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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H.库利（Charles H. Cooley, 1864—1929）

学术生平

查尔斯•H.库利1864年8月17日出生于密歇根的小镇安阿伯，并且几乎终生没有离开过那里。1887年，库利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文学学士学位，但由于患病、旅行等原因曾中断学业。库利在大学期间阅读了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后，于1890年回到密歇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其论文《迁移理论》是对人类生态学的开创性研究。库利于189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99年，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被任命为助理教授，1904年成为副教授，三年后成为教授。由于一直过着沉思的生活，库利的著述大部分来自他长期积累的笔记，因而进展缓慢。1902年他的《人性生活与社会秩序》发表，七年后姐妹篇《社会组织》出版，《社会过程》则到1918年才面世。库利早年关于社会生态学的论文以及晚年的一些著述被编入《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研究》，于1930年出版。1905年，库利参与组建美国社会学协会，并于1918年担任该协会主席。尽管库利曾接到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著名高校的任教邀请，但他从未离开过密歇根。杜威在密歇根大学执教时，对作为学生的库利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库利的“自我”观念受到詹姆斯心理学基本观点的启发，帕森斯认为：“库利主要的理论参照点是威廉•詹姆斯的思想。”库利对“镜中我”理论、“初级群体”概念等的论述直接影响了米德，他的传播技术主义观念又影响了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他的传播观念亦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代表，因此库利被认为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在社会学领域，库利被看做美国五位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库利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人性生活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和《社会过程》（1918）。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镜中我”是库利学说中最为著名的概念。库利认为自我与社会是一对双胞胎，因此，自我与社会是他著作中的主要论题。库利平淡的生活与沉思的习惯使他对于自我、内化的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镜中我”理论直接体现了库利从人际传播角度出发对社会形成过程的理解与阐释。他和杜威一样，把传播看做社会形成的基础，认为社会的本质在于交流和互动。库利认为，社会的本质在于交流与互动是因为社会关系存在于人的交流中。“我”的特性使个体具有交流观念的能力。“镜中我”理论正是要回答“自我”的交流特性的问题。受到詹姆斯“自我”概念的影响，库利的“自我”也分为“纯我”和“社会的我”两部分，“镜中我”理论就是研究“社会的我”。人的社会性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交流由想象促成，人们彼此都是镜子，映照着对方，这就构成了人的社会自我。库利把社会过程的两个阶段置于同一意识之中，把自我看做他人对“我”的想象，而他人则是我对他的想象，即他人对我的反应和我对他人的反应是意识的相互作用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这种互相想象自我在他人意识中的形象的过程，指明了人际传播发生的机制。

库利把社会看做一个有机体，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交流建构了社会，因此他强调社会过程的联系性。库利不仅分析了微观层面的传播与人的关系，宏观社会与传播也是他思考的重点。库利认为社会是有机体，但他所说的有机体有别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库利的意思是社会是各种过程的复合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中每一部分的运作都彼此影响。“镜中我”表明个人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社会正是由无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建构而成的整体。库利反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传统以及孤立地看待社会，他强调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库利认为，社会过程是通过精神交流、语言及传播等多种方式发生的。由此可以看出，传播不仅是“自我”形成的基础，传播还建构了社会，社会有机体的形成在传播与互动中得以可能。这一观点，也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核心所在。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使库利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了“自我”与交流的关系。库利关注个体如何获得关于“我”的意识。库利认为，人类的进化过程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生物遗传，二是社会交流，后者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库利观察到传播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变得复杂，人的社会化程度更趋复杂，人的本能在交流行为中得以发展，因此，交流，或者说传播决定了“自我”。

初级群体是库利学说中的又一个重要概念。由于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建立，库利进一步论证了能够被称为社会有机体的社会组织，而“初级群体”（也称“首属群体”）就是个体与社会联结后的群体。所谓初级群体，是指成员间有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的群体。在初级群体中，与个人交往最密切的群体是家庭、儿童游戏群体和邻居。初级群体构成了人们最基础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使个体对于初级群体的生活具有认同感，初级群体也更可能培养传统社会田园式生活中的公民美德与自治。库利认为，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初级群体的观念会从家庭传播到区域共同体、国家和世界共同体。次级群体作为与初级群体相对的一个概念，则意味着非个人化的、契约式的、理性的社会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冷漠。显然，初级群体培育了人性中最基础的东西。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和他的老师杜威一样，进一步设想了现代民主社会形成的可能，认为初级群体所能培育的美德会从小群体传播到更大的共同体，整个社会的公众都具有初级群体中的热情与同情心，最终整个社会会达成民主与自治的目标。米德认为，库利的社会观念正是对他所隶属的美国共同体的写照，而且这个共同体被假定处于健康和正常的发展进程中。

库利还特别阐述了信息过程。库利认为社会是由行为者与亚群体之间的信息网组成的。信息过程，尤其是舆论的作用可以巩固社会的联合。库利把舆论看做有机的过程，是人们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产物。库利强调不同观点的交流，认为不同思想的交流会促使民主统一体得以形成。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库利对现代传播有乐观的结论。现代社会打破了传统社会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以后，初级群体关系被弱化，但库利认为，传播技术会进一步发展并使社会关系更为活跃。因此，库利将初级群体关系的弱化看做社会的进步，并认为传播技术作为社会形态变迁的动因，可能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库利是最先尝试解释传播媒介如何影响行为与文化的学者，也率先讨论了大众文化。库利在《社会组织》中写道：“传播历史是所有历史的根本。”传播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性变革都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世纪末起，传播技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库利认为媒介可以使社会有机团结在一起，传播技术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一点上他和杜威很相似，对于传播建构社会有机体或者说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都抱有乐观的态度。在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库利看到了传播手段的进步，认为进而可能将信息在受众中平等地传播，民主与社会能得到有机整合。媒介的传播也带来了新兴的大众文化，尽管库利也表达过他对大众文化造就的吵闹的时代的厌烦，但他仍然认为大众文化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大众文化的发展会相应地带来“社区精神”，最终使民主得以充分发展。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库利是美国早期五大社会学家中唯一对传播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将库利看做传播学奠基人有充足的理由。他的“镜中我”理论、“初级群体”概念不仅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播学研究也从中受益。传播是库利思考自我与社会的重要起点。切特罗姆在提及19世纪90年代对现代传播展开论述的三位重要美国理论家时，库利被置于首位。

库利是第一个定义了传播的学者，并且为传播学奠定了进化论思想的基础，对发展传播学有很大影响。库利将传播定义为“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心灵的所有象征符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即使是圈定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施拉姆也对库利的传播观念予以重视，在其《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他的定义。基于对现代传播前景的乐观预期，库利和帕克一样，将现代传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传播理解为解决美国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的方案。将传播置于自己理论体系的中心后，库利所提出的理论与相关概念对于现今传播学研究拓宽自身视野有着重要意义。

库利的“初级群体”概念对二级传播理论、创新扩散理论都有重要影响。库利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的“初级群体”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概念的理论活力重新闪现出来。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的伊里研究中论证了“意见领袖”的存在，“意见领袖”能够通过人际传播改变信息的流向与效果，这一传播过程被总结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重新发现了初级群体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初级群体发挥出来。类似的，在创新扩散理论中，对于新产品，总是有较早的使用者，在这批先驱之后，则有更多的人也采用新产品。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信息，但创新扩散的实现通常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库利的初级群体概念同样对创新扩散理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库利的传播思想成为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基石。库利强调人际互动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催生了他的“镜中我”“初级群体”等一系列概念与理论。他对人际传播过程的深刻阐述给人际传播这一领域带来重要影响和启发，也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考察社会时采取的视角，直接启发了符号互动论，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极具特色的人文视角。米德也从库利那里受益良多。库利的“自我”概念启发了米德关于主我、客我的分析。对于人的“自我”的分析过程，体现了库利的人本主义思想，其研究视角影响了米德对人的符号互动行为的分析。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也能看到库利思想的影子。同时，库利的思想也对他的老同学帕克产生了影响，库利对人际传播如何建构社会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帕克后来对“群体”的定义与阐释。他们都在密歇根接受了杜威关于共同体的论述，这种论述的影响深深地印刻在二者的所有理论中。

扩展阅读

原著

Charles Horton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hocken, 1964.参见中译本〔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Process, Carbondale: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6.参见中译本〔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洪小良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ger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9.

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30.