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士玮《春浮园全集》

一　小引

近颇喜浏览晚明人作品，无论诗文皆所慕悦。这倒并非受林语堂辈影响所致，实是觉得近来国家处境太像晚明也。

今请试论晚明之诗文。自明代中叶以后，那种四平八稳粉饰升平的台阁体即大行其时，文风已呈衰敝之象。挽救颓风有两条路，一是归（有光）、唐（顺之）的路，另一则是前后七子的路。归、唐力量小，官位卑，不足登高振臂为后生先唱。若非有清之方、姚为其揄扬标榜，如归有光的散文竟会泯没无闻也说不定。从唐荆川之影响之不及归震川大即可证明（当然文字优劣也是重要原因）。盖归、唐在当时，还不及唐六如、文徵仲一流人有时名也。

再说前后七子。大抵后人诋诃前后七子，多谓其作品是赝古董，或讥其无性灵。晚进不读书者，多凭耳食，屏七子书不观，仅知随声附和。好像前后七子一无可取，其毒或不啻八股者然。不知前后七子所以要复古，亦是不得已而为之。必欲苛责，只能给他们加上一条“矫枉过正”的罪名。谓其一无是处，是不足折服七子之心的。因为那时文风之卑下，政治之窳陋，甚而做人处世之浇薄与趋炎附势，均非后人所能想象。读了前后七子的书，才能仿佛有悟地略知一二。他们都是饱尝艰辛世味，深谙个中甘苦的人，以为人心所以不古，端在斯文之弊。欲求返朴还淳，必先从诗文复古做起。主要倒不在于字句间摹拟，实希望陈义能高深一点。不过他们的办法既欠高明，眼界心胸又不及唐宋之韩欧辈之恢宏博大，路子又走偏了一点，动辄以口号相标榜，宣传吹嘘胜过了实践的成绩。加之一时互相抄袭剽窃之风既盛，原有动机反被湮灭泯没。无镕铸之功，但具模拟之迹。正如清人所讥，家有《弇州四部稿》盈帙，便可名家。到底坐在风气太坏，诚非七子初衷所能料及的也。

自前后七子一变而为公安竟陵（实际上是由公安再变而为竟陵）亦是当然的事。不幸的是，这又是一个矫枉过正，正如唯心辩证法学者所讲的“正——反——合”。不过明代国祚已衰，文化久已坠地，不等其“合”便已亡国。及真正的“合”了而且重新发扬光大，已到了满族统治的清朝，倒像替别人做就了现成的礼物。这颇像五四以还的民国时代。那些遗老遗少们的复古，固然令人啼笑皆非；而五四以后的新潮流，对文化虽有重大变革与贡献，却终嫌过于粗浅芜杂，评价前人与检讨历史处，复多流于武断。这一大的“矫枉过正”的浪头，直到三十年代初才渐归于中道，及于平正；而敌寇入侵又使国家大伤元气。只盼国运隆昌，能把文化的根基元气，重新培育起来，不要造成晚明的局面，乃吾民之大幸也。

晚明文坛继公安竟陵之后，文人另辟的蹊径又有两条，但大体上仍是踵武前人的。第一种姑名之为“林下派”，态度是消极的，而风格却清高，其渊源殆来自吴中，若唐六如、文衡山乃至归熙甫，都与这一派有关系。而代表人物则如嘉定四先生，与这里所要谈的萧士玮都是。其文风虽近于公安竟陵，而造诣却超过公安竟陵。不过公安竟陵胆子较大，敢开风气，故文学史上姓名比较响亮。而这些“林下派”作家，则恬静自适，虽亦以吟啸山水为特色，却不用来自我标榜，故反不及三袁钟谭锋头之健。然而这一派作家中有一极大遗憾，即其中往往出现少数心术不正或意志不坚的人。在国家岌岌可危时，虽亦具有一副忧国忧民的面目，一旦遇到造次颠沛，就难免动摇起来。如阮大铖、钱谦益辈，都曾一度附庸风雅，钱牧斋尤为萧士玮所推重。惟萧士玮死得太早，不及见牧斋变节，泉下有知，当亦引为遗恨。总之，这一派确有其可取之处。那种孤高的风度，尤值得今人取法。盖此日竞逐于名利之场者多，读其书以观其人，足以儆世。窃以为作为“林下派”的文士，虽公安竟陵两派的人亦未必有此境界。即以李长蘅的《江南西湖卧游图题跋》而言，其格调殆远过于袁中郎，虽然他们所谈所写者都是湖山烟雨。当然我们的春浮园主人更是个中翘楚。

另外一派的文士，姑名之为“牢骚派”，大抵是及见明亡以后的作者。他们为人虽不必皆属于正统派，气节却更为突出，如陈子龙、王思任、张岱诸人皆属之。他们的诗文风格比较泼辣奔放，胆识过人，所谈所写的对象，人事往往多于自然。有的作者如张岱，且于传统的绳墨有所否定，而态度则比较积极。即使不敢放言匡复河山驱逐满人，而磊块不平慷慨磅礴的心胸则丝毫不容假借。至少不满意当时现状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这也就是比前一派人的作品来得淋漓痛快，更易博人同情的地方。其实前一派中也并非毫无心肝的人，不过他们貌为闲适，其内心的痛苦初不减于后者，特较后一派中人表现得较含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