甲午战争之后，通过《马关条约》被迫承认的朝鲜为独立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还被日本攫夺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金。敦促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的“三国干涉”的结果是，和之前的俄罗斯帝国一道，德国租借了胶州湾，法国租借了广州湾。乘此机会，“大英帝国”从清朝夺取了威海卫和九龙。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以及对清朝版图的重新分割，“支那”的“天子受到了蒙尘之辱”。
夏目金之助所在的英国，为了获得金矿和钻石（金刚石）矿的开采权利，无视国际舆论的谴责，正对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展开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的“波尔（普尔）战争”。把“日夜旋转”的“多事世界”的“波澜”和自己所处的“小天地”中的“小旋转”“小波澜”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在伦敦的金之助获得了打量“日本人的眼光”。不能忽视的是，作为这个“眼光”一个重要的认识方法是，实际发生事件的“波澜”、世界级的“波澜”和个别性的“我”个人的“小波澜”都在“旋转”，甚至是在“小旋转”中“不断发生”的。所谓“旋转”运动是在向内侧牵引的向心力和向外侧飞出的离心力正好平衡时所产生的运动。或者，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法则，是物体之间存在着作为互相吸引的引力和作为互相排斥的抗力时产生的运动。
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力相互吸引，就是在这种分裂之前的抗衡中所产生的“旋转”和“小旋转”。在伦敦的夏目金之助完全是置身于两种逻辑力量相互吸引的“矛盾”的正中央。此外，金之助也在福泽谕吉式的“脱亚入欧”的框架中，立足于拼命追赶“大英帝国”而积累起来的成果，想要让英国人承认“日本”这个国家：
西洋人惊异于日本人的进步。之所以很吃惊，是因为之前不屑一顾的人居然口出狂言，做出很傲慢的事来的缘故。大多数人既不吃惊也不明白真相，真要想让西洋人佩服我们则不知道是多少年之后的事了（《日记》，1901年1月25日）。
就在甲午之战前夕，日本得以和“大英帝国”达成条约修正，成为和欧美列强同等的、可以对大清开战的普通国家。“西洋人”惊异于对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的“进步”。但是，他们之所以感到吃惊，乃是因为他们绝没想到“日本”竟如此地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之所以“吃惊”，无非是因为曾经“轻蔑”过这个远远不够“发达”的国家的缘故。而且，很多人对“日本”是既不关心也不了解。
无论“日本”如何苦心孤诣地去模仿，终究也不能成为“西洋”。在这则文字里明确地表露出了作为“日本人”的夏目金之助的焦躁：究竟要过“多少年”，“日本”才能让“西洋人”“佩服”？但是，就在日英同盟签订的1902年1月30日前后的手记中，夏目金之助写道：“英国人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强国”，“如今的英国就没有灭亡的时候吗？”他对进化论式的“进步”表示了怀疑，同时也指出此前已达到繁荣的顶点，认为这种状态今后还会持续下去的“英国”有“灭亡”的可能性。进而，他严正警告“日本”说：“未来会怎样？勿洋洋自得”。
“大英帝国”为了固守自己的利益，为了对抗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俄罗斯帝国的南下亚洲政策，把日本作为亚洲的宪兵而缔结了日英同盟。如果不和这个仅仅在三十五年前还被视作“蒙昧”的岛国签订军事同盟的话，就无法坚守其在亚洲所展开的殖民主义政策。像这样，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竞争已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也表明“大英帝国”的实力已被相对化。
进而，因为在甲午战争中获胜，曾经的“蒙昧”国家“大日本帝国”，与欧美列强一道参与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竞争，以租借的名义迅速加快了对清朝的殖民地割据。同时，通过“三国干涉”，俄罗斯、法国、德国并不认为与黄色人种的“大日本帝国”是对等关系，这显示了国家性质的、人种主义式的思维。在这个意思上讲，日英同盟在日本国内被理解成取得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证据的机会。
在伦敦的金之助，一个人关在寄宿的房间里对此表现出了疑虑。在同年3月15日写给岳父中根重的信中，金之助把“大英帝国”所体现出来的西欧文明决定性失败，归咎于贫富差距的凝固很难启用优秀人才，导致只有愚蠢的富人来统治国家这一事实。紧接着他对日本的现状发出了警告：
日本如果和它处在同样的境地（事实上正处在同样的境地），在那些社会底层人的智识发达的将来，会发生大事。如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有不足之处，但其学说出现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属必然。
尽管夏目金之助对马克思的理论“欠缺”持保留态度，但是，他断言出现卡尔·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在现状下也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要得到与“西洋人”对等的评价，“日本人”高举“文明开化”这一国家口号，以学校教育和军队训练为中心，以国民规模，包括自己的身体在内，要把自己彻底地改造成“西洋人”。但是，这一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这在《伦敦消息》中，在金之助写给子规的半开玩笑的轶事中有清楚的表达。是这样一则轶事：
走在街头，伦敦的英国人无论男女个子都很高，自己的头部仅及其肩部。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个长得和自己同样寒碜、瘦小的男子从对面走了过来。心里寻思道，怎么在英国人中也有这样的家伙呢？原来是照在镜子里的自己的身影。
再怎么拼命叫喊“文明开化”，“日本人”也变不成英国人。正因为知道变不成，反过来还要强迫症似的拼命做无谓的狡辩，要变得比英国人还要英国人。无限地把自己与作为他者的英国人联系起来。要用他们的基准来进行自我测定。所谓的“文明开化”无非是遵循欧美列强的逻辑和价值观来彻底改变自己、他者化等无限自我殖民的过程。
但是，倘若要问，究竟为了什么目的来实施这种自我殖民呢？“富国强兵”，在生产力、经济能力、军事力量方面要与欧美列强相匹敌，外交上平等。可是，一方面它又是为了侵略亚洲周边地区，实现帝国主义的殖民野心，所以必然会陷入通过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来煽动自我殖民这一决定性的自我矛盾中去。
而且，为了装出这并不“矛盾”，就只有隐蔽自我殖民的过程，一味推进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在这里存在着“大日本帝国”不得不过度侵略的形态。但是，既然不能单独发动这一侵略性，那就只好寄生在最具有主导权的国家身上。其着落点乃是日英同盟。依靠寄生在世界级霸权大国的身上，来扩大国家利益，这一日本式寄生民族主义得以完成。
在伦敦的金之助，将其意识的一部分放在自我殖民和民族主义的“分裂”旋涡中，但是在另一部分，他意识到自我殖民即对“大英帝国”的模仿结果会发展成“未来的重大事件”，潜藏着国家“灭亡”的可能性。
这个立场既不是隐蔽“矛盾”，过度地推进侵略的方向，也不是在装作解决了“矛盾”的连续性的“进步”中来寻找近代的福泽谕吉式的发展理论，这决定了后来作为小说家的夏目漱石那将“矛盾”作为“矛盾”来把握，在反方向作用的力量“撕裂”中来思考的表达者的存在方式。
在《伦敦塔》（1905年1月）的开头处出现马克斯·诺德的《退化论》也并非偶然。因为长着雀斑的金之助的脸、他那亚洲式的身材，无论怎样努力都绝不能成为进化论式的“优秀的生命”。
Ⅶ 日俄战争与《我是猫》
自小说家夏目漱石诞生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发生在其中的种族歧视、战争与暴力等问题，便作为一贯的主题系列被表达出来。比如，在第一部以“漱石”署名的小说《我是猫》的第一章中有如下的段落：
我所敬重的小白就住在斜对面。每次我碰到她都会说再也没有比人更不近人情的了。小白前些日子产下了八只像玉石般漂亮的小猫。可是，就在第三天，这家的书生就把它们全部丢在了院子后面的水池里了。小白流着眼泪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说给了我听。末了，她说道：如果我们猫族想要捍卫亲子之爱，过上幸福日子的话，就必须同人类作战，将其剿灭。我认为她的话句句在理。
虽然被称作“小白”，但是“产下了八只小猫”，所以应该是母猫。她的孩子被杀，被逼到了必须考虑“猫族”和“人类”之间进行全面战争的境地。而且，她被设定成“军人”家饲养的猫。“军人”家的“小白”、“车商”家的“小黑”。像这样，是用饲养者的阶级和猫的毛色来命名的。可是，这样的设定让人马上联想起通过肤色来歧视的种族主义及由此规定的世界上的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域序列。
通过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统治方对被统治方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利，所谓“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殖民主义暴力的鲜活性，通过“人”这个族类对“猫族”所发动的杀子暴力而隐喻地呈现出来。与此同时，“人”一方的“军人”和“车商”这一阶级差，也是在“大日本帝国”内部的胜者方与败者方的职业表征。当种族主义和阶级差别重叠在一起时，在《我是猫》第一章发表之时，小说的表达为读者唤起了将迎来决定性局面的日俄战争的影子。
“猫族”为“人”所饲养，作为家畜的唯一好处当然就是抓“老鼠”。可是自称“咱”的猫却不会抓“老鼠”。下决心要抓“老鼠”的“咱”其时是这么想的：
听说，不久之前，日本和俄罗斯帝国在打一场大的战争。咱是日本的猫，当然是偏袒日本了。如果能行的话，甚至想组成一个混成猫旅团，去抓挠俄国士兵。像如此这般精力旺盛的我，如果有意要去抓一两只耗子的话，即便是躺着也能轻松搞定。
这一设定乃是说，连家养的猫都受到人类战时民族主义的感染而狂热。但是，所谓的“混成旅团”乃是日俄战争时期报纸报道中的关键词之一，是指在一个步兵旅团中加入必要的其他的兵种编制而成的独立部队。“混成旅团”新投入战场，这样的报道在国内起着高扬战争精神和国威的作用。但是作为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由于无能的指挥官无谋的作战，导致大量的死伤者出现，因此也就成了投入新的死伤者预备军的意思。不能像夏目漱石那样通过“迁移户籍”而逃脱兵役的、归属于“日本”的、达到一定年龄的男子们，明知去那里一定会送死，可是又不得不去。
在下决心抓“老鼠”之前的“咱家”是这样想的：“一味地主动冒险不单是自己的灾难，也有悖天意”。但是，既然是家养猫这种“被雇佣者”，也就是说“既然同雇主打上了交道，就不得不变成雇佣猫。如果要做雇佣猫的话，就必须抓老鼠”。
“咱家”开始演练“作战计划”。“研究老鼠的出口”“老鼠会从哪个方向出来呢”？到厨房的每个角落去巡视，“俨然是东乡大将一样的心境”。
黑海舰队是从对马海峡经过呢，还是要出津轻海峡呢？抑或是远远地绕过宗谷海峡？据说对此东乡大将是操碎了心。现在，“咱家”设身处地地想，能体察他有多么的艰难。“我”不仅在整体状况上和东乡阁下相似，在这特殊的位置上和东乡阁下有着同样的苦心。
如此“相似”“相同”。如此说来，被报道在日本海海战中“大获全胜”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的肖像变形成了猫脸。在这里产生了猫族这一异族对“人”的误读和误解。同时，由这种戏仿所生成的两意性或两面价值的问题就浮出水面来。
“咱家”的说辞无论怎样被人认为是乘机利用了战时民族主义，但这既然是“猫族”说的话，不会产生出与“人”的言论相同的意义来。
在当时作为“人”的“日本”人看来，为无法确定“老鼠”会从厨房的哪个角落出来而烦恼的“咱家”绝对不可能同东乡平八郎身处同样的“境遇”、抱有同样的“烦恼”。
结果，“咱家”的说辞将日本海大战贬低成了厨房里的猫鼠之争。在这里有着作为方法的“矛盾”的战略意义。
“咱家”是一只充满“矛盾”的猫。作为一只普通的猫，和其他的猫相比，无论怎样被“人”断定为无价值的猫，“咱家”也没有抓过“老鼠”，没有犯下杀鼠即杀人的罪行。可是，既然自己属于“日本”，那就必须那样去做，既然是以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中的“人”为主人的“雇佣猫”，那就必须捕“鼠”，就必须杀鼠即杀人。我就这样下定了决心。
但是，我终究未能捕“鼠”。而且作为一只“绝不捕鼠”的“无名的猫”而终其一生。
Ⅷ “朝鲜合并”与《门》
夏目漱石的小说《门》（1910年3月1日—6月12日）中的出场人物，其人生由日俄战争前后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及地政学方式所左右。某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力量关系，也会在个人层面上规定某一特定地理条件中的地域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存在方式。漱石在伦敦获取了依靠观察大“旋转”而考察作为“小旋转”的事件这一“眼光”。夏目漱石的《门》所呈现的，正是这种认识。
在《门》这部虚构小说的世界中，开篇就导入了与现实世界的历史直接相关联的事件。一直照顾自己的叔叔死了，被叔母告知要停止学费的弟弟小六在某个秋天的星期日造访了哥哥宗助，在吃晚饭时提到如下话题：
（小六）开口说道：“你瞧，这伊藤公真是倒霉啊！”五六天前，宗助读到伊藤公被暗杀的号外时，来到阿米正在干活的厨房里说道：“喂，不好了，伊藤被暗杀了。”他把号外放在阿米的围裙上，转身就走进书房里去了。他的语气毋宁说是很淡定的。
伊藤博文（1841—1909）在哈尔滨被朝鲜人安重根（1879—1910）射杀，时在1909（明治四十二）年的10月26日。因此，正如很多研究所提到的那样，《门》开头的那个秋日的星期天可以断定为1909年10月31日。
而且，重要的是，当小六提起这个话题时，阿米把曾经对宗助提出过的同样的疑问再次重复给小六听：
“为什么会被暗杀呢？”阿米把看到号外时曾经问过宗助的同一问题再次对小六提起。
小六一脸认真地回答说：“是砰砰连开几枪打中的呢。”
“可是，为什么会被暗杀呢？”
小六也一脸的惶惑。宗助淡淡地回答道：“这是命运啊！”，他津津有味地喝了口茶。阿米似乎还是不能理解，她问道：“为什么要去满洲呢？”
“为什么会被暗杀呢？”从号外开卖的10月26日起，阿米至少三次重复过同一问题，询问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的理由。但是，对她的提问，不要说小六，就连宗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是因为，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及当时大日本帝国对于朝鲜的殖民政策以及朝鲜的抗日运动的方方面面。
如果从正面来回答阿米的问题会是怎样的呢？在日俄战争中勉强战胜了俄罗斯帝国的日本帝国就在《朴次茅斯和约》签订不久之后的1905年11月，为了掌握朝鲜的外交权，伊藤博文逼迫朝鲜的阁僚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的对外政策乃是锁定在将朝鲜殖民地化这一点上，就在《门》发表的1910年，此前盛传的“日韩合并”这一赤裸裸的殖民方针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是抵抗大日本帝国将朝鲜殖民地化的抵抗运动之一环，可在10月31日这个阶段，该事实没有被报道。要回答阿米提出来的“为什么会被暗杀呢？”这非常困难。
原本，宗助并不关心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这些对外政策，对此他也说不出个门道来。所以，他所回答的“那是命”，很明显不过是搪塞阿米的话，这同样明显地凸显了宗助的局限性。此外，“为什么要去满洲呢”这另外一则疑问，对阿米和宗助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两人背叛过的安井就生活在“满洲”的缘故。事实上，针对小六说的“总之，满洲也好，哈尔滨也好都是不安稳的地方呢，我总觉得很危险”这句话，宗助回答说：“这个嘛，什么样的人都聚在那里呢。”可是，“此时阿米的脸色很奇妙，她看了一眼如是回答的丈夫”。对此，叙事者特地提醒读者注意。
阿米本人是否已意识到，这并不重要。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她的提问起到了如是功效：从读者的记忆中唤起了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在历史——地政学上的位置变化，这恰恰也是从宗助的意识中被排除掉了的东西。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继北海道、冲绳、中国台湾之后将朝鲜变成殖民地，成为在亚洲拥有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一社会现实中，宗助的职业乍看之下也在朝着立身出世主义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关于阿米和宗助的过去，二人背叛安井走到一起故事，直到小说的第十四章为止并没有对读者交代，只是零星地提到过几次。如果把分散在小说中的有关二人过去的信息串联起来的话，就会明白在这之上非常微妙地印刻上了历史——地政学的意味。
两人结婚已“六年多”了。按照这一描述，从1909年10月31日开始倒推算的话，阿米和宗助背叛安井发生肉体关系是在1903年，即是在明治三十六年的春天左右。从那个时候起，日本国内的舆论渐次倾向于日俄开战。明治三十六年春天，正是其时作为漱石同事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等七名博士直接向当时的首相桂太郎进言日俄开战的时期。以《朝日新闻》为中心的主战派报纸媒体，利用这一事件大张旗鼓地宣传、煽动开战舆论。曾经是非战派的《万朝报》也在该年的秋天转向开战论。
宗助在京都惹起绯闻而从京都的大学退学后，与阿米一道去“广岛”就职。说到“广岛”，它既是吴这一日本海军的基地，同时从本州征集起来的军人都是从“广岛”的宇品港被移送至战场的。也就是说，在日俄开战的前夕，人力、物力、金钱乃至就职的条件全都集中在了“广岛”。阿米以及宗助这位从学历精英路子上跌落下来的男子都得益于这种开战前夕的“广岛”的历史及地政学条件，才得以找到谋生之道。
就在“广岛”，阿米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但是，“胎儿出乎夫妻二人的预料，过了五个月突然流产了”。宗助将这一事实与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解释说“爱情的结晶被贫穷打垮”，把孩子之死归咎于自己收入的低下。在“广岛”居住了“半年”之后，宗助的父亲去世了。就在宗助和阿米之间闹出绯闻之后，他与父亲就已形同陌路，但他还是出席了葬礼，也第一次知道父亲欠了债，把小六的抚养及财产的处理等事宜委托给了叔叔。那之后又过了半年，传来消息说“家”被“卖掉了”。但是，关于“家”被处置后的财产详情，叔叔只是在来信中说“详情待见面后再谈”，在不明就里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
关于这段时间经过的叙述方法实在是很微妙。从接到叔父卖掉“房子”的消息开始，“过了三个来月，总算是消停了，许久之后他想要带着阿米离开东京。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患了感冒，卧床不起。落下病根，转成伤寒。因此，又在床上躺了六十多天。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天里身体非常虚弱，无法好好地工作”。
如果还原到历史中去，情况会是怎样的呢？从1903年春天开始的“半年”，即宗助的父亲去世时，正值日本全国上下弥漫着日俄开战氛围的时期。那之后的“半年”，正好是日俄战争开始的前后，在战时的经济景气中，宗助父亲家的不动产交易得以成功。
接下来的“三个月”与日俄战争的初期决战时期相重叠，宗助卧病在床的“六十来天”则与战况以旅顺为中心的胶着时期相重叠。而且，再后来的“三十天”则是围绕旅顺攻略的作战的开始时期。宗助的病，在时间上与日俄战争相一致。
那之后，宗助“不得不离开广岛，去了福冈”。像这样，他换工作了。“福冈”是作为煤炭和钢铁主要生产基地的北九州的中心，的确是一夜之间成为向战场补充军备的战需景气之地。宗助改换就职场所一事，是与日俄战争的战况变化相关联着的。这样一来，自从换工作到“福冈”之后，宗助就丧失了向叔父确认变卖“房子”结果的机会。
在“福冈”，阿米和宗助也有了孩子。但是，这个孩子也是“不足月出生的”，“以宗助的收入，就连在室内安装个炉子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尽管“医生”叮嘱说“必须依靠人工来取暖，无论是昼夜，室内都要保持相同的温度”。但是，由于缺少充足的取暖费，“婴儿”在“一周之后”就死了。
由于战争时期需要使用大量的煤炭，即便是在产地“福冈”，煤炭的价格也在上涨。结果，以宗助的收入，他连为新生儿取暖活命的余地都没有。和在“广岛”时期相同，在“福冈”时婴儿夭折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职业，尤其是在于从工作单位得到的“报酬”过少。在搬到“福冈”的“两年”之后，也即是在日俄战争之后不景气的环境中，宗助通过“以前的同级生、在学生时代非常要好”的“考上高等文官”的友人的介绍，跳槽到了东京。
的确，伊藤博文的暗杀事件与宗助的人生在这里重叠了起来。“日韩合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战后，尤其是在《第二次日韩合约》缔结之后，以官吏、军人为中心，众多的日本人都涌进朝鲜。当然，与赴朝人员有关，在国内的各种位置上出现了空缺。在这个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中，大学未能毕业的宗助也具备了在“衙门”工作的条件。
而且，发生在东京的第三次死产，是因为阿米在井边跌了一跤，脐带缠到婴儿的脖子所导致的。在宗助看来，这次的事故与当年的“广岛”“福冈”时不一样，与自己的职业和“报酬”无关。于是，在这次死产之后，阿米就认为不能生孩子的责任就全在自己一人身上。在不得不背上如此苦恼的夫妇之间，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关系。
住在阿米和宗助家“前面”的叫做“本多”的老夫妇，“每个月”都会从“在朝鲜的统监府当大官”的“儿子”那里“收到汇款”，“可以悠闲地享受老后的生活”。这一情节安排很具有象征性。阿米和宗助聊起“本多”老人的事是在东京的“冬天”来临的时节。两人“很羡慕广岛和福冈温暖的冬季”，“一到夜里，夫妇两人都赖在火炉边”。
当然，如前所述，得知房东的弟弟认识一个叫做“安井”的男人。宗助之所以会受到来自安井影子的威胁，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满洲”那个地方。那里一直是日本觊觎的实施殖民政策的地方，“聚集着各色各样的人”。和房东的弟弟有往来的那个叫做“安井”的人物究竟是不是宗助和阿米背叛过的安井，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明确交代。
Ⅸ 夏目漱石小说《过了春分时节》与殖民主义
《过了春分时节》（1912年1月2日—4月29日）中的田川敬太郎和《门》中的宗助相比，更是被包围在殖民主义的日常感觉中。宗助的弟弟小六上大学的学费没有着落。与此相比，“如果不行，我就休学，趁早去满洲或朝鲜”。像这样，即便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国内也很难就职。对敬太郎来说，去“满洲”和“朝鲜”求职在他看来近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时间设定为1909（明治四十二）年的《门》中，未能攀至学历精英路线顶端的中途落伍者的选择是“满洲或朝鲜”。与此相对，在时间设定略迟一二年的《过了春分时节》中，即使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满洲或朝鲜”也是理所当然的就职去处。而且，敬太郎被定位成一个在即便是在“满洲或朝鲜”都未能找到工作的男子。
他看厌了天天都见面的寄宿处女佣的脸，也吃腻了每天都吃的寄宿处的饭菜。为了要打破这种单调的生活，如果能去满铁或朝鲜的话，除了衣食之外，还能得到些许的刺激。但是，就在两三天之前，当他明白了这两处目前都没有指望之后，愈发地觉得眼下这种平庸的光景和自己的无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情绪更加低落了。（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过了春分时节》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是以田川敬太郎的求职活动为轴心来展开的。可是，在小说的开头处，他放弃了求职“活动”，大喝闷酒。这无非是因为即便是在“大日本帝国”在日俄战争以后认真着手殖民地经营的“满洲”和“朝鲜”，都断绝了就职的可能性的缘故。如果“满铁”不行，“朝鲜”也泡汤了，当然国内也就更没戏了。换言之，敬太郎处在了万事皆休的境地。
找不到工作也就意味着宣判了在学历精英的社会一路走过来的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是“无能”的。对于以受过高等教育为自己唯一的自我证明的敬太郎来说，“无能”的评判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自我的同一性遭到了社会的否定。生活在学历精英社会的时候，暂时获得了升学、考试合格、毕业这样的生活的方向。可是，在这之后，在自己这里不复存在方向，不明白究竟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来推进自己的生活。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就只有原地踏步了。如果连在刚获取的殖民地都找不到生活的方向，那就只有获取新的殖民地了。
很明显，被定位成“浪漫趣味的青年”的敬太郎，心里怀着要去南方的殖民梦想。他在学生时代对连载在《朝日新闻》上的南洋探险家儿玉音松的《冒险谭》很着迷，很喜欢音松和大章鱼搏斗的那则消息，以至于被同学取笑为“田川的捕章鱼者”。当然，他并非是因为和将来的关系而思考去“南洋抓章鱼”的。但是，他曾在“学生中”很“认真”地“计划”过他的“新加坡的橡胶林栽培”：
当时，敬太郎想要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在几百万棵茂密的橡胶树林的正中央修建一幢木制平房，他不断地想象着自己作为一名栽培监督在那里朝夕生活的情形。他要故意裸露木屋的地板，打算在上面铺一张巨大的虎皮。在墙壁上装饰水牛角，在牛角上挂猎枪，再在其下放上一柄装在锦带里的日本刀。自己再缠上厚厚的白头巾，横躺在安放在宽大的阳台上的藤椅上，神气十足地呼哧呼哧地抽着香味浓郁的哈瓦那雪茄。不仅如此，在他的脚下苏门答腊产的黑猫——有着天鹅绒一般的毛色和黄金一样的眼睛，尾巴比身子还长的奇怪的猫——高耸着背脊蜷缩着。他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好所有的想象的光景。之后，他渐渐地要开始着手实际的盘算。
以绘画和照片这种图像表达方式而流通的南洋的大农场主的肖像，正是学生时代的敬太郎心目中所描绘的未来的自己的形象。当然，橡胶的栽培作为新式交通工具的汽车轮胎的原材料，在当时是最为注目的产业之一。但是，关于橡胶生产，曾给敬太郎提供各种情报的“橡胶通”“威胁他说，过不了多久，那里所生产的橡胶的供给量会超过世界上的需求，栽培者一定会心生巨大的惶恐”。于是，敬太郎就断了这个梦想。
在那个时代里，在学生们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谈话中，交织着“供给”“需求”“恐慌”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术语。在帝国主义列强相互激烈的竞争中，经常是孕育着一触即发的危机，在成功的背后不得不抱着巨大的风险。敬太郎那一代人就生活在资本主义被逼进绝境的状况中。
同时，我们恐怕还不要忘记，《过了春分时节》的叙事者告诉读者说：“浪漫”主义是和殖民地性质的侵略主义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从原始的自我上升到应有的自我的欲望的表现形态的话，那么敬太郎的“浪漫趣味”性质的梦想既不是以做一名要接近上帝的艺术家为目标，也不是要成为一个与高贵的女性谈恋爱的主体，甚至也不是要成为政治家、实业家或军人，而是要做一个在那样的殖民地农场的经营者。这也是一个有失体统地模仿、模拟在该地区取得成功的欧美列强出身的农场经营者们的梦想。
经营大农庄的梦破灭之后的敬太郎，如果说有什么想要从事的工作的话，那就是类似于“侦探”这类性质的事情。连接起这一奇妙关系的乃是憧憬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的敬太郎的“浪漫”主义。在他这个乍看之下颇有些荒唐的想法中，暴露了支撑其殖民侵略主义的深层心性。
我们都知道，那个柯南道尔所塑造的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在其出发点上乃是一名麻药中毒者。“大英帝国”以印度为中介来对各国开展鸦片贸易，牵扯在这鸦片贸易的毒牙一端上的宗主国人乃是福尔摩斯。
这件事暴露了某一重大的事实。也就是说，所谓的“侦探”，其自身乃是十足的“无能”者，是在产业资本主义体系中无法承担起相应生产力的无用者。这是必然的。这是因为福尔摩斯型的“侦探”的出场是在罪犯作案完毕之时，或正要实施犯罪之时才产生的缘故。
“侦探”如果缺少了犯罪者，就不具备任何的存在价值和自我同一性。“侦探”之所以具备揭开犯罪之谜的能力，乃是因为获取了无限接近罪犯的思维方式。区分“侦探”和罪犯的一条准绳就在于是否作为既成事实犯下该罪行。“侦探”彻底地模仿、重复犯罪分子的行为和动作，只有通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像犯罪分子一样去行动、思考，才有可能解开犯罪的秘密，提前制止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侦探”就是犯罪分子的分身。（托马斯·纳尔斯雅克，《一部阅读的机器：侦探小说》，荒川浩充译，创元社，1981年）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殖民地，敬太郎都找不到维持自己生计的职业。像他这种“没有能力”的窝囊废，除非去犯罪或充当某个有钱人家的食客，否则就无法得到生活的钱财。
事实上，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把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作为教科书来使用的“新近从英国回来的男子”说，波西米亚的王子在19世纪的“伦敦”所体验到的那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不用说在19世纪，即便在现在也依然存在”。
谁都可以成为“不可思议”事件的当事者，甚至目击者。伦敦乃至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发动战争这一大规模的暴力之后，攫取了殖民地。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压榨，勉强活下来的人们作为盲众生活在宗主国的首都。在那里，任何时候发生犯罪都不“奇怪”，这种危机已日常化，谁会成为犯罪分子也并不奇怪。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侦探”。
但是，对那些生活在《过了春分时节》发表时期的“大日本帝国”的人们来说，从“侦探”这个词汇里最鲜活地感受到的乃是将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1871—1911）等人逼入“大逆事件”的“警视厅的侦探”的形象(9)。在这次事件中，有二十四人被判死刑，其中有十二人被处死。事实上，敬太郎对友人须永说，他正是因为这次事件才没有当成“侦探”的：
敬太郎一本正经地说起自己为何没能做成侦探。原来侦探这个职业是从社会的表面钻到底下，像是社会潜水员一样的工作。所以，再也没有哪种职业能这般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他们的立场只是观察人的阴暗面。当然，自己没有必要堕落到冒险去做那些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其目的总是为了暴露别人的罪恶。所以，这种职业成心就是要陷害人的，自己做不来这种缺德事。自己只是满怀惊叹远远地打量那些成天琢磨别人的人，不，是要打量人怀有的那些匪夷所思的阴谋诡计在暗夜里大行其道的样子。——敬太郎主要讲了这样一席话。须永没有顶撞他，只是听着，也没有发表任何反驳意见。在他看来，敬太郎虽然看起来很老成，其实不过是很平庸的人。再说，他那副看不起自己的傲慢的模样也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于是就告辞了。
“警视厅的侦探”是“成心要陷害人的职业”。他们跟踪那些被认为会犯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凭借他们的判断将其塑造成犯罪分子。敬太郎声明自己“做不来这种缺德事”。那么，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呢？结果，受命于与须永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的妹夫，去做一件类似于“侦探”的追捕工作。以此为契机，他才找到了工作。
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敬太郎同宿一处的一个叫做森本的男子，辞掉铁道部门的工作后赖掉房租逃跑了。尽管他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先于敬太郎早早地找到了工作，任“大连”的一家“电动公园的娱乐部门的负责人”。
在告知这个消息的来信末尾，他写道：“满洲，尤其是大连是个好地方。你这样有为的年轻人当前也没有别的什么值得去发展的地方吧。你干脆就来这边。我来这里后，在满铁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如果你真有心要来，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在“满铁”这一国策殖民地铁道公司拥有人脉的这个森本，他自称是“完全不学无术”。就是这个男人，主动提出要为帝国大学毕业的学历精英“帮忙”找工作。这是居住在殖民地的人和居住在宗主国的人之间的阶级颠倒。
事实上，森本所就职的“大连”的那家“电动公园”就是为了让跟“满铁”有关的家庭带着孩子过周末或节假日的电动装置的游乐园，这是在内地尚不存在的、为了让人享受带有小资产阶级甚至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崭新的娱乐设施。
与同住一处且和自己有学历差距的男子在职业上的地位颠倒与学历虽然一样，但打算一辈子失业的须永和必须拼命找工作的敬太郎之间的差距奇妙地相互呼应。
须永的父亲是军人，“升到了预算官这一很高的位置，而且原本就是精通货值之道的人”，所以，他转投实业界，“母子都是不知衣食之忧的体面身份”。在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有了靠战争吃饭的父亲的财产，母子两人即便不工作也能生活。而且，须永和母亲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原本就是自己家的财产，借给了某位亲戚使用了很久。后来因为父亲过世了，母亲认为人口不多，那房子的位置和面积也正好合适，于是就把骏河台的本家卖掉后搬到这里来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卖掉本家”的钱成了维持须永母子生活的重要资本。作为独子的长男，在父亲死后继承了须永家族的家业和遗产，成了地产和家产的所有者。或许以父亲的财产为本金光靠利息就能生活。因此，须永无须找工作就能生活。对此，敬太郎的情况如何呢？
本来，在毕业后他为了谋得不错的地位，苦心孤诣地活动、奔走。就正如他本人所坦白的那样，直到现在他也还在继续寻找。但是尚未看到成功的曙光。在他这样的叫苦声中，至少有一半的水分。他并不是须永那样的独生子，但是，两人都还有一个母亲（妹妹已出嫁），他虽然不像须永那样有地产、财产，但是在老家还有些田地。尽管也不是多丰裕的收入，谷物每年都会换算成固定的现金，所以还不至于为二三十块钱的房租犯愁。此外，他利用母亲好说话的弱点，在这之前多次向母亲要零花钱。所以，他成天在高喊地位什么的，虽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地干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受到了乡党、朋辈以及自身虚荣心的蛊惑。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在学校读书时，就应该更加发奋学习，以取得好成绩。可是他又是个浪漫家，在学业上他也是尽量偷巧，结果以并不体面的成绩勉强毕业。
至少不是在城市里的“拥有土地家产的人”，每年把所产的大米换成现金的地主家庭出身的敬太郎的经济基础，和须永相比，不适合过用现金结算的都市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说，和叔叔松本一样，须永具备作为“高等游民”生活下去的条件，也即是说具备了不工作也能活口的寄生在金融资本主义之上的经济基础。可是，敬太郎并不具备这些。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想起同为“高等游民”的《心》（1914年4月20日—8月11日）的先生倚靠变卖土地和家产的资金及从“公债”增值的“利息的一半”来生活的事实。
这表明，须永的父亲在“预算局”工作时，与为筹集战争费用的国债发行有很深的关联。父亲似乎在日俄战争之前就已死去，但是，寄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里的本事，毫无疑问是被亲戚们继承下来。
日俄战争时期所发行的国债，第一次的利息是6.5%，第二、三次是6.6%，第四、五次则是8.25%（大石嘉一郎，《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开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种高利润的“公债”支撑起了作为利息生活者的“高等游民”的生活。当然，要偿还这笔债务就只有依靠增大税收以及从殖民地的搜刮、掠夺的手段来筹集。在这个意义上，在“大连”就职的森本的劳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奉献给了须永和松本这些作为“高等游民”的生活。而且，不久之后找到工作的敬太郎的劳动也会同样如此……
“小旋转”和“大旋转”是密不可分地关联着。
(1)韦斯特法利亚条约PeaceofWestphalia是1648年签订的和平条约，旨在于结束持续三十年的以神圣罗马帝国为舞台的欧洲战争。表面上这是一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但实质上是民族对立、新旧势力争霸所引发的国际战争。卷入该战争尤深的有波西米亚（现捷克）、奥地利、丹麦、瑞典、法国、荷兰、日耳曼等国。韦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式微，被认为是第一个“国际”公约。该条约带来了欧洲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是建立在所谓“韦斯特法利亚主权国”（WestphaliaSovereinty）概念上的主权国家概念，反对干预别国事务。——译注
(2)西南战争为以西乡隆盛（1828—1877）为领袖的旧武士势力的叛乱战争。西乡隆盛曾是明治维新时讨伐幕府的领袖，与大久保利通（1830—1878）、木户允孝（1833—1877）并称“维新三杰”。西乡隆盛于1873年因征韩论下野后，以鹿儿岛、大分、熊本等地为据点兴兵办学，以私学培养义士，势力渐大，而引发了政府不安，最终以1877年的内战告终。——译注
(3)自由民权运动为1870年至1890年间要求开设国会（帝国议会）的全国性运动，运动的本质在于反对占据明治政府和军队要职的前南部武士藩镇出身的政治势力，这一政治势力特点在于寡头政治，而自由民权运动的诉求则是一君万民前提下的“自由”与“民权”，构成这一运动的主体是对政府（而非天皇）不满的武士阶级子弟以及地方豪农。——译注
(4)此处的“神”亦相当于尼采的“上帝”，日语中基督教的“上帝”汉字表记为“神”，然而在此作者则包含了人神化的近代天皇之意。近代天皇将自己神格化，建立起一套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导致了侵略扩张。——译注
(5)“町人”指的是江户时代居住在城市的工商业者，“旗本”为江户幕府时代将军麾下守卫本阵的武士。这里显露的是“士、农、工、商”的等级意识。但这一儒教色彩的等级观念，在江户日本的语境中“士”更是指武士，而江户幕府的武士一般说来是有着儒教修养的。——译注
(6)“士族”为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给旧武士阶层的名称，居于“华族”之下，“平民”之上。“华族”即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贵族。——译注
(7)《教育敕语》1890年由明治天皇颁发，构成了明治教育现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干。它与《军人敕语》一起，在形成皇国史观、在意识形态上统合国民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也为天皇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打下了教育的基础——译注
(8)“建武中兴”指的是1333年后醍醐天皇击败镰仓幕府，还政于京都，但两年半后便因将军足利尊氏（1305—1358）离反而结束的短暂时期。之后又是武士政权的室町幕府时代（1336—1573）。——译注
(9)所谓“大逆事件”，指的是1910年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暗杀天皇嫌疑被检控的事件，幸德秋水被作为主犯，一共12人被处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